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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寫/本報記者 黃瑋 曹靜
7月5日，在解放日報首屆“文化講壇”上，香港鳳凰臺時事評論員曹景行開講《文化選擇中的媒體專業道義》，并受聘為“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文化顧問”。關于文化、關于新聞，曹景行的真知灼見，吸引了許多讀者對他更多的關注。
采訪他，他的半生腳步和一些心路，給予我們有益的啟示。顯然，具備一種思想的力量，僅有“知道”是不夠的。
●不知道，怎么做新聞？
有人說，如果要找鳳凰臺最有代表性的一個欄目，就會選《時事開講》。因為在它身上，集中了鳳凰臺的主要特征：精致、實用，形式相對簡單。
也有人說，曹景行對國際時事的獨到見解，造就了《時事開講》這一名牌時事分析欄目。
精彩的節目和睿智的評論員，讓不少人變得再也不能那么早睡了，因為看完《時事開講》是午夜。“名嘴”曹景行走在大街上，有人對他說，“我晚上睡不著覺，看了你的節目覺得還不錯，養成習慣以后不看還睡不踏實”。
“名嘴”名氣漸大，就有了小小“煩惱”。“有一次，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賣冰糖葫蘆的，一時嘴饞買了一串，但想想在馬路上吃被人看到不好，只好藏在衣服里，回賓館才飽了口福。”
《時事開講》因“緊跟時事，作出最迅捷周詳的背景脈絡剖析，滿足了公眾超越日常新聞信息的深層需求”，而在《中國電視節目榜》上被列為“最佳新聞類節目”。而曹景行也被稱作是“知道分子”的代言人。
無論是“名嘴”，抑或是“知道分子”，對已然忘卻了自己角色的曹景行而言，都不重要。“我哪兒有角色的問題！我最主要的就是，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是一個什么角色。”
而觀眾，喜歡著他金絲邊眼鏡和花白頭發的優雅，喜歡著他從容睿智的談吐，真正還是折服于他“思想的力量”。
顯然，具備這種思想的力量，僅有“知道”是不夠的。
記者：曹先生，有種流行的說法稱您為“知道分子”的代言人。您的節目滿足了觀眾“超越日常新聞信息的深層需求”，觀眾喜歡的就是您精辟獨到的見解。可見，這樣的見解其實是超越了“知道”這個層面的。
曹：我從不認為我有特殊的身份，我就是做新聞的。做新聞，就是對新聞事件有理解并且把這種理解向你的受眾表達出來，這是做新聞本身應該做的事。如果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搞不懂，怎么去做？
記者：知道，是最基礎的。
曹：還有一種說法，說我們這些時事評論員是“名嘴”。當然，我們主要是用嘴講，這只是一種表現形式，其實還是做新聞的。電視需要視覺的效果，做電視評論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用視覺。我的節目，如果說好，我覺得未必是視覺效果怎么好，還是內容。如果要界定的話，不是“知道”“不知道”的界定，我們做新聞當然要知道，不知道，怎么做新聞？
記者：您也說過，寫評論稿時間再緊張，總有可能改一遍，看幾遍。而在電視鏡頭前做評論，事先只有些許腹稿，主要靠現場發揮，想改、想收回都不可能了。
曹：做電視評論的刺激也就在這里了。同時，這個做法也是鳳凰的特點。不是直播，當然也可以改，但是你沒有這個資源那樣改。如果你一直要改的，是不可能做下去的。
●辛苦也是一種積累
曹景行，是“報紙殺手”，也是“影帝”(影印之帝)。翻閱報紙、準備素材，成為他每天的日積月累。他還樂為鳳凰衛視的同事們“打工”，看到適合其他欄目的內容也剪裁下來，供人參考。
閱讀，成為他生活的一種狀態。
知青歲月，曹景行身處資訊匱乏的農場。為了看一場露天電影，忍饑挨餓，苦苦等候。從晚上收工一直等到凌晨3點，幾百名觀眾，無一人離去。片頭主題旋律一奏出，曹景行的幸福可以用“顫栗”來形容。那時，他從農場發給干部的書籍中汲取養料，不管是二十四史，還是馬列著作，抓到手就如饑似渴地讀。
復旦大學歷史系就讀的4年，是他一生中的“最幸福”，“幾乎能聽的課全聽了”。為了補習英語，他自學英文版的《世界史綱》，“那種《英漢小辭典》，被我翻爛了兩本”。
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時，更是埋首窮經。當時，社科院中外報刊資料室花60萬美元購置了大量資料，曹景行像一個苦行僧，在這個“藏經閣”內整整修煉了6年，晨鐘暮鼓，一日不輟。“其實那時沒有目的性，只是不知干什么才好，不如多讀些書報”。
但正是這種“沒有目的性”的苦功，給了曹景行厚實的積淀，也讓他在不惑之年進入香港媒體時信心十足，成為“電視時評第一人”。他的節目，讓大家領略了知性的魅力。
