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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輪經濟景氣周期始于2002年第四季度，從2003年央行121號文件收緊房地產信貸開始，經過長達兩年的宏觀調控，去年7月達到頂峰，之后進入了調整時期。隨著今年上半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一些不協調和矛盾現象，人們的議論又多了起來，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意見。有人認為，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處于最好的運行狀態，高增長，低通脹，投資過熱已經降溫，工業生產和出口貿易仍然保持高速增長態勢，消費物價穩定且在低位運行，現在的危險不是下降過快過大和出現通貨緊縮，而是防止過熱復發和投資反彈。與此相反，有的機構預測，
本輪經濟景氣周期從上升到下降的拐點早已出現，下滑之勢正在加速，未來3—6個月之內，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僅會下降到8％以下，而且會進入新的通貨緊縮狀態。
預言下半年經濟下滑和通貨緊縮，依據不足
從實體經濟的生產狀況來看，自從去年四月政府加強宏觀調控以來，特別是針對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今年繼續出臺了一些緊縮措施，經濟中的過熱現象已經暫時得到抑制，經濟增長已經越過景氣循環的高位，盡管過熱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是，產能利用率下降，其中，20％的行業下降過大；庫存水平和應收賬款增加，其中，1／3行業增加明顯；工業企業利潤率下降，從上年1—5月的43．7％下降到今年同期的15．8％，說明下行之勢已經形成。不過，預言下半年會出觀經濟增長大幅下降和通貨緊縮，似乎依據不足。中國的經濟運行和發展，問題不在今年，而在明、后年，更在長遠。
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來看，今年一季度投資增長較上年同期明顯回落。但第二季度又小幅回升，這與去年的基數有關，如果折成年率，增速并不算慢，且趨勢與去年先升后降相反。消費增長比較穩定，目前也沒有大起大落的條件。變化較大的是凈外部需求，去年上半年有68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今年同期則出現了396．5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已經超過去年全年319．8億美元順差的水平。如果匯率不做調整，這一趨勢不會發生多大變化，但全年不可能達到有人估計的800—1000億美元。因為，在匯率升值的預期下，有高報出口、提前結匯和低報進口、推遲付匯的臨時因素。如果運用支付法，按照三大需求的情況和國家統計局現在公布的ＧＤＰ增長額計算，或者凈出口的貢獻度超過44％，或者ＧＤＰ增長率遠在公布的數字以上。顯然，這是與上述關于增長趨緩的判斷相矛盾的。這—方面說明ＧＤＰ核算存在著明顯的無法解釋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預示著今年的經濟增長降幅不會太大。
從價格的變動趨勢來看，1－6月消費物價、零售物價、生產資料價格、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均比上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上漲，而5、6月份當月，上述主要價格均出現了環比下降而同比上升的態勢。由于夏糧豐收，權重較大的糧食和食品價格穩中趨降，但由于南方水災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今年的糧價走勢要到8、9月份秋糧上市時才能確定。由于市場供大于求的形勢未變，工業消費品價格下降的壓力大于上升，盡管家電等一小部分產品由于上游價格上漲的傳導效應出現變相上漲。預計下半年各地會出臺水、電、煤氣等公用事業和服務的調價措施。因此，今年既不會出現通貨緊縮，也不會有明顯的通脹壓力。目前，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一是匯率變動，二是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波動。這不僅會影響到今年的經濟走勢，而且會影響到明、后年的發展。（此文完成于7月20日，7月21日央行公布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編者注）
