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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價值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01日 21:43 CCTV經濟半小時

　　(徽學研究論文作者：劉伯山)

　　位于黃山腳下，與黃山神奇的自然山水內在發生、并存、關聯的徽州文化，是我國極具特色、深切透露了東方之謎、全息包容著中國封建社會民間經濟與文化社會之內容的地方文化，其輝煌性、典型性，獨具的特色和重要的地位，激起了一門專門的學問對其展開研究，形成了"徽學"。它一開始就是作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在今天，更是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日益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作為了中國并列敦煌學和藏學的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學之一。

　　筆者是主徽學就是關于徽州歷史文化及其發展的學問說的。(1)徽學研究盡管目前在國內外學術文化界已是十分火紅，然對什么是徽州文化？對其研究有何學術價值？學術界目前還缺乏整體系統、清晰結構的認識和研究。本文旨在此方面點工作，企以提出一個框架輪廓的初步意見，拋磚引玉。　一、徽州文化的界定要研究徽州文化，首先就要有對徽州文化較為清晰的界定。對此，可以說，學術界至今沒有統一的、明確論及的界說。據筆者理解，所謂徽州文化即是指發生與存在于歷史上徽州的以及由此發生輻射、影響于外的典型封建文化。如此定義，至少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限定：

　　其一，我們說的徽州文化是指歷史上徽州區劃范圍內的文化，其地理區域范圍包括當年徽州府所轄的六個縣，即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和婺源。

　　其二，徽州的歷史至少有五、六千年，其文化當然可歸為廣大的大徽州文化的范圍，但嚴格意義上的徽州文化，亦即今天我們在一般典型意義上所說的徽州文化概念，主要還是指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設了徽州府后才全面崛期，在明清達到鼎盛的文化，但這一文化與其早期發展及后期演變都有內在關聯。

　　其三，徽州文化不能僅僅指在徽州本土上存在的文化，亦咳包括由徽州而發生，由本籍包括寄籍、僑居外地的徽州人而創造從而輻射于外，影響于外的文化，這其中的關鍵是要有對徽州的強烈認同，如朱熹，盡管他生在福建，主要活動也在福建，但他祖籍在徽州，朱熹本人對徽州強烈認同，從來號稱"新安朱熹"等，同時，徽州人也更是強烈地認同朱子，視朱熹為徽州人的嬌傲，故其思想、學術活動亦可作為徽州文化的呢。

　　其四，這里所說的"文化"應是取其廣義的概念，不僅指學術理論、文化藝術，還包括商業經營、宗法倫理、精神信仰、風俗民情、文獻著作、社會經濟、土地制度、歷史人物等等。如此界定的徽州文化概念，實際是將徽州歷史文化作為了嚴格獨立的、多元的、系列的整體，既有顯明的地理空間和時間流程上的限定性，又有內容實質上的限定性，以及由此限定而本質包括的對自身限定的一體化超越，決定了徽學研究對象

　　。由此，筆者不會同意有人將徽學的研究對象僅僅限定為"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在徽州這個封閉、落后、貧窮的山區出現的一種具有豐富性、輝煌性、獨特性、典型性、全國性五大特點的徽州文化產生、繁榮、衰落的規律的學問。"(1)將宋之前及鴉片戰爭以后的徽州歷史文化斷然地割除在徽學研究之外，這里且不論期界定的內容是否準確──實際上，其中亦多有可商榷之外，僅其忘記了徽州文化當有其來源即生產的歷史條件基礎及以后的演變來說，就應是不夠完整的。歷史當是不能簡單、武斷地人為分割而將分割后的片斷獨立化成塊的。南宋至清末的徽州文化應是徽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或重點內容而不應是唯一內容。

　　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價值(2)(徽學研究論文作者：劉伯山)

　　徽州文化的來源當然，嚴格意義上的"徽州文化"概念與"徽州歷史文化"概念是不同的，后者的外延更為廣闊，而前者只是后者發展的一個階段。我們要清晰"徽州文化"的概念，了解徽州歷史文化的過去及未來的發展，十分重要。徽州歷史文化應是指所有發生、存在于徽州地域內的文化，它淵源流長，其發展至少經過了四個階段。

　　第一，早期江南越文化階段，時間當為從遠古至春秋戰國。徽州早期生活的是越人，越人一般是指那些善于使用"這種勞動工具的人的群體，他們是由華夏的炎黃族系和東夷的太少嗥族系中分離出來的，最初生活在黃河中下游一帶，后與炎黃、東夷部落爭斗，形成大小不一、互不相屬的"百越"部落。徽州大地上的越人是屬于哪一支越，目前還難考，但他們在徽州土地上生活并創造了文化這是肯定的。我們考察徽州歷史文化的發展就是把徽州歷史文化從母體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中分離出來。從目前我們已掌握的材料以及眾多徽州新石器時代遺址如新洲遺址、下馮塘遺址、桐子山遺址，特別是屯溪西郊挖掘出的七座跨度從西周到春秋的土墩墓的出土文物看，其時的徽州土地的文化既與中哦哦能干原地區或長江中上游的文化有聯系又有明顯區別，而倒與江南一片越地區的文化同體，且其文化發展水平明顯同步，如在徽州出土的大量幾何印紋硬陶，其所屬的部屬就應是古越族，而其上所發見的刻劃文字與符號，在江南地區其他遺跡的出土文物中同見，(2)據此，筆者稱這一時期徽州土的上的文化為早期江南越文化時期，這一時期的徽州的歷史文化還沒有呈現出從母體越文化系列上分離出來的特征，此為第一階段。

　　第二，山越文化階段，時間當為從戰國中后期至三國。徽州在秦之前一直沒有明確的行政設置，春秋之前，據屯溪西郊墓葬出土文物看，可能屬于一個獨立的越人族國"囝"國。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后，王剪開始率師定江南，降百越，大約在秦始皇三十年左右，在徽州設障郡，置黟歙二縣，以加強對徽州本土的越人及由東越和南越遷徙來的越人的統治。(3)徽州本處萬山峻嶺叢中，原生活在這里的越人本就是持而作，勞跡于山林；秦始皇統一中國，平定百越后，因害怕大越之民悍難制，又采取遷徙政策，"烏程、余杭、黟、歙、蕪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始皇刻石徙之。"(

