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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以來（北京）10家醫院收藥品和醫療器械廠商等支付的各類折扣、回扣等約3億元，最終增加了患者的負擔。”李金華審計長在2005年的審計報取告中這樣描述。
虛高的價格一部分是由病患者在支付的，而隨著醫保體制的完善，更大的虛高部分最終還是由國家財政負擔的。統計數字顯示，我國衛生事業總支出從1978年的28億元上漲至1997年的774億元，20年間翻了近28倍，遠遠超過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它早已引起我國政府、經
濟界、醫學界人士的關注，但至今醫療費用還在快速上漲。
劉厚生，一名來自安徽的北京打工仔，他7月6日見到記者時依然是一臉憔悴：一個多星期前與他同來北京打工的哥哥不小心摔倒在地，當時就不省人事，送到醫院診斷的結果是后顱骨損傷、需要做開顱手術，并要植入一塊鈦板。
“一塊進口鈦板2萬多元，國產的也得1萬多元。我們沒有上保險，又不是工傷，哪里出得起上萬元醫療費？”劉厚生用粗糙的手揉了揉眼圈對記者說，老家貸款、變賣家具湊了不到1萬元，再從在北京打工的老鄉那里借了一部分，雖然湊足了1萬元，但最后也只是使用了一塊幾千元的替代材料。
“我聽說這種替代材料很容易引起排異反應，而植入的這種材料也非常容易鼓包。如果鼓包，那么就要重新做手術、再植入。”這正是劉厚生及其家人的擔憂之所在。
“藥價虛高是非常容易感受到的，而像“鈦板”這種醫療器械的價格帶給老百姓的壓力一般人是無法了解到的。所以,雖然醫療器械的價格虛高一直存在，但能感受到的畢竟是一小部分群體。因此,對醫療器械虛高的關注遠遠不及社會對藥價虛高的關注，它幾乎被忽略掉了。”北京某醫院的骨科主任告訴記者，醫療器械價格虛高對病患者個體的影響力事實上遠遠勝過了藥價虛高本身。
流通環節“加價”驚人
正如上述不公開醫院和個人身份的骨科主任指出的那樣：做手術而且需要使用移植器械的病患者畢竟是極少數人。因此,對醫療器械價格虛高很多人都不可能有切身體會。
那么,醫療器械的價格虛高是如何形成的呢？在這位知名骨科教授看來，“醫療器械價格虛高如同藥價虛高一樣，同樣在流通環節形成。”
他給記者描繪了這樣一幅線路圖：按照現行政策規定，醫療器械的生產企業不能直接銷售自己生產的醫療器械產品，必須要經過醫療器械公司。因此,醫療器械從廠家出來后首先要找自己產品的獨家代理商，獨家代理商再在不同區域尋找區域代理商，區域代理商再發貨給省級經銷商，省級經銷商再在這個區域成立各級經銷商，之后才會進入醫院。
“從獨家代理到區域代理，再到省級代理，再經過各級經銷商，最后進入醫院，經過醫院的流通最終到病患者手中。”該教授表示，“器械每經過一級代理或一個環節，價格必然要增加一個比例，層層流通的結果就是層層加價。”
而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價格應如何控制？“國家現在沒有可以依據的政策。這樣的結果就是,醫療器械到病患者手中時價格和出廠價相差至少在10倍、20倍、30倍以上。與藥價虛高相比，這個比例并不算高，但藥的基礎價只有幾元到一二十元，即使漲30倍也不會高到哪里去；而醫療器械的基礎價都在百元、千元，因此經過流通，幾百元價格的東西可以賣到幾萬元，也就是說虛高了幾萬元。可以這么說,現在用在病人身上的醫療器械，出廠價格只有其1/10還不到，醫療器械的價格虛高問題確實需要治理了。”
“這里要強調的是，醫療器械的虛高問題不在生產廠家，他們本身的利潤并不高，虛高的部分都消耗在了流通上。因此,業界流行著一句話：拿刀（手術）的還不如倒藥（賣藥）的。”不愿公開姓名的這位專家坦然告訴記者，醫療器械虛高的部分，醫院要拿30％到40％、經銷商拿20％到30％，剩余的部分則分給了科室、醫生等。
304醫院麻醉科主任張英民教授在分析醫療器械價格虛高的原因時認為，導致醫療器械價格虛高還有一個核心原因，那就是技術壟斷，而這種技術壟斷“仍受到政策的保護”。
據張介紹，現在手術中使用的器械主要以進口為主，比如304醫院基本上是清一色的進口器械。“技術壟斷造成了市場壟斷，而市場壟斷的結果就是價格壟斷。現在很多專家都感嘆,同樣廠家的同一型號進口產品，中國市場就是比美國、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的市價還要高，而且高出很多。”
但是醫療器械生產廠家并不愿意討論價格虛高這個問題,在北京醫療器械生產企業比較集中的延慶，幾家企業都婉言回絕了記者的公開采訪。“我們出來指手畫腳，很明顯就是得罪買家、自毀財路。我們只要能夠保證自己的利潤，最后的價格如何定并不是我們企業所能夠管得了的。”記者認識的一家醫療器械生產企業中層管理干部在電話中這樣表示。
醫療器械虛高過億