從就業和國際收支來看，不會發生趨勢性變化，失業問題依然嚴重，短期內不會緩解；盡管上半年貿易順差擴大，資本流入增幅減少，國際收支順差依舊，如果匯率不變，雙順差不會比上年減少，其利弊都非常明顯。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運行，今年不會出現什么大的問題，問題是明、后年的情況將會怎樣﹖既然減速趨降之勢已經形成，明年會不會下降過多過大﹖這與當前的體制調整和政策操作以及人們的預期有很大關系。如果按照目前的走勢繼續下去，明年有可能出現下降過多的問題。因為，雖然近幾個月貨幣供應量Ｍ2的增長保持在13—15％之間，六月末達到15．7％，但Ｍ1的增長只有11．3％，本外幣貸款的增速已經降至13．2％，銀行的審貸規模相當于過去的60％左右，其中，居民個人消費貸款全面收縮，6月末增加1193億元，同比少增1204億元，出現了松貨幣、緊貸款的情形。其原因在于貸款投放找不著目標和熱點，凡可以放貸的大都是緊縮的對象，于是大量資金進入貨幣市場尋找利差，使得上半年的貨幣市場出現繁榮景象。房貸新政的目的在于穩定房地產價格，二季度35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8％，比一季度回落1．8個百分點，漲幅仍不算小，但在實踐中我們看到了兩種現象，一方面一些地方仍在大上猛漲，今年農業用地轉建設用地的計劃是400萬畝，而各地申請的用地量超過了1200萬畝，另一方面又被不少人看作是打壓房地產。究竟情況如何，還得進一步觀察。從中國的情況來看，房地產是新的經濟增長點，且還有一個較長期的發展，但價格上漲過快必然形成泡沫，泡沫破滅就會出現大跌。這不僅會危及宏觀經濟穩定，而且對誰包括開發商、銀行、城市居民和進城農民工都沒有好處，且目前人們的預期是普遍看漲。一旦出現跌勢，問題可能就大了。所以，只要小幅慢漲就是好事。財政體制和財政政策在減免農業稅和增加農業支出上有所動作，在進出口稅收管理方面的靈活性也有所增強，但在關鍵的所得稅并軌和增值稅轉型上沒有什么進展，如果明年不能取得突破，形勢就有可能逆轉。
重估重商主義政策
如果說，今年中國經濟運行的問題不大，明年的問題不小，那么，長期的問題就更大。此語并非聳人聽聞，而是目前的現狀使然。現在，從政府到民間，從學界到業界，從高層到各部門，大家的眼球和精力都集中到了宏觀經濟波動之類的短期問題上，據筆者所知，還有很多機構正在準備加入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和炒作之列。但是，對于長期性和戰略性問題，很少有人關注。須知，戰略性失誤的損失是災難性的和無法挽回的，它對宏觀經濟的短期運行也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出現這種情況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一般來說，當一國資源尚未充分利用時，相對而言，宏觀問題比微觀問題更突出，但是，像現在這樣幾乎人人談宏觀，個個機構做預測的情況，的確不大正常。根源在于，在目前的體制條件和激勵約束下，這樣做的收益大于成本，花的力量不大，只要語出驚人，很容易炒熱炒紅，一可爭權，二可出名，三可取利，何樂而不為。而一些長期性和戰略性的大問題，要真正做好非得花大力氣不可，而做出來的東西又無人關注，無人賞識，或者束之高閣，或者變成廢紙，連個響聲都聽不到。然而，長期性和戰略性問題成堆，亟待研究，更需要早做安排，未雨綢繆。
從目前來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內需和外需、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關系問題。
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往往會低估本幣，引進外資，鼓勵出口，實行重商主義政策。中國20多年的實踐再一次證明，在發展過程的前期，重商主義政策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不僅小國如此，即使是像中國這一個具有10多億人口的大國，也不例外。否則，我們不可能取得改革開放25年來經濟和貿易年平均分別增長9．4％和18％的巨大成績。然而，長期持續地實施這一政策必然會走到反面，出現弊大于利的結果。
一是近十年來，我們不僅保持了儲蓄大于投資和出口大于進口的雙剩余格局，而且形成了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的態勢，帶來了匯率升值的巨大壓力。
二是貿易依存度去年已經超過了70％，出口依存度達到了36．9％，雖然由于匯率和ＧＤＰ核算等因素的作用，對此無法做出準確的判斷，但分子貿易以3倍30％：10％于分母ＧＤＰ的速度增長，則是不可持續的。
三是引資和出口的大量增加，增加了本已相當緊張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大了環境負擔，卻沒有帶來相應的福利增加。笆比娃娃的故事盡人皆知，我們再講一個童鞋的故事。據有關方面專門調查，中國生產的童鞋供應沃爾瑪，在美國的售價最低是14．99美元，最高是29．99美元，而中國的出廠價只有5美元，扣除各種成本，一雙鞋只能掙20美分。
四是外資獨資化的發展，與本地經濟不發生聯系，形成孤島經濟，從最低端進入，沒有技術轉移，沒有功能提升，沒有價值創造，正如商務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所稱，外商投資在促進了中國經濟貿易增長的同時，“帶來的結果是核心技術缺乏癥”。