　　1)那些被遷徙來的和不服被遷徙而逃竄至徽州來的越人， (2)因不堪和不服秦王朝的暴政，難以承受苛重的賦稅、徭役，于是憑借徽州山水的奇險多峻，紛紛入山為民，形成山越，構成一支相對獨立的與政權相抗拒的群體力量。 "山越亦越人，依山阻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3)這些山越人，長期與政權對抗，既不服統治，又經常出擾。有漢一代至三國，特別是孫吳，常舉兵平息山越暴亂，這其中最慘烈的平息是建安十六年(208年)孫權部將賀齊率兵的鎮壓，僅黟縣林歷山一戰，"凡斬首七千"。平息后，"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于始新，加偏將軍。"(4)既析分了徽州的行政區劃，有加強了軍事力量，強化統治與管理。嘉禾三年(23年)，孫權再拜諸葛各為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采取斷糧圍困的方法，逼迫山越人出山，化了整整三年，才完全平服徽州山越。此后，徽州山越人走上了一條與漢族融合的道路。但正是從戰國至三國這五百年的時間里，北方中原一帶的經濟文化已快速發展。戰國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作為中國文化主體的儒家文化，這一時期已經歷了孔孟經典階段和董仲舒神學階段兩個重要階段，封建統治的意識形態成熟；農業與手工業大步發展，灌溉技術和鐵農具制造與使用等都居世界領先水平。而這時的徽州，由于山越人一味地遁跡于山林，長期疲勞與政權的對抗，自我封閉，"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5)缺乏與外界正常良性的交往與聯系，經濟與文化發展停滯，習俗保留傳統， "椎鳥語"、"志勇好斗"；生活方式，聚族就坑臨，著麻著葛居欄；生產方式，特而作，刀耕火種，取給山林，烙有很深的半原始社會叢林經濟與文化的痕跡。因此，這一時期實際是徽州經濟文化社會發展明顯地落后和倒退于中原整個民族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時期，徽州的歷史文化開始呈現出從母體中分離出來并相對獨立發展的品格，筆者稱之為山越文化階段。

　　第三，新安文化階段，時間當為從東漢末年至南宋。這是徽州社會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時期。東漢末年以后，中原一帶戰亂頻仍，總原居黃河中下游一帶許多名門望族、土宦人家、平民百姓為避戰禍，紛紛年遷。徽州位居江南，處"萬山叢中"，自成一統，山水秀麗，如世外桃源，于是，許多年遷的中原人或逾白際山。或逆新安水，或沿閶江進入徽州，擇地定居。也有在徽州為官者，或偶游徽州者，迷戀山水，遂作定居。如徽州望族方姓，就是漢司馬方因王莽篡漢，為避禍由河南固始遷居歙縣東鄉的；汪姓是東漢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漢龍驤將軍汪文和為避亂渡江南，孫策表授會稽令，遂安家于歙；余姓是在西晉永嘉間遷居歙；程姓是程元潭東晉初年出任新安太守因居于歙；黃姓是東晉初遷居歙之黃墩，黃墩之名也由是改；鄭姓是西晉永嘉元年鄭癢從滎陽渡江，居丹陽陵，傳至鄭思再遷歙縣北鄉；戴姓是在唐末遷歙之黃墩；陳姓是陳禧為避黃巢起義而遷居徽州。縱觀徽州歷史上的移民情況，東漢未年以后，至少有三次遷居高潮，即魏晉時期的"永嘉之亂"，唐未的黃巢起義，兩宋時期的"靖康南渡"，這其中尤以黃巢之亂為著，一次就遷居來近二十個姓族。大量北方漢人的遷入，結果，其一是改變與整合了徽州的人口機構。

　　據史料記載，隋大業五年(六0四年)徽州戶數為6164戶(1)，至唐天寶年間猛增至38330戶(2)，增加六倍；唐元和年間(八0六一八二0年)有記載戶數16754戶，至宋初增至51763戶，這其中主戶48560戶，客戶3203戶(3)，增長為三倍。這些新增人口都為遷居來的北方漢人，他們充分地與山越土著人融合，至少是到宋時，山越族就再也不見文字記載。(4)其二是引進了北方相對發達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手工業技術,從而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徽州的經濟社會結構。如北方發達的農業灌溉技術與徽州山區經濟的結合，就使得古徽州水利工程"以塘為主"，極具地方特色。徽州鮑氏家族是在西晉太康年間(二八0一二九0年)由青州遷新安的，至少是在東晉咸和末年(三三0年左右)該族就曾開筑了"鮑南"，這是徽州豪族開發農業，興修水利工程的較早例證。(5)梁大通元年(五二七年)由南陽遷來任新安內史的呂文達在歙縣修筑了呂，可灌田萬畝；梁中大通元年(五二九年)黟人胡明星在黟縣開鑿槐渠可灌田千頃等。與此同時，適應山區特點的農技改良也在進行，徽州任姓是梁天梁年間(五0二一五一九年)任出任新安太守，"嘗行春，愛富資山水之勝，遂家。"(6)任的一大政績就是他在新安推廣種植"桃花米"；至梁末，豪強程靈洗"性好播植，躬耕稼，別水陸所宜，刈獲早晚，雖老農不及。"(7)昔時的"刀耕火種"漸轉為深耕細作，山間盆地不斷開懇，山場逐漸開發。至于手工業，唐末由河北易水因避戰亂而舉家遷逃至徽州的制墨名家奚超父子研制了徽墨就是典型。其三是帶來了發達的中原文化，從而沖擊、整合了徽州的山越文化。

　　這一過程甚至可追到山越時代。據《后漢書.李忠傳》記："建武六年(三0年)，(忠)遷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于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8)這里的丹陽當包括徽州在內。之后的中原各大姓大族的遷居，由于這些人多為"中原衣冠"，名門土族，倍受教育，有的本就是宿儒教授，他們在徽州除了一方面守宗誼，嚴守譜系，完善徽州的宗法文化外，另一方面，就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徽州傳播教化著發達的儒家文化，敦進儒學文禮，如徽州謝氏"先祖從晉元帝渡江而南，謝安之十三世孫謝杰仕隋，為歙州教授，由會稽而歙；(9)徽州洪姓始遷祖洪經綸：淮陽人，唐天寶六年進士，為宣歙觀察使......稍暇與士人講論，為歙宣文學首倡"，后遷居婺源官源(10)等等。于是，人口的、經濟的和文化的這三大過程性的整合與變化，就使徽州社會進入了一個告別半原始社會形態的山越叢林社會而直接進入了封建社會的封建化時期，時間長大一千多年。由于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已設新安郡，故筆者稱此為新安文化階段。第四、徽州文化階段，時間從南宋到本世紀八十年代。

