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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公司的改革仍然滯后于金融改革進程。更有甚者，由于前提性改革的缺位，但又因為某種壓力的存在，其商業性職能日漸強化而政策性負擔未見明確，由此除去通常被質疑的效率低下問題，經營性風險與虧損的難以認定同時亦缺乏約束開始浮出水面
工行不良資產拍賣首度放棄價高者獲取。這種典型的非市場化方式與拍賣這一典型的市場化方式的混雜，很容易看出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定位及經營方式的含混
近乎一年一次的“審計風暴”如期來到，這一次，從來頗顯神秘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幸”成了焦點：審計署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審計發現了諸多違規問題，包括違規剝離和收購不良資產、違規低價處置不良資產、違規挪用資產處置回收資金為職工謀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資金損失。
過度競爭還是約束軟化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如何處理股東與經理的關系，也即“代理問題”。這一問題源于代理人和委托人間潛在的利益沖突：代理人有權采取行動而委托人為行動承擔后果。其本質則在于所有與控制分離所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按照斯坦福大學教授青木昌彥的表述，“內部人控制是轉軌過程中所固有的一種潛在可能現象”，國家審計署每年對國有大型企業及中央部委進行審計而發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為青木的論斷提供了經驗上的支持。
二十多年中國經濟改革歷史，國有企業改革始終作為主線貫穿其間，這個過程中，一個顯著的教訓是，由于長期存在輕改制、重融資的風氣，因而不但未能改變國有企業的基本制度框架，反而因為不完善的放權讓利滋生出大量所有權混亂以及內部人控制現象。
基于上述認識，以2003年底起開始的新一輪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為標志，金融企業改革的基本思路開始發生重大轉變。通過企業改制，促成企業制度實質性轉變，成為本輪改革的首要任務。盡管這一過程仍然存在大量根本性的難題需要克服，但最起碼，改革開始逼近問題的實質。
但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改革仍然滯后于這一進程。更有甚者，由于前提性改革的缺位，但又因為某種壓力的存在，其商業性職能日漸強化而政策性負擔未見明確，由此除去通常被質疑的效率低下問題，經營性風險與虧損的難以認定同時亦缺乏約束開始浮出水面。
時隔三年的兩則事例或可窺見端倪一二：2002年10月舉行的國際破產人協會亞洲地區年會上，來自新加坡、泰國和韓國各大銀行的代表、會計師，著重談到債務人期望太高阻礙了中國不良貸款回收工作；而在一周前進行的工行不良資產拍賣中，針對長城公司報價不當，而且超過公司資金承受能力，將可能面臨虧損的懷疑不時耳聞。
這樣兩則并不確然的新聞加上審計署白紙黑字的報告，其背后是否存在必然的邏輯進行串聯呢？
有報道稱，不計成本高價收購不良資產已經引起財政部及央行重視，為此，此次工行不良資產拍賣首度放棄價高者獲取，轉而采取誰更接近平均報價誰中標。這種典型的非市場化方式與拍賣這一典型的市場化方式的混雜，很容易看出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定位及經營方式的含混。
“過度競爭”不恰當地被引為了上述局面的成因，而其實，在這樣一個高度管制的市場中，所謂“高度競爭”的背后，實則還是考核機制、預算約束的不足，這和以往表現出的不作為，以及審計發現的內部人控制等問題，統統指向一個目標，即從誕生起就不合理的公司治理。對此，如不加以及早根治，則國有銀行所暴露出的大量問題，難免不在資產管理公司這邊重演。
過度競爭還是競爭不足
公司治理的外部制約來自市場競爭，然而，在目前的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中，一級批發市場基本由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包攬。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完備的考核機制，以及現有業務難以為繼的困境，資產管理公司在此市場表現出不甚正常的“過度競爭”。
但從某種程度而言，這仍然表現為一級市場寡頭壟斷、行政壟斷的弊病。一段時間以來，資產管理公司在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頗為熱衷于一級半或二級市場的轉批發業務。這很容易使人想到“尋租”這一經濟學概念，即由于政府干預與行政管制抑制了競爭，擴大了供求差額，從而形成價差收入，很顯然，這是一種只消耗資源而沒有任何產出的經濟活動。
更有甚者，除了行業壁壘的存在外，根據資產管理公司的實際情況，他們不能回收的部分是待將來其使命結束時再由國家財政報國務院統籌解決。很顯然，從現在的情況看，由于這個“將來”還很遙遠，而且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資產管理公司支付的2.25%的利率又大大低于市場利率，不良資產處置中實現的資產損失不管多大，財政、銀行、資產管理公司都不會有“切膚之痛”。這種情況下，即使真如中國銀監會銀行監管一部主任閻慶民所言，今后“外資要更多地參與到不良資產處置中來”，但是否就會隨之出現“處置價格會更理性一點，價格發現的功能就能更完善一點”，起碼是件值得懷疑的事情。
關于轉型經濟，哈佛大學和布達佩斯高等研究院經濟學家科爾奈認為，就純粹的形態而言，轉型有兩種基本戰略，其中戰略A，即將最重要的任務確定為創造有利條件，使私有部門得以從下而上生長起來；戰略B則把最重要的任務盡可能快地通過國有企業私有化消滅國有制。
中國經濟改革所遵循的路徑同時也是成功之所在，即中國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科爾奈所說的戰略A。通過民營企業的發展，不但因為其本身效率更高，更因為它對國有企業所形成的競爭壓力并為后者提供了改制所需的資金、市場等條件。
隨著入市承諾的履行以及“非公36條”的頒布，民營企業所面臨的一系列準入藩籬正在逐步被打破，與此同時，對于國有企業所承擔的政策性負擔以及政策傾斜亦在削減中。從理論上來說，能夠給予外資的平等國民待遇，沒有理由不同時給予日益占據重要位置的民營經濟，如此才能營造出適意的市場經濟微觀基礎。很顯然，關于這一點，在中國銀行市場中同樣可以得到印證。很大程度上，銀行業所普遍存在的效率低下、管理混亂、惡性競爭，與該市場仍然存在的過度管制以及競爭不足相關。
《國際金融報》 (2005年07月04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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