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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7月7日電 在越來越多“新富”誕生的同時，不少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卻還“原地踏步”；干相同的工作，由于所在地區和部門不同，收入可能相差數倍……國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社會現實，引起了參加政協十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十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常委們的高度關注。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由分配公平失衡導致的貧富差距較大是當前社會不和諧的根源。
統計顯示，中國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為1∶3．23。目前農村絕對貧困標準是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在625元以下，若按照農民人均純收入865元的“低收入人口”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就增加到9000萬，占農村人口的10％。
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大只是目前中國社會財富分配矛盾的一個方面。全國政協常委安啟元指出，目前中國各個行業之間、各個地域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有不斷加大的趨勢。
據了解，行業間平均勞動報酬最高與最低之比在2000年為2．62倍，在2003年為3．98倍，而到了2004年就達到4．25倍。這還不包括工資外的福利收入。2004年1月至9月，平均勞動報酬較高的行業有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科技服務業等，分別為18798元、15982元和15489元。而平均勞動報酬較低的農業牧漁業、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僅有4655元、8057元和8159元。
另外，在全國各地中，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廣東（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區市的2倍還多。
中央黨校最近針對地廳級領導干部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收入差距”被認為是2004年存在的最嚴重社會問題，同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為2005年他們最關注的體制改革問題。“這兩個問題成為‘之最’還是近年來的第一次。”正如同全國政協常委彭釗所說，收入差距過大，已經成為中國改革和發展過程中一個繞不開的彎兒，對我們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考驗。
“分配秩序不當，分配關系不順，是產生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全國政協常委彭釗指出，這首先表現在中國的稅制不健全，對高收入群體缺乏必要的“限高”。
“現在不少人的收入已經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但個人所得稅還停留在20多年前的800元起征點上，很不合理。”全國政協常委陳清華也就當前稅制提出意見。據了解，目前全國個人所得稅中，80％來自工薪階層。由于高收入人群收入來源較多，稅務部門往往難以掌握，偷逃稅現象嚴重。
“個稅體系在調節收入分配功能的減弱、國家稅收的嚴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財富迅速擴大，另一方面削弱了國家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難以有效地援助弱勢群體，從而加大了貧富差距。”彭釗說。
“國有經濟單位中，電力、自來水、燃氣生產與供應、電信業、航空運輸業、鐵路運輸業等行業，靠了壟斷經營的優勢，獲取比其他行業平均工資高得多的收入。”全國政協常委安啟元對于行業壟斷難打破，加劇了社會成員間收入差距的看法得到了政協常委們的一致認同。
此外，同經濟增長幅度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明顯滯后，對基礎階層缺乏必要的“兜底”。
找出貧富差距加大的“病根”后，如何根治“頑疾”才是關鍵。對此，政協常委們紛紛“對癥下藥”，開出“限高、拔低、擴中”三大藥方：
“限高”：完善稅制系統。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并對遺產稅、贈與稅、消費稅等稅種加緊研究并適時出臺；規范壟斷收益分配。采取規范辦法將留歸部門和企業的壟斷收益收歸國家財政，對于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制定工資指導線；推動財富二、三次分配……
“拔低”：通過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職工最低工資標準、離退休金標準等，提高保障水平和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通過加強培訓，提高基礎教育水平、促進就業等措施，不斷提高低收入人群就業能力……
“擴中”：提高第三產業比重，為提高中等收入階層比重提供產業基礎；提高知識階層、專業人員的報酬，擴大中等收入者隊伍；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推進機關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此外，政協常委們還建議通過加快收入立法進程、建立健全公共財政預算體系、建立收入的監測、預警體系等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充分發揮銀行、財務、審計、稅收等監督調控職能，讓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
作者：李薇薇 李斌 顧瑞珍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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