　　新安在唐朝曾改歙州，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又改歙州為徽州，領歙縣、休寧、祁門、婺源、績溪、黟縣六縣，一直到本世紀。公元1132年，南宋王朝由于北方金人的不斷南侵，不得不遷都江南臨安，從此，整個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移向江南。徽州由于緊靠臨安，一千多年的新安文化發展又使它積蓄了力量，于是一旦切合民族文化中心大轉移的契機，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經濟和文化全面崛起，至明清而鼎盛，產生并形成了我們今天在一般意義和典型意義上所說的徽州文化，獨領風騷達七、八百年。具體說來，典型意義上的徽州文化之所以在南宋以后能夠切合民族文化大中心轉移的契機而得一崛起，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決定因素與標志：

　　其一、一千年多的新安時代所進行的徽州社會由山越的半原始社會向典型封建社會的跳躍性轉化，這一過程，到了唐末之后至南宋時，已徹底完成，土著的山越人早已徹底被北方的封建漢人而整合，徽州人于是徹底地都是了"封建人"；半原始的叢林經濟被發達的農業經濟改造，已使徽州經濟發展為較成熟的山區農業經濟(封建經濟本身就是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為體)；文化上的土著越人文化已難見留存，封建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在徽州已成熟。于是，這種社會發展由半原始社會和向典型封建社會過渡的快值發展速度乃保持著強大慣性，由是決定了當時的徽州能夠快速并有效地切合民族社會文化中心大轉移的有力時機而全面發展；由是決定了以封建性為根本及體現封建文化發展時代最為典型的徽州文化得以形成。

　　其二，新安時代的由外地向徽州的移民，到了唐末特別是至宋靖南渡后，趨達飽和，由是，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開始呈露，由徽州本土再向外移民過程──通過科舉和經商──已開始，這些都決定了以后徽州文化發展的特點。

　　其三，南宋以后，徽州人重儒、重教、重文的風氣已徹底形成，宋淳熙羅愿的《新安志》記："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興則名臣輩出。"(1)元代休寧學者找亦記："新安自南遷后，人物之多，文學之盛，稱于天下。當其時，自井、田野以至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 故四方謂東南鄒魯。其成德達材之出為世用者，代有人。"(2)

　　其四，南宋時，作為了徽州文化之內核的程朱理學已形成，徽州是"程朱闕里"，是其發祥地。作為徽州府的設定是公元1121年，宋王室遷都臨安的時間是1132年，而作為程朱理學集大成的朱熹是生于1130年，卒于1200年，這些都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必然。徽州文化原本就是在朱子之學的內在影響和決定下形成并發展的。據此而論，我們說典型意義上的徽州文化當是在南宋以后開始崛起，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與現實根據的。

　　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價值(3)(徽學研究論文作者：劉伯山)

　　徽州文化的基本內容徽州文化在南宋崛起之后，經元時的發展，至明清，其發展已達到充分化，體系完善系統，內容深刻先進，特點鮮明典型，其輝煌性、豐富性，至少是表現在：　其一，南宋以后，徽州人幾乎是在文化的所有領域都有突出的貢獻，在文化的許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創造與發展，以至形成了各自有著自己風格與特點的流派。如商業經營上有著名的徽商(后文在述)。

　　哲學上有新安理學，它亦即朱子之學，其開山祖即朱熹本人，主要代表人物有婺源的程洵、休寧的程永奇、汪莘及程大昌等，淵源流長， "在明清，朱子之學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惟新安之士為然。"(3)考據學上有徽派樸學亦即江戴樸學(江即江永，婺源人；戴即戴震，屯溪人)，它作為乾嘉學派中的皖派，影響極大，清江藩評價說："三惠之學興于吳，江永、戴震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1)繪畫上有新安畫派，歙縣江韜(即浙江)被認為是其祖師，近代有歙人黃賓虹等。據有人統計，從明朝萬歷年間到清乾隆年間的不到二百年時間里，徽州共出屬新安畫派的大畫家六十多人，其中的名家、大家的水平，按黃賓虹的評定，當"均在江浙之上"，可想影響之大。(2)篆刻上有徽派篆刻，它興盛于明清，著名代表人有何震、黃仕陵等，據馮承輝編纂的《印識》記，僅明代一代，全國有篆刻家一百九十余人，其中僅徽州的歙縣、休寧兩地就占三十五人，清代更多。(3)刻書上有徽派刻書，它始于南宋，興于明清，在我國雕版印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明清"時人有刻，必求歙工"， (4)徽刻儼然與常(州)刻、蘇(州)刻齊名為當時全國三大刻。版畫上有徽派版畫，它在中國美術史上獨樹一幟。明代萬歷年間有"無據不圖"，"刻圖必求歙工，歙工首推黃氏"之說。據統計，從明代萬歷到清初的一百多年時間里，僅歙縣虬村一村黃姓以版畫為業者就達一百多人。(5)戲曲上有徽劇，它是京劇的前身，清乾隆年間，曾出現"四大徽班進京"，名噪一時，代了道光年間，北京則是"戲莊演劇必徽班。"(6)建筑上有徽派建筑，為中國建筑史上一絕。醫學上，有極負盛名的新安醫學，為我國醫學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有人統計，從東晉到清末，徽州僅有史料可查的名醫就有668人，有225人撰寫了461部醫著，其中明清兩代有名醫605人，有245人撰寫了445部醫著，在中國醫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7)棋藝上，名清時期曾風行過圍棋界的"新安派"，并列一當時的"永嘉派"和"京師派"，其中，歙縣人程汝亮曾被王世貞在(弈旨》一書中列四?quot;明代第一品"中一人，而歙縣人程蘭如則被稱為是與范西屏、施定庵、梁魏今齊名的盛清四大國手。(8)徽州的傳統工藝更是蜚名于外，涉及各個領域。文房四寶藝術，徽州占有正宗兩寶，即徽墨、歙硯，還包括澄心堂紙、汪伯立筆；飲食烹調上，有著名的徽菜，它精選料，重色、重油、重火功，為全國八大菜系之一；雕刻工藝上，除上述版畫等外，還有著名的徽派磚雕、木雕、石雕，并稱"徽州"三雕。此外，我們還有徽派盆景、徽漆及各種竹、木編織工藝等等。這些流派和學派都不是后人追封的，而是在各個當時的時代就已被公認，是歷史確認了的，它們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當時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在這些領域里的精萃，曾各領風騷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

