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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引發了一個話題：建立健全權威的票房統計、發布機構。公共數據是電影市場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
2005年的高溫酷暑中，一場由本報報道文章引發的“虛報票房風波”，波及上海、廣州等城市，電影市場的一項“潛規則”由此被揭開面紗
7月3日，本報文化新聞版(A19)刊發了記者姜薇采寫的報道《為了吸引更多觀眾借助媒體夸大其辭——虛假電影票房泛濫成災》。
猶如一石擊破水中天，文章在電影發行公司、電影管理部門、多家媒體記者中引起強烈反響。有影片發行商在新浪網上“聲明”的強烈反對之聲；有將雙方觀點呈現版面的“客觀”報道；亦有媒體文章從建設“一個良性的公正而有信譽的電影市場體系”出發，將票房現象的思考引向深入。
在這場因票房數字引發的論戰中，有人首先對本報文章引用數字的準確性表示質疑，有人則在觀點上持反對態度：“‘票房虛假說’言過其實”，呼吁“寬待國產片”；有人承認電影市場“票房水分存在”；自然，也有人旗幟鮮明地稱贊本報文章“為電影行業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7月7日，《北京晚報》“新聞天下”欄目以4個版的篇幅刊發4篇系列文章：《票房困局》、《電影票房吹牛不上稅？》、《中國需要票房榜》和《觀眾難跟票房走》，文章以嚴肅的社會責任感和深入翔實的評析，表達了對這場“風波”的態度。
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著名影評人尹鴻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更愿意從正面的、建設的角度來評價《北京青年報》這篇文章，它提出了中國電影產業發展中過去很少有人提出的問題，引起更多人來關心票房統計與電影市場規范化的關系。相形之下，至于那些數字是否準確，似乎顯得并不那么重要了。”
國家電影專項資金辦公室主任馮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本報報道文章給予高度評價：“記者對問題看得很準，這篇文章是對電影票房虛報炒作的一種警告，為行業做了一件好事，為國家挺身說了一句公道話。”他說對電影票房虛假，“媒體應該發出正義聲音”。
在本報文章《虛假電影票房泛濫成災》一文中，電影發行人林密認為，“造成這種現象首先是因為獨立的票房統計機構的缺失”。她說，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電影的發展。
在隨后因票房數字產生的論戰中，有文章稱“盡快建立一個權威的票房統計機構”的觀點卻得到了“大家”的贊同。
對此，尹鴻教授發表看法，他認為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統計“多年都缺乏統一的計算標準，缺乏統一的發布渠道。由于統計結果的不夠公開和透明，往往可能會產生誤讀，導致矛盾”。
“由于票房信息的來源不一致，或者說對信息的理解不一樣，人們自然會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對數據進行取舍。發行方必然選擇有利于自己的統計方法和計算方式”。
“但是，一個健全的票房統計制度是電影工業化生產必不可少的環節，廣大觀眾也有理由要求相關部門提供可信的公共數據，就像股市的信息發布、中期報表和年終報表，從而使公眾對企業業績明明白白。近幾年中國電影產業化步伐很快，這艘大船在行駛中哪里水深？哪里有暗礁？統計數字對公眾了解這些問題就具有導向作用，同時也是電影界進行行業判斷的依據”。
尹鴻教授說自己之所以從正面的、建設的角度評價這篇報道文章，“至少它提出了一個問題，可以呼吁由權威的電影票房統計部門定期、公開、透明地向公眾、向媒體發布公共數據，這是電影產業化過程所需要的”。
在這場“風波”中，一個機構浮出水面：國家電影專項資金辦公室。其負責人明確表示：電影票房虛報確實存在。而國家投資7000多萬元的統計系統終端就是中國電影票房榜的“出生地”
一位幾年來一直從事電影報道的媒體記者說，他是由于“虛假票房風波”才得以知道“國家電影專項資金辦公室”這個政府管理部門的。影評人尹鴻教授說，盡管此前知道有這個部門，也從專業報刊得到過他們的一些數據，但是自己或者媒介如何通過這個機構及時、系統地獲得數據信息，仍然不太清楚。
可就在本報文章發表之后，這個辦公室連同辦公室主任馮麟的大名，頻頻見諸報端。媒體記者聯系采訪、索要票房數據，令往日比較冷清的辦公室驟然升溫。
國家電影專項資金辦公室位于國家廣電總局辦公樓內，據馮麟主任介紹，在其辦公室樓上有一個占地“半層樓”的計算機機房，這套全國電影票房統計的終端設備很先進，已做到四級聯網三級監控，全國已有1100多家影院的電腦售票聯網到這個系統里。馮主任說，為建立全國影院票房統計的計算機網絡，國家目前已投資7000多萬元人民幣。這套硬件設施的先進性令不久前來此參觀的美國計算機工作人員都連連稱贊。
由于相對封閉和媒體宣傳的不到位，這個隸屬廣電部和財政部、已有15年歷史的辦公室近日才廣為人知。其票房統計數字自2005年起每周二在《中國電影報》刊出。
盡管如此，其統計數字的權威性不容置疑。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市場處毛羽處長明確表示：“由電影專項資金辦公室發布的票房統計數字具有權威性，統計數據以此為準。”對此，電影專項資金辦公室主任馮麟做了具體闡釋：在全國納入此計算機系統的1100家電影院中，前300家影院的票房已占全國總票房的80%，前300家影院的“上報率”為94%，也就是說，每賣出100張電影票有94張可顯示在系統終端，系統誤差是因為很難排除計算機故障等因素。
