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國有銀行改革應該從計劃經濟中走出

　　易憲容

　　最近，隨著交行在香港上市的成功，四大國有銀行希望上市的心情更急迫了。

　　對于央行與相關主管機構來說，一方面以注資的方式來幫助四大國有銀行財務重組，幫助四大國有銀行去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包袱；另一方面，央行定下了中行與建行硬性的

運營指標，以此來促進中行與建行早日達到上市的標準。如央行領導最近表示，到今年年底，中行、建行兩家試點銀行應該滿足四項指標要求：總資產回報率為0．6％；股本回報率為11％；不良貸款率為3％－5％；至于撥備覆蓋率，對中行的要求是60％，建行則為80％。

　　對于四大國有銀行來說，在政府相關部門的大力資助下，其股改進程大大加快。可以說，從2004年初以來，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不僅進展迅速，而且也初見成效。正如不少媒體所指出的那樣，無論是中行還是建行，其上市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即使是后來者工行與農行，也同樣在大力改革、大步前進。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正是在四大國有銀行迅速改革的過程中，國有銀行體制缺陷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也不在少數，而且有些問題還十分嚴重，如金融犯罪事件暴露、問責機制不足等。毫無疑問，國有銀行有問題就得改，就得深入地改，但是國有銀行改革的深化，是否會手到病除？是否切中了國有銀行制度缺陷的要害呢？如果我們的國有銀行改革僅是涉其表面，而不及肌理，特別是，如果不能夠從計劃經濟思維的陰影中走出，那么這種改革能夠成功嗎？即使會有所成功，但所付出的代價又有多大？可以說，目前四大國有銀行改革最大的問題可能是走不出計劃經濟思維方式的陰影，走不上真正的市場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大國有銀行市場改革往往是只入其表，無法入其里。

　　正如我一向撰文指出的那樣，四大國有銀行股改上市，是國有銀行向現代商業銀行邁出的最為重要的一步。它不僅能夠促進國有銀行組織結構的調整、治理機制的改變、新的運作機制的形成、外國先進的管理經驗與制度引進，而且也能夠讓整個銀行的運作真正置于公眾投資者的監督之下，讓銀行運作走向國際化及現代商業化。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四大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并不是一上市就一了百了的事情。國有銀行上市以后，僅是四大國有銀行發展的開始。因此，四大國有銀行股改的核心，并不僅是如何通過財務重組達到上市之標準，而是讓四大國有銀行通過這種股份制改革及財務重組真正實現運作機制的轉換。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一家公司到市場上市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公司只要達到市場所要求之標準就行了。但是如果一家公司上市時能夠在市場賣得一個好價錢，而且市場對這家公司未來看好，那么這家公司就會受到投資者青睞。否則，公司即使上市了，不僅上市時賣不到好價錢，而且最后淪為垃圾股，那么這樣的公司上市不上市都是一樣。

　　因此，四大國有銀行并不是為上市而上市，而是上市要賣一個好價錢，即為投資者所看好，這樣四大國有銀行上市就能夠達到真正地實現運作機制轉換了。比如，這次交行到香港上市成功，當然是好事，但是，交行上市時的價格與中銀香港比則十分遜色，更不要與香港的匯豐控股相比了。在我看來，四大國有銀行爭取上市，千方百計做好上市準備是好事，但決不可為上市而上市，而應上市賣個好價錢。

　　要做到這一點，四大國有銀行股改上市不應以計劃思維的模式，計劃在什么時候一定要上市，或搞什么突擊上市，而是要從銀行真正脫胎換骨上來做，不可只求快，只求量，不求質，這樣反而會“欲速則不達”。如果上市賣不到好的價錢，吃虧的是我們自己而不是他人。更不可設定什么硬性指標，要求四大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在什么時候完成，什么時候上市，什么時候達到什么指標，這種完全以計劃經濟思維模式來影響四大國有銀行的股改，只能是有弊無利。不按照市場法則讓四大國有銀行改革水到渠成，其結果一定會后患無窮。

　　我們應該看到，本輪經濟快速增長及經濟過熱，是以政府嚴格控制金融資源的條件下銀行信貸沖動為代價的。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看，僅在2002至2004年這3年的時間里，國內銀行金融體系的貸款就增長了58％，增長數額近65000億元。其中近2萬億元進入個人住房信貸。這種以銀行信貸推動的“經濟繁榮”當然讓國內銀行不良貸款得到很大程度改善，如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從2002年的28％降至2004年末的13．2％。但是卻可能給四大國有銀行未來發展留下很大隱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許多亞洲國家的銀行體系逐漸放寬了限制，加上監管不嚴且擁有政府的絕對支持，銀行幾乎不考慮借款人是否有資格接受信用貸款，從而導致國內信貸的急速擴張，大量的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為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埋下巨大的隱患就是前車之鑒。

　　有研究表明，由于早幾年四大國有銀行信貸迅速增長，特別是中長期貸款的迅速增長，不僅導致銀行貸款期限錯配及結構錯配的巨大風險，而且這些貸款的不良率將在2008年前后逐漸地顯露出來。

　　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國有銀行的改革一直是中國政府最優先考慮的問題之一，其改革所取得的成績不可謂不大。但四大國有銀行改革過程所遇到的問題與困境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尤其是盡管這幾年來政府下大力氣處理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但是導致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機制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只不過所表現的形式與方式不同罷了。

　　因此，在四大國有銀行改革過程中，決不可重走下達硬指標之路，要求國有銀行如何來完成這些指標。如果這樣做，不僅說明了計劃經濟的陰影仍然在左右著國有銀行的改革，而且相關的當事人肯定會尋找計劃經濟的應對方式。從最近一些銀行的行為就可以看到，國內銀行貸款利率上限早已放開，為什么國內大多數銀行就是不愿意讓貸款利率向上浮動、讓利率市場化走向正軌？最大的問題并不是市場沒有這種需要所致，也不是銀行不愿意來形成銀行風險定價機制，而在于計劃指標硬性規定下，當事人不愿意來承擔這種風險。

　　所以，從目前國有銀行改革的現實來看，改革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讓四大銀行的改革從計劃經濟思維陰影中走出，以市場經濟的法則為依托對四大國有銀行進行全面的改革。這種改革首先是銀行必須承認問題的存在，并及時估算出銀行系統壞賬的數額大小和嚴重程度。特別是要考慮目前抵押貸款，資產價格變化可能導致的潛在風險。然后，銀行必須盡快采取行動一步步注銷、外銷確認產生的損失。第三，銀行必須及時整頓基本的貸款秩序，創建講究信譽的風氣。目前國內的信貸秩序之所以難以確立，最大的問題就在于上級部門的管制太多，在于貸款者根本沒有信用，貸款者不僅敢貸也敢不還。這樣一種信貸文化，無論相關法律制度與規則如何規定，都可能成為一紙空文。第四，銀行必須加強內部審計體系，并對所有主營業務建立檢查和平衡制度，這樣才可對違規者嚴厲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