　　其二，在文化發展的有些領域，徽州或許尚未形成具有自己的派別，卻也出現了一批著名學者和杰出人物。自然科學界，它當然不能有什么流派，但徽州即是群星燦爛。

　　如數學上出了一位大師屯溪人程大位(1533-1606年)，他著有《算法統宗》十四卷，最大貢獻是將數學從籌碼記數發展為珠算計數，確定了珠盤式并完善了珠盤口訣，在國內外醫學極大。

　　有清代著名數學家歙縣人汪萊(1768-1813年)，他著有《衡齋算學》七卷，在割圓術、級數、方程式論等方面有獨到貢獻。物理學上出現了一位大物理學家歙縣人鄭復光(1780-約1862年)，他精通數學、物理和機械制造，特別是在光學上貢獻最大，著有《鏡鏡冷癡》五卷，專論光學原理和光學儀器制造，是我國當時最主要的一部光學著作。工程建筑上有近代著名鐵路工程專家、中國鐵路事業的創始人婺源人詹天佑(1861-1919年)， 1905-1909年他主持建造了中國第一條自己設計自己施工的鐵路───京張鐵路等等。據不完全統計，從春秋戰國到辛亥革命，安徽省共出了二百九十七個有重大貢獻的自然科學人才，其中，徽州就占一百一十四人，研究涉及的面幾乎是自然科學所有領域，以至有人說，一部徽州自然科學史也就是一部安徽自然科學史。(1)徽州的詩詞文學，雖然難以斷他存在一個流派，但至少是存在一個龐大的群體，影響很大。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大詩人、大文學家，其古詩在南宋堪稱第一，(2)傳世的就至少有1200余首。祁門人方回(1227-1307)的詞風、思想與辛棄疾相近。休寧人程敏政(1444-1499)年為倡導"載道"，風格近似明文學"前七子"。歙縣人汪道昆(1525-1593)不僅官居顯位，且其文學造詣頗深，被譽為是明中期文學復古派"后五子"中道德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特別是在布衣詩上，王士楨曾記："論明布衣詩，極推吳非熊、程孟陽，海內莫不聞兩先生皆新安產也"(3)。在清一代270余年間，徽州至少可稱得上詞人的就有二百多，詞萬首，如歙縣人凌延(1752-1808年)為乾隆進士，他本人不僅是清代著名經學家和音律學家，且他的詞僅葉慕綽編選的《全清詞抄》中就選有幾十首。不僅如此，徽州還特別出了不少女詩詞人，如筆者所藏的一份棉紙回文詩，就是一位典型的徽商婦思夫悌獨教子頌德而創作的佳品。在其他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是歙縣人王茂蔭(1798-1865年)，他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理財家和經濟思想史專家；休寧人朱升(1299-1370年)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經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戰略思想家，1337年他曾進言朱元璋"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對朱明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徽州區人羅愿(1136-1184年)南宋時就著有《新安志》；歙縣人程瑤田(1725-1814年)被譽為是清一代一代通儒，不僅在樸學上齊輩戴震，且在天文、地理、生物、水利、兵器、農器等領域頗有建樹；黟縣人俞正(1775-1840年)是清朝著名的經學家和史學家；績溪人胡培(1782-1849年)是著?quot;三胡禮學"創始人之一；戲曲家有目連戲集大成者祁門人鄭之2珍(1518-1595年，有明代著名戲曲家休寧人汪延(1573-1619年)，其作品博采眾家之長，獨樹一幟，同時，他還是一位圍棋理論家，著有《坐隱老人弈藪》一卷和《坐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5卷；樂律界除江永、戴震有重大貢獻外，近代有著名革命音樂家張曙(1909-1938的)等；教育學界有當代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歙縣人陶行知(1891-1964年)；績溪人胡適(1891-1962年)是當代文化巨子；等等。這些人都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過突出貢獻，其學子思想，都不僅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內容。

　　其三，除上述二方面外，徽州文化的內容還內在包括受上述因素及地理因素影響，由徽州社會自然衍生和客觀形成的一些獨特文化現象。如徽州是一個典型的契約社會，至今乃完好地保存的古代民間契約至少就有數十萬份，早的是宋代的，明清最著，內容涉及土地山場房屋池塘買賣、租佃雇傭關系的成約、過繼入贅關系的成約、商業資本籌集的成約等等。如此契約社會現象是徽州獨有或最典型的，它透露著很深層次的徽州社會及人際關系的理性成份。再如徽州的宗法制度與宗族文化，其典型性和獨特性亦極顯著。徽州人由移民而來，聚族而居，休寧人趙吉士曾言："新安有數十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家，不動一；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雖數十世未改，而宵小不敢肆焉。"(1)敬宗重族，強化修譜，謂之："夫人之一生莫大乎綱常之事，綱常之大莫過于譜諜。""三代不修譜，則為不孝"(2)等。還有徽州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土地佃仆關系、徽州人的意識與價值觀念、徽州的風俗與信仰、徽州的圖騰崇拜、徽州的城池設計及村落布局、徽州的風水禮學、徽州方言現象、徽州棚民現象等，這些都是徽州特有或表現極為典型、極具特色的文化現象，也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

　　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價值(4)(徽學研究論文作者：劉伯山)

　　--徽州文化興盛的原因徽州文化當年能如此繁榮，并保持幾百年不衰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有著十分堅實的基礎和內在的原因。

　　首先是經濟基礎，這就是徽商。徽商是徽籍人商幫，它當年是逼出來的。徽州介于萬山叢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田少地瘠，"即富者無可耕之田"，"田瘠確，所產至薄，...... 視他郡農力過倍，而所如當其半。有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大都計一歲所入，不能支至一。"(3)糧食從來不能自給，所需糧食皆"仰四方之來"。特別是到了唐宋以后， "黃巢之亂"和"靖康之亂"連續兩度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當時的徽州耕地狀況和生產力水平，幾是達到飽和，于是民眾生存空間更小，徽民們"非經營四方，絕無生治策。"(4)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農，徽民寄命于商。"(5)正所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徽商遂在南宋時開始形成。當然，徽商的形成還內在地與徽州本土山經濟結構和以新安江為主干流的縱橫便利水系有關，山經濟結構本身的盈缺待補的不平衡性，內在需求以流通與交流來獲得平衡，滿足徽民的基本需求；發達的水系又帶來運輸的便利，使地處避野山區的徽州的商品流通得以最為經濟的實現。(6)但早期的徽商還是一種簡單的以徽州山林盛產的茶、木、瓷土等換取徽州所需的糧、布、鹽等的缺盈互補貿易，到明以后徽商才得到大發展，不再局限于以徽州為中心的販買販賣，而是面向全國，經營規模也越來越大，經濟之道走向成熟，成為中國商界一支勁旅，清時，則又躍為中國十大商幫中居首之幫，這其中尤以鹽商、木商、茶商、典當四項為最盛，足跡遍及全國，遠涉海外，正所謂"鉆天洞庭遍地徽"，影響極大，以至有"無徽不成鎮"之諺。從徽商的賈道特點來看，徽商作為當時中國一代儒商，其"賈而好儒"，注重儒結合，賈仕結合，恪守賈道，營利甚巨，"百萬上賈者眾，而、三十萬中賈者不計其數"，所賺的錢，