馮麟主任介紹說，作為全國影院票房統計的主體，這個系統還要繼續完善。譬如有二級市場的小影院和農村影院等還沒有安裝計算機系統，但這些影院的票房所得，不超過總票房的5%至10%。過去，總說全國有6000多家影院，但實際不是這樣，目前正進行普查工作，實際數字與大家通常認為的數字相差甚遠，比如過去一直說北京有70多家影院，但實際只有40家左右。不管怎樣，電影票房的統計還是要以國家電影專項資金辦公室統計的數據為準，而這個數據是以全國影院計算機售票終端實際收到的數據作為依據的，任何個人所發布的數據都不具有權威性。
馮麟主任認為，中國電影市場確實存在虛報票房的現象。這里首先涉及一個定義：何為票房？他說票房一定是由影院賣出的、與人次相聯系的收入。目前電影市場虛報票房主要是將影片的全部收入都視為票房收入，也就是將影院售票收入、影片地方發行權收入和音像版權等影片后續開發收入統統算成票房收入。他笑著說：“票房收入不應該包括電影院里賣爆米花的收入。”
他說，過去說到票房，一般愿往小里說，不良現象是電影院偷、漏、瞞報，現在則是往大里說，目的無非是炒熱市場，吸引觀眾。應該說炒作有積極的一面，但時間長了，觀眾會有逆反心理，炒得過熱，觀眾會有上當的感覺，從而影響電影的聲譽。所以無論是虛報還是偷漏瞞報，都是不規范的市場行為，票房數字還是應該實事求是，數字要講誠信，炒作數字就會產生誤導。
雖然浮夸之風不僅僅存在于電影界，但作為政府主管部門，馮麟主任說很痛恨這種行為，他提出治理票房虛報的良方是“稅務打假”，他說目前廣州市電影院的電腦系統就與廣州市稅務局的計算機系統聯網，這就與國際慣例接軌，發達國家即使一個夫妻二人的小咖啡店也聯網納稅，于是規范成為傳統。
“中國電影是做大的，不是說大的”；“影院電腦售票，一分錢都跑不了”———電影界“公開的秘密”令業內人士有感而發，而依托“稅務打假”尚假以時日
中影集團公司是中國電影界的龍頭老大，不僅握有惟一的外國大片進口權，還擁有進口影片和國產影片的發行權。因此，建立規范的電影市場秩序符合該公司的利益。
中影集團公司的一位負責人說：“虛假票房”在電影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僅國產影片有這種情況，進口影片也有這種現象。發行商夸大票房、假造電影市場的繁榮，看似熱鬧，實際給中國電影市場帶來的是“虛假繁榮”，這樣做不僅對整個電影市場沒好處，對他們自己也沒好處。有些民營發行公司制造假象無非想多接一些電影發行訂單，但那些電影的出品方并不是沒有分析能力，他們也會調查研究的。比如，即將上映的電影《七劍》，此前雖然有一些公司主動幫忙、宣傳，但后來該片還是選擇了與中影聯合發行。應該說，中國電影是做大的，不是說大的。
北京東環影城經理謝松柏，談起票房虛報，直言快語：凡是電腦聯網的影院，基本上都無法虛報、瞞報，現在的票房虛報，問題都出在宣傳炒作上。謝松柏經理說，目前北京以及全國各地的電影院，絕大部分都使用電腦售票系統，因為有“不用電腦售票，就不供應大片”的硬性規定。所以大城市的電影院，都嚴格規范售票程序，就像民航飛機“出票”，“一分錢都跑不了”。而每部新片上映，主要收入都產生在這些大城市的電影院。
除硬件因素外，謝經理說影院電腦售票規范有序，還受著幾重“制約”：首先經營者不能給電影院的投資方惹麻煩；其次片商和院線聘請的監察小組會跟蹤放映場次，核實票房情況，而一旦出現問題，對片商的處罰是：停止供片。
在謝松柏經理看來，虛報票房完全是“宣傳之用”，是為證明影片“受追捧”，從而誘導觀眾。
對于遏制票房虛報“稅務打假”的議論，記者從國家稅務總局和東城區地稅局相關人士處得到的信息是，目前稅務部門還做不到與電影院的電腦售票系統聯網，影院營業稅是以自動申報的形式征繳，“但如果我們接到不實的反映和舉報，是會調查處理的”。
“虛報票房風波”同時引發一項思考：電影市場繁榮的正途是什么？不放下“價”子貼近大眾，高票房就只能是一廂情愿
毋庸置疑，一個真正繁榮的電影市場是電影出品、發行、上映各方，是渴望豐富娛樂生活的人民群眾所共同盼望的。
但是，將廣大觀眾阻擋于電影院門外的是幾十元至上百元不等的票價。
尹鴻教授曾為降低電影票價多次呼吁，他認為票價擋住了電影的市場規模，目前的票價對于月收入即便達到兩三千元的普通消費者來說，還是“成本太高”，這樣的票價還有下調的空間。同兩三年前市場需求不足相比，現在市場有了需求，但是價格卻成為禁錮電影觀看需求的門檻，目前電影改革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票價。
曾經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助理、現任賽爾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的潘福祥先生，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與其通過虛增票房的廣告效應來招攬觀眾，不如通過降低虛高的票價吸引觀眾重新走進電影院。從恩格爾系數的角度分析，在影響老百姓娛樂消費支出的諸多要素中，最大的制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在居民總體收入水平不出現大幅提高的情況下，增加票房的最顯著變量，無疑是票價的降低。”
可以說，由“虛假票房風波”引發的矛盾、沖突，在更深層面觸動的是：中國電影業的結構性矛盾。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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