記者：風云變幻，時事錯綜，您如何能敏銳而準確地作出評論？
曹：人家說，鳳凰臺是把審查節目的人直接推到了第一線。所以，有一個比較大的發揮空間，但需要你能夠把握住分寸。如果有這樣的平臺，評論員自己又有一定的積累，我覺得就可以做到這樣。
記者：問題是積累不容易做到。
曹：積累要有時間。
記者：但現在很多人覺得工作的過程往往不是積累，而更多的是在消耗。
曹：在香港打工，每天都是大的消耗。如果說積累，我在當知青、在社科院時比較多。
記者：在香港工作，節奏越來越快，能有時間思考嗎？
曹：無非是要多花點時間，就是辛苦，但這種辛苦本身就是一種積累。
記者：辛苦也是積累？
曹：辛苦當然是積累。很多事情，你做了才有積累，你經歷了就是一種積累。積累不是太神秘的。不是說鳳凰做評論如何了不起，而是有一個規律，這個規律就是你需要一定的積累，你需要好的舞臺。我做新聞的時間不長，不到二十年，做了十年新聞的時候到了鳳凰。所以我說很多東西是偶然的，或者說是揀來的。
記者：記得當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后，您接連5天做了《中國人今天說不》直播，拉出來就能上，這個偶然是需要有底蘊的。
曹：新聞是一個跨媒體、跨行業的東西，它要的素質，不只是你一個新聞本身的專業問題，綜合知識以外還有你對新聞的一種興趣、追求。首先我認為我們做評論員，就是打工。但這個打工，比較好的就是有一個好的舞臺，鳳凰這個舞臺是很獨特的。鳳凰給你兩個空間，一個是舞臺的空間，還有一個是發揮的空間。而且就我個人的感覺而言，我畢竟是從大陸來的，鳳凰讓我又回到了大陸。
記者：現在的事業，您原來的背景對您有用，反過來又讓您有機會更了解祖國。而且，您的父親曹聚仁先生，就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新聞工作者，您“歪打正著”子承父業，這里是否有父親的潛移默化？
曹：就是一個環境、一個氛圍。你在這個環境里，關心的事情就和這個環境有關。因為，我父親就是這樣的人，我也會關心國內外的大事。他留下來的是這類書，我會從這類書里去讀。讀父親留下的作品，受益匪淺。
●還想跑幾次大新聞
由直播《中國人今天說不》起步，曹景行在倉促中成就了一個新的節目形態———時事分析和時事評論的誕生。1999年5月9日那天，已經50多歲的曹景行認為：這天的事件使他重新發現了自己的未來空間。
從此，“曹式評論”開創了中國一種新的電視媒體形式。
幾年來，透過《時事開講》這個長盛不衰的節目，他盡情展現了對國際時事及中國新聞的獨特見解。
近來，他又創意推出了《總編輯時間》，用自己的眼光挑選、編排，將大事件、大新聞一一主題化展現。
已成為“電視明星”的他，最初入行只是“人過五十，就開始想干些新鮮、好玩的事情。一不小心就客串起電視節目主持人來了”。
而現在，他想的是：下一個重大新聞會是什么，有沒有機會去？在頭發完全發白之前，還想跑幾次大新聞呢。
記者：您一定不會想到50歲后會成為“電視明星”吧？
曹：我到現在也還覺得不可能。有一次在北京參加一個電視欄目的評選活動，我說，50歲以前我是看電視的，誰會想到50歲以后會做電視。我到現在還是業余的。
記者：業余的，卻做得如此好，開創了一個新形式。
曹：我覺得自己盡力地做，自己能夠做下去，而且節目居然會吸引廣告。我這么大年齡，到鳳凰之前一直在做“虧本生意”，我在農場10年，我們農場就是虧的，社科院也是虧的，要花錢養著我們那些人。然后我到《亞洲周刊》做了8年，那個《亞洲周刊》沒賺過錢。而現在我為鳳凰還賺了點錢，我覺得不錯。一個半夜不值錢的時段，現在變成廣告收入不錯的了，據說其他有一些頻道晚上不用的時段也開始用了，大家一起多增加點財富這很好。
記者：《時事開講》已被稱為是“長壽節目”了。賺錢的感覺，其實是自我價值的另一種證明吧？
曹：對。有自己的價值存在，得到市場的承認。因為錢的背后，有一個觀眾接受的問題。我們的節目在市場上站得住腳，就是說得到受眾的認可，這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點。
記者：鳳凰臺開拓了一些非黃金的時段，贏得了很多觀眾，它所證明的就是節目的吸引力，你們是如何實現這種吸引力的呢？
曹：這都是因為需求。有的需求是我們發現的，有的需求是我們碰上的。鳳凰一個特點就是不太主觀，先做一個，就看反應，反應很快的，不好的節目也許過幾個月就沒有了，如果節目還可以的話就往更好的方向再調整。資訊臺要改革，我就說能不能讓我這個老頭來播新聞？不光是播新聞，而是我來編排我來挑選新聞，于是就有了《總編輯時間》。開創這個節目，只增加了一個人手，還是個實習生。
記者：以客觀的需要，來創意節目，這實現的是一種良好的互動。而通過挑選、編排和一點評論，節目的深度和特色也就不言而喻了。