　　-----一是擴大再生產；而是報效朝廷、賑災救濟；

　　---- 三是滿足自己的奢侈消費；

　　四是弄文附雅，宿養文士，建會館、辦文會、興詩社、蓄戲班、印圖書、藏書史、筑園林等；　五是發展教育，以"富而教不可緩，徒積貲財何益乎。"(7)的思想意識，延師課子，加強對子弟培養，輸金資助，置學田和義田，辦族學，建書院，資府縣學等；

　　六是輸入故里，修橋補路、興建土木、撰文修譜等。這后面的幾項工作的開展就在客觀上為徽州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后盾。

　　其而，是徽州文風與教育的基礎。徽州歷史上文風昌盛，教育發達，府縣學、書院、社學、私塾、文會極為昌盛。如書院，據有人統計，自宋至清，徽州六縣共建書院、精舍、書屋、書堂等共260多所，其中，宋代11所，元代21所，其余皆明清(1)；社學，明洪武八年(1357年)正月詔書天下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是年徽州六邑有社學462所，(2)康熙時，則達562所。(3)私塾更是林立。"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師。""十戶之村，無廢誦讀"，就是當時徽州文化昌盛的寫照。于是教育發達，人才也就輩出。據統計，明清兩代科舉及第者，僅徽州本籍就有舉人996人；中進士者，僅徽州本籍，宋代624人，明代392名(占明代全國進士總數的1. 55%)，清代226名(占清代全國進士總數的0.86%)；(4)再加上寄籍外地的一起，則就多得驚人。狀元也很多，如僅清代，本籍家寄籍合計17人，占全國總數的14.9%，(5)僅次于蘇州府，全國名列第二。人才的輩出，以致徽州歷史上有"同胞翰林"、"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一科同郡兩元者"等之說。發達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繁榮的溫床。其三。是程朱理學的影響。徽州號稱東南鄒魯，?quot;程朱里"，程朱理學的發祥地。作為程朱理學的創始人程顥、程頤祖籍歙縣黃墩，集大成者亦即最后的形成者朱熹則是典型的徽州人。據筆者所擁有的雍正《程朱里志》記："程朱之學大明于天下，天下之學宮莫不崇祀之，則獨吾歙。......朱學原本二程，二程與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有歙黃墩徙，故稱程朱里。 ""程朱三夫子，一自婺入閩，一自中山徙洛，其先世出歙之黃墩，"(6)特別是朱熹的思想，對徽州的影響至深。朱熹與徽州存在內在的雙向認同。朱熹本人就從來號稱"新安朱熹"，雖然他是出生在福建，然他強烈認同徽州，兩次回徽省墓皆講學授徙，論定高足者至少有12人。在徽州，朱熹為其朱氏及他姓，撰源考、作譜序、題牌扁、留詩局等等，文跡甚眾，留墨甚多，如筆者家就收藏有一塊較大的朱子當年題寫有"鳶飛魚躍"的牌刻，彌足珍貴。同時，徽州人對朱熹更是強烈認同，引以自豪，內在自覺地接受朱子思想的影響，"一以郡先師朱子為歸"。正如清休寧《茗洲吳氏家典》中所云："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宜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傳子若孫也。"(7)徽商建立在全國各地的會館皆崇祀朱子。于是，朱子的思想，程朱理學的教訓，不僅深深影響徽州入仕、如學、入賈之人，也深入民眾意識，使徽州構成儒家思想進而兼容著佛道思想的厚重沉淀區，使封建化程度在徽州尤為甚重。這些都內在深沉地左右和指導著徽州文化的發展，使朱子之學成為了徽州文化發展的強大思想意識上的支柱，構成徽州文化之內核。

　　其四，除上述三點外，徽州文化所能突出個性和特色的地方，還是第一，內在接受著徽州獨特的地理環境、山水資源情況的規限與影響；第二，內在深刻地接受著徽州移民社會和文化性質的決定與影響；　　第三，同步發生于涉地、雙向作用地接受徽州文化本身存在與發展過程之決定和影響，其中存在地緣、地理文化決定性，文化發生的邊界、前提條件決定性和文化整體系統內部的協同影響性等諸方面決定因素。

　　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價值(4)(徽學研究論文作者：劉伯山)

　　徽州文化的本質及其歷史地位徽州文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后期，封建政權、思想、文化充分高度集權和加強一體化時期形成并獲得極大繁榮的區域文化，封建性應是它的本質屬性。座位徽州文化基礎之一的徽商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封建商幫，賈儒結合、賈仕(官商)結合、重親誼、重鄉誼等都是其封建性的具體表現；古徽州教育更是一種封建教育，其教材的選定、教程的安排、教授的形式、教授的目的等無不內在體現中國封建社會的內容和要求；更主要是，作為徽州文化指導思想和內核的程朱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其一切都是在維護和辨護于中國封建社會。也由于徽州維護的封建性本質，因此，當歷史的腳步發展到近代，隨著中國封建忽視的結束，徽州文化隨之一體化般地衰退了，輝煌屬于過去。然而，曾保持興盛幾百年的徽州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是有其獨特、重要的歷史地位的。五千年傳統的中華民族文化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中國封建文化，而中國封建社會在進入了南宋以后，開始處在后期，徽州文化正是在這一時期簽名崛起并繁榮，它的全面性、豐富性、輝煌性使之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典型縮影，同時又由于徽州文化的獨特性、典型性、全國影響性，又使之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典型縮影，從而確定了它典型代表和標本的地位。中國封建哲學意識形態文化發展的基本線索及其在晚期以后與徽州哲學意識發展基本線索的內在對應情況能很好地證明這點。中國封建哲學意識形態一直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而儒家文化的發展又是經過幾個階段的。隨初是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經典入家階段，建立的是以"仁"為核心，達"禮"為目的的思想體系，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這一理論很快得到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青睞。到漢武帝時，董仲舒提?quot;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式確定了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封建文化的核心地位，同時，董仲舒又將孔孟思想加以極端和神學化，以天命論形式改造孔孟儒學，建立"天命論"儒學，提出"三綱五常"，強調"天不變，道亦不變。"此為第而極端。到了兩宋，由于社會的進步，特別是"佛教興，而中國哲學一時退處于無權；然其中固不乏獨至之處。宋學興乃即以是為憑籍，以與佛學相抗焉"。(1)天命論形式的儒學日益顯示其不足，于是理學興起，將儒學理論化、哲學化，從而建立更系統、嚴謹的體系，程顥、程頤是理學體系的形成者，朱熹是集大成者，構成儒家文化發展的第三階段。理學之后則是儒家文化的衰退，特別是到了明清以后，啟蒙思潮、反理學思潮出現，形成了儒家文化發展的第四階段，這一階段長達幾百年，其中又分為兩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早期啟蒙運動時期，其特點是披著封建文化的外衣反儒學、反封建；

