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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徐思佳13日北京報道】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今天召開的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上表示，AMCs（資產管理公司）自1999年成立至今已有數年時間了，最近發現其中出現了不少問題，特別是處置價格、以權謀私、利益輸送等問題，也就是人們普遍所說的“冰棍效應”。
周小川表示，政府創建AMCs后，首先應認識到，當且僅當改革的目的是使微觀金融機構強健化并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時，才有必要把歷史遺留下來的、特別是政企不分階段遺留
下來的包袱剝離出來，否則，對政府講，只是把風險從“左口袋裝到“右口袋，會引來很多質疑和批評。其次，政府成立AMCs是為了進行專業化處置，但AMCs處置的不是好資產，而是可疑類、損失類資產。處置這種資產時談論的保值增值和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與處置國有優良資產的做法會很不相同，其中涉及數量上和速度上的平衡關系問題，即到底有沒有“冰棍效應的問題。盡管個別資產在長時間持有后價值能夠回升，但多數情況下，拖時越長，回收的價值越小，從這個角度講，“冰棍效應這個比喻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處置快了，也會面臨“為何不多收回一些的質問。第三，在市場化改革的條件下，資產處置必然是市場處置，因此就要培育市場，并把由競爭性市場中得出的公允價格作為合理的處置價格；這要求市場參與主體應當是財務硬約束的，即財務制度完善、產權關系清晰且其內部有正向激勵機制；而建立激勵機制又需要國家有一個資產處置的回收底線，在底線基礎上建立一個多收多得的遞增的激勵制度。如上述邏輯鏈條中任何一環出了問題，依靠市場處置不良資產就會出很多問題。
周小川認為，政府能做的就是：第一，應該完善法律法規。因為目前雖有一個AMCs條例，但在資產處置方面的立法、司法和執法方面仍有不少掣肘和受束縛之處。通過國際比較看出，中國做的還不夠好。第二，在培育市場方面，如果想要用競爭性市場來決定和評判處置工作的好壞，那么參與主體僅靠4家國有制的AMCs是不夠的，需要吸引私人的、外資的處置者進入市場。第三，要對4家公司內部進行改革，防止其機關化、官本位，避免在資產處置上軟約束等不利于價格形成的因素。第四，在市場未發育之時，需要模擬市場去定價，即需要有市場經驗的機構進行價格評估。這才能夠避免軟約束并建立內部激勵機制。第五，建立內部激勵機制。因為如果激勵機制缺失或過于微弱，資產保值增值和最大限度的回收很可能成為一句空話，人們可能會尋求有利自身的激勵，可能會出現不少謀取個人利益和經濟利益輸送等案例。第六，處置的程序和工作程序是很重要的，可以約束不合適的做法，使處置必須通過競爭性市場。但如果建設市場基礎的力度不夠，比如市場參與者軟約束，或內部存在反向激勵機制，那么，正當程序之下便可有利益輸送，程序還很可能成為謀私行為的保護傘。第七，中介市場要成長。資產處置高度依賴于中介機構的誠信和服務的質量。政府對此應有個戰略性的安排和指導。
公司治理定義不清
政府可發揮作用
【實習生吳君強北京報道】周小川今天在“中國改革高層論壇”說，我國的公司治理概念和內容有若干重大遺漏，有待進一步明確，政府在這次方面應可發揮重要作用。
“政府在強調公司治理改革時應進一步明確公司治理的原則與指引，許多人已認識到，完善公司治理是改革的重
中之重，但公司治理的概念和內容有待進一步明晰。”周小川指出，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主要體現在《公司法》中，而我國《公司法》尚需進一步完善；同時，僅靠《公司法》也是不夠的，公司治理涉及理念、慣例、法律以外的約定、自律組織的約定以及文化。
周小川認為，在我國，各部門對于公司治理的說法和要求也不盡一致，這些要求中都有若干重大遺漏，對實踐中的重大難點也未給出解決的指導，對于OECD公司治理原則也沒有正式的態度。因此，所謂的公司治理改革很可能是一個沒有定義或定義不清的改革。
周小川舉例說，股東利益是公司治理核心內容之一，但目前存在大量侵犯股東利益的例子，且沒有明確解決問題的途徑。比如，債轉股，轉股股東權利沒有得到保證，利益也沒有保證，甚至處于非債非股的懸空狀態；OECD公司治理原則中注重stakeh o ld e rs作用，被翻譯為“利益相關者”，有的翻譯為“利東”，可以說尚不存在準確的、普遍接受的中文詞，更沒有關于stakeh o lders在公司治理中如何發揮作用的原則和指引。另外，黨組織和董事會、管理層出現爭議，如何解決；治理與監管的相互關系，這都缺乏明確的原則和指引。
“公司治理改革是一項人們寄予重大希望的改革，我們當然不能使這項改革由于原則和指引方面的模糊性而最終令眾人失望。”周小川認為，如何把一個無定義或定義不清的改革，改變為一個有定義或定義基本清楚的改革，如何總結各種國際經驗、歷史經驗，并結合中國的現實國情明確公司治理的原則和指引，政府應可發揮重要作用。（14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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