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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國策在中國實行了30多年以后，開始遭遇新難題：一些城市富人名人越生越多，即“超生新貴”出現了。在筆者看來，“超生新貴”的出現，意味著現行的計生政策對這個群體的生育欲望至少部分地失去了約束力———沒有了傳統單位的制約，社會撫養費等名義的經濟懲罰也失靈了，孩子上戶口與否更不成為問題。
“超生新貴”們所挑戰的，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所以，有關職能部分必須承擔起責任
，使其產生的負面作用減少到最低。而這里關鍵的問題是，在一個公共政策對于某個群體幾乎失靈的情況下，職能部門又如何來實現政策的效益？
政治學者葉海卡·德羅爾從“政策無能”的角度對公共政策失靈進行過分析，提出政策無能包括兩種情形：其一，不能滿足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的要求；其二，政策質量低下。
從“超生新貴”的現象來看，政策制定顯然不是主要原因。計劃生育國策在中國的實踐可以有效說明這一點。正因此，職能部門不妨在政策執行上多下功夫。應當認識到，公共政策的執行，常常是有彈性空間的，特別是計劃生育這種個人價值判斷容易產生不同意見的政策領域。在是與非，白與黑界限模糊的地段，政策執行的力度容易受到影響，執行效果往往打折。從這個角度看，計劃生育國策對于城市富人名人的“失靈”，很重要的原因是執行并不到位。
（見本報第6版）
《市場報》 (2005年11月11日 第八版)
作者：汪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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