　　第二個時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其特點是明確提出"打倒孔家店"，接受科學與民主，提倡新文化。上述基本線索，從理學階段開始就與徽州結下不解之緣。

　　首先是理學，且不說作為創始人的程顥、程頤祖籍歙縣篁墩，朱熹祖籍婺源，程朱理學在徽州也影響至深，其中仿佛存在某種內在聯系。徽州人研究理學，又形成了新安理學學派，它以維護、繼承、光大朱子之學為宗旨，"嚴尊師道，精悟師訓"，著述甚豐，源淵流長，影響甚大，代表了朱子理學的正宗，獨領風騷，既是作為程朱理學的典型投影更是作為了典型縮影。

　　其次是在早期啟蒙運動時期，徽州人披著封建維護文化的外衣反理學、反封建又在全國最為出色，這其中戴震是世人共識的早期啟蒙運動的一面大旗。段玉裁評論說：戴氏的學說"專與程朱為水火"， "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1)梁啟超評價說：戴氏"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quot;(2)認為這是"為八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革命"，是"發二千年所未發"。(3)孫叔先生則更是明確地指出："戴震是'五四'運動以前對封建禮教發起勇猛批判的第一人"。(4)

　　其三，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徽州人胡適是一大旗手。作為擁有三十多個博士頭銜，從小就接受徽州文化熏陶的胡適，在這一運動中，提倡文學改良，反八股文言；提倡中西文化結合，主張要接受西方文明；引入實用主義，倡導假設，小心求證"等等，這些思想及其實踐在當時以及在之后都深深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幾代人。胡適是世人公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重要、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可見，宋以后徽州哲學學術思想的發展是完整地、典型地體現和反映了晚期中國封建社會哲學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與內容。不僅如此，徽州文化的其他內容及徽州社會生活結構與方式也都是這樣那樣地在各自的領域成為中國后期封建文化形態在這些領域的典型投影和標本體現。例如徽商，它就是作為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商業發展及商幫形式的一個典型，其"賈而好儒"，賈仕結合，強化宗誼，重視教育的特點；采取走販、囤積、放債、壟斷的經營方式；精承管劉術，善于察低昂、權時予等等，無不從中透露了當時中國十大商幫的一般。

　　中華書局1995年出版的唐力行先生的專著《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就是以徽商為標本案例而展開剖析論述。再如，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的人論、社會生活結構關系等都是恪守程朱理學的教化，人們重忠、重孝、重義、重節等等，而這又恰是以徽州最為典型、顯著。僅以徽州婦女為例，受程頤"餓死事極少，失節事極大"說教影響，徽州婦女殉理學之道者全國最著，歙人趙吉土曾指出："新安節烈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5)民國修訂的《歙縣志》有十六本，其中《烈女傳》就有四大本；在徽州為節烈婦女樹立的牌坊也是最多的，從一坊一表到一坊幾表甚或一坊上萬表皆具，如清光緒三十一年，徽州府建了一?quot;孝節烈坊"，竟集中表彰全府孝貞節烈女性達六萬五千余人，甚稱一奇。至今，在徽州境內，留存的各種節烈牌坊還比比皆是，由此可窺見一斑。徽州是中國封建倫理教化最甚和最為典型的地區。正因為徽州文化及徽州社會是中國封建文化及封建社會一個典型代表和標本體現，由此，也就決定了它在中華民族文化歷史及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具有獨特和重要的地位。　　

　　-- 徽州文化研究的學術價值正因為徽州文化是一種積具典型性、輝煌性、豐富性的地方特色文化，因此，它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吸引了一大批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和研究，到了本世紀四、五十年代這種研究達到第一個高潮。八十年代后，以研究徽州歷史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徽學"概念廣泛傳播，人們已不再滿足對徽州向題的專題性研究，而是向科學化方向發展，原徽州地區(今黃山市)、合肥、蕪湖、上海、北京、杭州等地及海外許多國家都相繼成立了各種形式的有關徽學研究的組織機構，出了一大批成果，創辦了各種專門刊物，使徽學研究達到第二和高潮。九十年代后，徽學研究又踏上更高階段，特別在學術活動的開展和交流上日趨頻繁和深入， 1991年8月1日至6日，徽州師專、黃山文化書院、市徽學會在屯溪成功召開第二屆戴震學術思想研究會，會上，筆者曾提出要研究戴震與徽州文化的關系；1991年11月2日至5日，黃山文化書院、華東師大、上海市社科院、黃山市社聯在黃山市休寧縣齊云山賓館成功地召開了"大陸首屆胡適學術思想討論會"，會上提出了要研究胡適與徽州文化的關系。