曹：你在做節目的過程中，你會感覺到你的觀眾，然后最終的溝通方式也會調整。《總編輯時間》，我的感覺就是我的觀眾比較忙，晚上9點鐘的新聞沒時間看，或者他是很關注新聞的人，看了晚上9點鐘的新聞，還想看到更多的，所以選擇在晚上11點再來看看。我選的都是大新聞、重要新聞，它有邏輯。這個新聞編排和其他新聞編排有不一樣的，就是它有內在邏輯。還有一點評論，不多，但有一定的主題。這也是一種嘗試，滿足觀眾更高層次的需求。
●我不懂的，我不會去評論
西安咸陽機場，曹景行以記者身份來采訪宋楚瑜訪問大陸，不想卻成了被采訪的對象。眾多記者圍著他，聽他在機場現場“時事開講”。
一次講演現場，有位新聞工作者請他題寫一句最刻骨銘心的話，曹景行龍飛鳳舞四個字：喚醒世界。
對于這四個字，他自有思考與理解：我覺得這輩子能有一次“喚醒世界”就已經可以滿足了，畢竟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在做新聞。
為了一次的“喚醒世界”，付出的是長久的“關注世界”。因為關注，他深切體悟“變數”兩個字，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變得很厲害，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能力實際上是很薄弱的，即使我這么多年花了很大的精力，關注一個問題，但我還是把握不了它明天會怎么樣”。
記者：您總能從新聞事件中找到觀眾感興趣的東西，提供給觀眾“第一解釋權”，即在新聞事件報道后的第一時間，對新聞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從不同角度進行剖析。同時，您也感覺“世界變得很厲害，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能力實際上是很薄弱的”，您是如何面對這個矛盾的？
曹：我們做節目的時候，必須明白目標觀眾在哪里，全球華人愿不愿意收看。鳳凰有自己的目標，就是讓我們的新聞抓住全球華人的脈搏。
在鳳凰的最大感受就是站在“泛中華”的角度，為華人普遍關注，這很不容易。我們做出的任何一個動作都以我們的受眾了解為主，你感覺鳳凰的節目中有濃厚的人文色彩，是因為我們需要，我們需要人文關懷，所以鳳凰就有了人文色彩。鳳凰衛視是市場運作下的電視臺，做節目一定要考慮成本和回報。觀眾接受度高，就代表有廣告價值，廣告上來了就意味著這個節目有市場。
做電視的最大力量是觀眾的遙控器，因此我們很盡心地為觀眾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節目。其實，無論是做電視還是報紙，腦子里總要想著：觀眾和讀者實際上掌握著“生殺予奪”的權利，節目、報紙不好看，隨時可以使用遙控器換臺、或者不掏出口袋里的錢買報紙。
記者：媒體需要、渴望了解觀眾，但“接近度”實非容易事。尤其是在技術日新月異的年代，新媒體頻頻出現，傳統媒體不時面臨挑戰，對此，您的看法如何？
曹：我在中山陵做直播時，是一邊跟在宋楚瑜的身后，一邊用手機做的直播，而這在幾年前是不可能的事。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習慣通過各種手段來獲取新聞，傳統媒體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現在手機已具備了拍照功能，將來一旦圖像傳輸等問題解決了，人們可以拿著手機將剛拍到的新聞直接提供給電視臺，還可以用手機瀏覽網上的幾百個電視節目。在新技術下，在新媒體面前，傳統電視媒體，包括鳳凰衛視，目前都正在尋求新的出路，在考慮媒體的多元化問題，這也是將來的一個必然發展趨勢。
記者：媒體的發展前景、新趨勢，是一個綜合的問題，它與社會文化相關聯。
曹：文化，是什么？就是你除了工作、吃飯、生孩子以外，你還應該要的東西。每個時代的人，有他們的文化，文化標準也不同。
的確,年輕人和傳統媒體的關系可能會疏遠,但是年輕人有他們新的文化空間。對大眾媒體來說，我們缺少的恰恰就是好的大眾文化，即俗文化。用雅來改變俗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俗一定就是低俗，雅一定就是高雅？有些行為藝術可以說是“低雅”吧。大眾媒體，要大眾接受，就是要做到能夠讓大眾接受，而不是片面地一味強調我要大眾接受什么。我們做評論的，不斷在感覺的就是，觀眾能不能夠接受。要從大眾的角度做出好的東西來。
記者：所以你評論的表達方式是平和的，而不是居高臨下的灌輸。
曹：我的評論只是提出問題。對我來說我今天談這個問題，把這個問題提到電視上來，我就達到目的了。我會說，“我認為這個問題比較重要，我是從這個角度看的……”引起關注，就是這樣。還有一點就是，我不懂的，我不會去評論。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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