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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到大師，總會讓人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才高八斗的智者，淡泊名利，以陋室為傲，鄙視商業運作，這是過去千百年來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大師們的集體寫照。但現在這個世界顯然已經完全不同，商業意識已經深入人心，中國近來涌現的集大成者，如金庸、陳逸飛、王魯湘、趙本山等人，都不約而同借助商業，使自己的價值得到最大的體現。
此中的最成功者，當數文學巨匠金庸先生，他享譽世界華人文壇，開現代武俠小說之
先河。從1955年第一部武俠小說問世迄今，金庸小說的發行量已超過1億冊。版稅收入應當數以億計。金庸的每一部武俠小說都被搬上了銀幕和熒屏，有的武俠小說甚至被反復改編、拍攝成電影和電視連續劇。今天，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根據金庸武俠小說改編的電影和電視連續劇，仍是中國影視界不可替代的觀賞熱點。在1960年，他更利用武俠小說的號召力，創辦香港《明報》，并逐漸發展為香港主流大報，在1993年退出之時，套現了近10億港元。因此粗略估算，金庸創造的商業財富應有數十億元之多，在古今中國應是無出其右者。在商業道路的探尋上，著名畫家陳逸飛是另一位集大成者。作為畫家，他成就卓著，至今保持著中國當代畫家作品拍賣的最高紀錄。他的作品《大提琴少女》，在今年6月29日在上海以550萬人民幣的高價拍出，刷新了此前他保持的油畫拍賣紀錄。而且迄今為止，他的58件作品，拍賣總價高達5738萬元人民幣。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同時以“大美術”的理念，在電影、服飾藝術、環境設計藝術等諸多方面進行諸多的商業嘗試，也取得了如同他油畫藝術同樣的創造性成就，令文化界人士為之折服。當然，對于探討大師如何追求商業價值之路這個問題來說，金庸和陳逸飛可能占了先天的優勢，因為他們的事業從來就與商業運作相伴相隨。因此，像清華大學美學教授王魯湘這類從學術小天地走上商業世界的文化名人來說，其所走的路可能更有開創性。王魯湘以麥克風代筆、以熒屏代紙，借助鳳凰衛視《縱橫中國》節目，從坐而論道轉身與公眾對話，提升中國傳媒的思想品質與知識視野，也試探出了中國文人的商業價值。甚至有人這么形容他：“什么電視欄目，王魯湘都能上；什么話題，他都能說；什么事情，他都知道，這就是電視熒屏上出現的新新人類——‘知道分子’。”王魯湘自己并不介意當電視明星，他現在擔任鳳凰衛視中文臺《縱橫中國》的總策劃。他說，這是近來中國新派知識分子時興的輸出知識新途徑。應該說，金庸、陳逸飛和王魯湘等人的商業化道路是成功的，雖然道路各不相同，但實際上殊途同歸，他們共同的成功特點都是到大眾文化中去實現商業價值的最大化。金庸是大眾的愛戴之下，成就大師之名；也是在大眾之中，創造了難以估算的商業價值。而對王魯湘來說，走進大眾傳媒則是他實現最大商業價值的開始。陳逸飛也一樣，雖然他的畫作賣價最高，但對電影、服飾藝術等大眾藝術的探尋，才是他個人商業價值的精髓。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大師的當務之急應是認清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比肩而立的事實，正視和平視大眾文化，融入到大眾中去，這樣才能實現知識精英的最大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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