　　之后幾年，國內、國際間的徽學學術活動的開展和交流日趨頻繁， 1993年8月4日至7日，黃山市社聯暨《徽州社會科學》編輯部、黃山文化學術交流中心在屯溪成功地召開了"全國元明清文學與徽州學討論會"；1993年10月，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安徽大學、黃山市社聯在黃山市召開首屆"全國徽學學術討論會"； 1994年11月，黃山市人民政府又會同安徽大學、安徽師范大學、安徽省新聞出版局、安徽省社科院、安徽省社聯等物家在黃山市召開首屆"國際會學學術討論會"，來自美國、日本、韓國及港臺、中國大陸代表90多人參加會議；1995年8月，黃山市社聯又與中國社科院徽學研究中心、安徽大學徽州學研究所在黃山市主辦召開了第二屆國際會學學術討論會，共有代表70人，其中日本、美國、韓國、香港的代表17人；同年10月，黃山市社聯又與上饒師專、江西教育學院、安徽省朱子學會(籌)、中華朱子研究會(籌)等單位合作，在黃山市又成功地召開了"國際朱子學術討論會"等等。徽學的研究得到大大的宣傳和深入，日本等國也都紛紛成立各種形式的徽學研究組織，韓國也于1993年后開始興起徽學的研究；來徽州研究、考察徽州文化的外國專家、學者沓至紛來，1996年一年，僅筆者所接待并與之展開形式交流的來自日本、韓國、美國、法國、意大利、新加坡的學者就有30余人。徽學是并列于敦煌學和藏學的中國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之一的認識已日益取得學術界、新聞界及社會的人同，徽學走向世界以成為國際性顯學已經成為大趨勢。所幸的是，九十年代后的這些有關徽學研究的系列活動，筆者都曾是最主要的倡起者和具體的籌劃、操作承擔者。在敘述了有關徽州文化的一些基本概況后，筆者認為有一個問題是必須回答的，者就是對徽州文化的研究究竟有何學術上的價值和意義？對此，筆者以為，至少存在以下四個方面的學術意義：

　　(一)、可籍一了解與弄清中國封建農村社會的真實情況。大家知道，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我們一般有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可讀，再加上各種宮廷文書、野史、逸文、雜記、筆記、小說等等，典籍浩如煙海，其可作歷史學研究的資料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難以媲美的。然而，史志官記述歷史，盡管多為公正或誠實，但多少帶有文飾或烙上個人主觀意見，且記述的亦多為上層社會大事、國家民族大事或地方區域大事，民間的、老百姓自己的事例則很少問及，正象我們今天到北京、西安去考察一樣，接觸的多為宮廷文化、仕宦文化、上層社會文化。即使是正直文人、學富五車的彥儒、文士記述、描述了下層社會的一些事件，也總難免愛中國傳統文化及封建社會價值觀念的內在不自覺的影響而存有偏見，或囿于一葉障目，于是，對反映作為一個世界農業大國的中國農村基層社會文化和現實的資料甚少，有則亦多有選擇和文飾，而這恰是徽州社會與文化的空間。徽州介于萬山叢中，如世外桃源，歷史上除太平軍亂外，少有戰禍，人文薈萃，文風昌盛，教育發達，素有"東南鄒魯"、"文禮之邦"、"文物之海"之譽稱，更加上徽州人由于文化素質較高，因此，文物、文化的保護、保存意識極強，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動，也有許多歷史文物資料保存、留存下來。目前，僅黃山市境內的徽州古代地面文物如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古橋、古塔等就留存有近5000多處，特別是徽州古代的大量文書的保留和發現，更稱為是世界一大奇跡。它目前已被各博物館、圖書館、大學、研究所收藏的就超過十萬件，五十年代當這些文書被大量發現時，曾被譽為是與甲骨文、漢簡、敦煌文書、故宮明清檔案等齊明的中國五大發現之一(1)，目前還散落在民間的未被發現的估計至少還有近十萬件，僅筆者收藏擁有的也該有千余件。這些徽州文書，如各種契約、譜諜、官書、家書、魚鱗圖冊等，上可溯至宋，下至解放初期，均屬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物資料，且絕大部分是徽州民間老百姓自己為自己各自切身利益等而實在真實地形成的，第一手性強，真實可靠性強，數量多，涉及面廣，內容豐富，研究它，可真實地了解和再現當時徽州農村社會的真實情況；這包括老百姓真實的生活、勞動、人際交往及社會結構、土地關系、商業經營、文化發展等情況；不僅有歷史文書、檔案資料，還具有幾乎保存原貌完好的村莊、存落、祠堂、房屋、原始物件及當事人的后代等，內容鮮活，因此，小說價值極高，意義重大。

　　(二)、具有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社會文化發展典型的標本研究價值。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長達幾千年，唐時達鼎盛，至兩宋以后，則開始進入后期階段；中國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的中心也隨著南宋王朝?quot;靖康之渡"而徹底移向江南，江南從此成為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文化社會發展的最為活躍、最具代表性地區。而徽州文化正是在南宋以后切合了整個中華民族經濟文化中心大轉移這一契機而全面崛起，明清時達到鼎盛的中國封建文化，內容廣博，全面系統，紛呈的學派、流派，各個都作為了中國封建后期文化在這些領域的典型代表，都具有標本性的意義。如上文所述的新安理學即如是。再如徽派樸學，它就是中國小說史上開一代小說時代的乾嘉學派中的皖派，在中國近三、四百年小說史上地位顯赫，不僅是當時獨領風騷，其影響還一直到"五?quot;新文化運動，至少是胡適深受影響，因此，研究徽派樸學極具中國近代小說思想特別是經學研究的典型標本研究價值。還如新安畫派，它也是作為了中國花藝術在發展代兩宋以后開始進入山水畫藝術全面發展階段的最高代表，研究新安畫派就可以標本性地研究了整個兩宋以后的整個畫發展，并且其師承和影響一直至今；等等，等等。所有說，進行徽學研究實際也就是進行著中國封建后期文化的典型標本研究，其個別中可透露一般，特殊中能反映普遍，學術價值極高。