五是加劇了貿易摩擦，惡化我國經濟貿易發展的國際環境。中歐紡織品貿易談判剛剛結束，在分享貿易合作的剩余中，中國所得的份額也比較小，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尚未解決，美參議院甚至通過議案，要求中國政府在6個月內使人民幣升值，否則將對中國產品加征27．5％的懲罰性關稅。美國的行為霸氣十足，不去調整和改變自己的經濟政策，反而向中國施壓，中國當然不能接受。然而，美中貿易逆差占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的1／4按照美國的統計—1／6按照中國的統計，冷靜地看待我們的情況，是否也有授人以柄之嫌。發達國家祭起貿易保護的大旗，與我貿易摩擦不斷，發展中國家也成為對我發起貿易摩擦的主體，今年一季度針對我國的6起貿易救濟措施調查，有5起是發展中國家發起的。雖然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有大量逆差，在國際貿易中大家都是民族國家利益至上，沒有什么國際主義可言，但中國出口的高速增長，是否也有點與窮兄弟爭飯吃的味道。一般商品的貿易摩擦不斷，我們還可應對，如這次紡織品貿易爭端中針鋒相對地采取某些保護措施，而知識產權的貿易摩擦，我們往往無還手之力，僅一季度美國就對我發起了4起337調查，涉案金額超過60多億美元。有人說，中國貿易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外資企業的貢獻，事實確是如此，加工貿易早已超過了一般貿易，前者的增長也快于后者，今年以來，加工貿易進口的增長依然較快，加工貿易進出口中，外商獨資、合資占85％，其中90％是貼牌生產，而增長最快的數碼相機等產品，貼牌生產占到了98％，但這是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生產的，是從中國出口的，我們的進出口統計也是這樣計算的，我們的政策也是鼓勵的，在這個激烈競爭的世界上，是沒有人替我們認這個賬的。
看來，我國目前的情況也許走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點，到了進行戰略調整，從重商主義轉向擴展內需，實行真正的富民政策的時候了。這樣論說，決非否定以往的巨大成績，而是著眼于未來的發展。
應當特別指出，增加收入，擴大內需，開拓和提升國內市場決非權宜之計，而是事關中國經濟貿易長遠發展的戰略大計。如果不能盡快做出戰略調整和政策轉型，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有可能失之交臂。為此，首先要改變和拋棄一系列重商主義的思想觀念，諸如：外資不能減少，出口不能減少，外匯儲備不能減少之類，把提高老百姓的收入，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加本國國民的財富積累，放在全部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的首要地位。其次要調整和改變現行的超國民待遇的激勵導向政策，包括出口退稅、貸款貼息、稅收優惠以及零地價、低地價政策。須知，這些政策都是有利于外國人的，把國人的財富轉移給了外國人，而中國的發展必須主要依靠國人，不能寄希望于外國人。再次，要下決心集中力量推進一系列深層次改革，取消一切歧視性安排和不平等政策，改變目前普遍存在的市場扭曲和行為扭曲，諸如，產品市場全面放開，而要素市場基本管制和高度壟斷；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大規模人口流動，而人口遷徙的規模卻是小小的；政府規模膨脹和權力擴張，而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發育遲滯和受到壓抑；等等。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貿易才能繞過暗礁險灘，走上持續快速發展的坦途，我們也才能化解種種矛盾，逐步走向和諧社會。現在不僅有了這樣做的需要，而且有了這樣做的可能。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國內民間資本已經發展壯大起來，具備了這樣做的實力，無數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只是由于體制和政策的限制而無法施展拳腳。
如果真正下決心這樣做，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保持匯率穩定，改變發展思路和發展政策，促進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這是治本之策；二是改革匯率體制和調整匯率水平，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隨著美元走強和資本回流美國，今年上半年流入亞洲的熱錢只有80多億美元，相當于去年同期的ｌ／3左右，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壓力減小，是進行調整的一個可供選擇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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