“醫藥流通環節層層加價、牟取暴利,抽查6類、35種進口一次性醫療器械，最終賣給醫院的價格平均為報關價的3.34倍。例如,用于心臟手術的某規格球囊報關價為每個496元，一級代理商批發給二級代理商時達到3600元，二級代理商再轉手賣給醫院時則驟升到了7000元，兩次倒手加價13倍多。”在今年6月28日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上，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首次在審計報告中指出藥價虛高、醫療器械價格虛高對老百姓看病的影響：“2001年以來,（北京）10家醫院收取藥品和醫療器械廠商等支付的各類折扣、回扣等約3億元，最終增加了患者的負擔。”
事實上，李金華審計長在審計報告中對醫療問題“發難”早就出現了征兆。今年“五一”節剛過沒幾天，在北京市衛生局的年度工作會議上突然傳出審計署對北京市10家三級甲等醫院進行審計，審計結果令人咋舌：10家醫院在2004年違規收費高達1100多萬元！而李金華審計長的上述報告也正是基于此而做的。
此次審計涉及的僅僅是北京市的10家醫院，而照此推及全國，其結果不言而喻。據了解，在我國的醫療價格機制中，由企業自主定價的藥品約占市場份額的60％，醫療器械的價格則更加混亂。國家發改委一位不具姓名的官員指出：“由于缺乏約束機制，受利益驅動，部分藥品生產經營企業出現了提高自主定價藥品價格的傾向，一些藥品價格甚至在成倍上漲。而醫療器械購銷中的高定價、大回扣以及購銷中的不規范行為則更為嚴重。”
“虛高的價格一部分是由病患者在支付，而隨著醫保體制的完善，更大的虛高部分最終還是在由國家財政負擔。”中國人民解放軍304醫院麻醉科主任張英民教授如是說。
統計數字顯示，我國衛生事業總支出已從1978年的28億元上漲至1997年的774億元，20年間翻了近28倍，遠遠超過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它早已引起我國政府、經濟界、醫學界人士的關注，但至今醫療費用還在快速上漲。為什么？“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虛高。”
正因為如此，醫療行業藥價和器械定價虛高的問題也受到了審計署的“青睞”。
縱深 治理虛高拷問國家政策
藥價虛高的結果是老百姓看不起病，而醫療器械價格虛高的結果，就是將有更多的安徽患者劉厚生式的故事發生——一項并不算大的移植手術，很可能就要齊家舉債，甚至于傾家蕩產。
醫療器械的虛高產生于流通環節，但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這一虛高呢？“沒有政策，國家在醫療器械這一塊放開得太過,這是國家醫療體制存在的一個問題。”前面提到的不愿公開姓名的教授分析說，國家在發展衛生事業方面投入嚴重不足，曾經享受國家補貼的三級甲等醫院現在不僅取消補貼、自負盈虧，而且每年還要有上繳，這樣的結果導致了醫院的運營困難。而醫院畢竟要發展、要生存，因此就形成了一個畸形的‘自我補償模式’——醫院不是以給人治病為己任，而是以發展經濟為基礎、以獲得利潤為動力，因為要創收才能夠生存。
“所以醫院對價格并不敏感，反而是越高越好。”
如果說現行醫療體制造就了醫療器械虛高的環境，那么對醫療器械“不干涉”的政策則是形成器械價格虛高的直接原因。“一個出廠價只有700多元的心臟支架可以賣到7000多元，加上醫院的加價，賣到病患者手中都在萬元以上。”上述專家表示，國家沒有對醫療器械的價格進行控制，定價權完全掌握在中間商手中，價格完全由他們說了算，上游廠家或下游醫院都沒有話語權。“即使你這家醫院不用這種器械，只要有豐厚的利益自然會有醫院使用,而病患者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把你推到手術臺上，而且告訴你只有這種器械，還有選擇的自由嗎？同時，醫院根本就不怕‘滾價’，因為是病患者在消費器械，而且價格越高對醫院越有好處。”
解放軍304醫院張英民教授也有同樣的觀點：“我們醫院使用的進口器械居多，價格自然不菲，但報關價往往卻只有幾百元、上千元，然而市價卻是幾萬元，價格為什么高得離譜？國家的價格控制部門為什么沒有反應？”
在張英民看來，醫療器械價格虛高，國家價格制定部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藥價可以控制，醫療器械的價格同樣可以控制。而對于價格而言，國家有關部門本來是完全可以掌握的，發改委對藥價的幾次強制性降價就充分顯示了政府對行業的掌控能力。”
事實上，解決醫療器械價格虛高的問題實際上是國家政策面臨的一次考驗。“一方面，國家可以制定一個價格控制政策。醫療器械出廠后，流通渠道加價多大比例，在嚴格控制這個比例的基礎上，不管中間流通多少環節，都只有那么一個比例。另外，只要注意嚴格控制出廠價，器械的虛高必然會得到最終控制。另一方面，國家必須出臺配套政策扶持醫院的發展，因為醫院已自負盈虧，因此一旦斷奶就必須要有配套政策。不論藥價虛高還是醫療器械價格虛高，都是體制不規范和配套政策不完善所致。”張英民同時建議說。醫療器械的中間流通環節只要一兩個就足夠了，這樣不僅能夠保證中間商的利益，同時也便于政府部門的監控。
（信息來源：醫藥保健頻道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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