　　(三)、徽學研究還具有地理文化單元的人類文化學研究價值。徽州地處皖南，毗鄰將浙，緯線范圍在北緯30線左右，自然環境神奇，境內既有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黃山及境色奇異的被人稱之為"尚待開發的黃山"自然保護區古牛降和清涼峰，還有全國道教名山齊云山、"幾百里山水畫廊"的新安水系等等，自然地理環境自成一統，相對獨立，"東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寒，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厄"(2)區域范圍只一萬多平方公里(指古徽六邑)，歷史上總人口充其量百萬人，然其卻孕育、衍生、發展出了極具特色且輝煌的文化現象，這些文化現象既有整體上的共性───包括與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相比的共性和針對自己統一性的共性，更極具地理區域上的個性；既映印包容了東方文化的一般，更呈現、蘊藏了徽州這一方山水、土地環境的個別，影響極大，特色鮮明。如徽派建筑藝術，其獨樹一幟的特色，就是內在地包容和照應了徽州地理環境、山水、資源、風俗及文化的特點；再如新安醫學、徽派盆景、徽州三雕藝術、徽州文房四寶藝術、徽漆、徽菜等，也都既具有在中華民族特色和東方色彩上的實用、審美的價值和意義，又是內在地與徽州地理環境及資源的條件相關聯，具有地理文化單元上的緣起發生和現象存在的意義等等。還有如徽州人和社會結構是"聚族而居"，因此，研究各個姓氏村落的演變、變遷及歷史發展情況，特別是研究不同姓氏家族及村落的相互交往、糾葛共存關系就特具有姓族聚落人類文化學研究價值。　總之，研究徽州這一方相對獨立的土地上諸多文化現象是究何形成、如何發展、內在關聯程度如何、何以衰落、未來有何走勢等問題，都應既是東方人類文化學、地緣與地理文化學的重要課題，與現實的切合性也極大，極具可供研究的魅力和意義。四、具有移民文化研究價值。徽州文化是一種移民文化，　這其一是表現在徽州社會、人口、文化的本身原就是由移民而形成，由此決定了其社會與文化的諸多現象和特點都深受移民問題決定、影響。如徽州文風昌盛、重儒及弟、重教育、重對子弟的培養、重"亢吾宗"等等思想意識及價值觀念的形成，就很受徽州人本為中原北方士大夫族、名門望族的移民，姓族中多有自己曾為顯赫家族的姓族記憶以時刻不忘再顯族輝煌的移民特性決定和影響；徽州的宗族文化、聚落文化、水口村莊布置等等，也都直接與移民問題關聯；特別是徽州的方言，至少是其語音的復雜性上，十里不同音，山南山北各方言，堪稱一奇，對其研究，亦稱世界性難題，究其原因，也多少與移民問題緊相關聯。

　　其二是表現在，徽州文化的昌盛與發展，本身還存在一個由徽州本土再向外移民的問題。徽州文化不僅包括本土的諸文化，更包括由本土而移出于外，影響于外，發揚發展于外，同時還是保存著自身頑強的同一性文化。如徽商，它就是徽州人出游外地的經商之幫。徽商雖遠離徽州本土走四方，聚居全國各地，但他們總不忘宗族，不失鄉誼，修譜收宗，建會館、聚同鄉，同祀朱子等，文化上保持頑強的同一性，構成獨特的移民現象。再如徽劇，它也主要是由僑居、寓居于外地主要是揚州、蘇州的徽州人倡興、扶持、鼓動發展起來的，也是一種典型的移民文化現象。其他還有如徽州園林藝術、建筑藝術、徽派刻書、徽派篆刻等，也多與移民問題有關。因此，筆者的觀點是，研究徽州問題，必須要時刻不忘它的移民性質，時刻不忘從移民學的角度來看待徽州問題，強化多角度、對思維的研究；同時，研究了徽州的移民文化，又可望從中獲尋有關，移民文化的一般與個別規律，構建中國封建社會的移民學。

　　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價值(注解)

　　① 關于徽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有多種說法，無確定定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 年第一期上曾發表了曹天生《本世紀以來國內徽學研究概述》一文，其中就例舉了數種。但在該文中，曹先生將筆者例定為是主徽學研究的對象為徽州的社會經濟史說的代表，這恐是對筆者的一個誤解。在此辯明。① 參見趙富華《論徽州學的研究對象和意義》載張脈賢、劉伯山、陳平民編《徽學研究論文集㈠》② 參見王業友《安徽屯溪發現的先秦刻劃文字或符號議》載《東南文化》1991年第二期③ 參見翟屯建《徽州先秦史初探》，載《徽學》第一期。

　　① 《越絕書.越絕外傳.吳地傳》② 參見施光明《論皖南山越》，載《安徽史學》1986年第四期。③ 《資治通鑒》卷五十六 ④ 《三國志》卷六十《吳書.賀齊》⑤ 《三國志》卷六十四《吳書.諸葛恪》① 《隋書.地理志》　② 《舊唐書.地理志》 ③ 《太平環寰宇記》 ④ 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⑤ 參見斯波義信《宋代徽州的地域開發》，載《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黃山書社。 ⑥ 程尚寬《新安名族志》 ⑦ 《新安志》卷六 ⑧ 《后漢書》卷二一。 ⑨ 《新安名族志》卷下 ⑩ 嘉靖《徽州府志》人物傳

　　① 淳熙《新安志》卷1 ② 趙《商山書院學田記》 ③ 道光：《休寧縣試》}

　　① 清江藩《漢學師承記》② 參見李明回《談新安畫派》，載《安徽文博》第四期 ③ 參見鄭清土《何震和徽派篆刻》，見《徽州學叢刊》創刊號 ④ 嘉靖《徽州府志》 ⑤ 參見周蕪《徽派版畫史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⑥ 道光《夢華瑣簿》 ⑦ 參見李濟仁、胡劍北《新安名醫志》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版 ⑧ 參見吳小汀《明清時期圍棋"新安派"初探》，載《徽學通訊》總第17、18期。

　　① 參見張秉倫《明清時期安徽的科學發展及其動因初析》，載《徽州學叢刊》創刊號，1985年。② 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五③ 《新安二布衣詩清稿本》現藏祁門縣博物館

　　①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一二 ② 祁門《武溪陳氏宗譜》，現藏筆者處。 ③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④ 許承饒《歙事閑譚》卷28 ⑤ 康熙《徽州府志》卷8 ⑥ 參見拙作《徽商概論》"徽商興起的原因。"載《黃山日報》1996年5月4日的天都版 ⑦ 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卷2

　　① 參見劉秉錚《徽州書院沿革述略》載《徽學研究論文集㈠》 ② 參見《徽州教育記》載《徽學通訊》第13-14期增刊。 ③ 康熙《徽州府志》卷7。 ④ 參見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第192頁 ⑤ 參見吳建華《清代徽州狀元》，載《徽學通訊》第13-14期增刊 ⑥ 雍正《程朱闕里志序》 ⑦ 清休寧《茗洲吾氏家典譜.序》

　　① 呂思勉《理學綱要》篇二《理學之原》

　　① 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七　②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③ 梁啟超《戴東原圖書館緣起》　④ 孫叔平《中國哲學史稿》　⑤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

　　① 參見《徽州千年契約文書》第一卷前言　② 道光《徽州府志》卷一，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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