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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福前
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在我國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以批判為主的階段，批判與借鑒相結合的階段和以運用為主的階段。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就被列為我國高等學校財經類各專業的核心課程之一，事實上成為我國高校理論經濟學教學的主要內容。西方經濟學的方法和原理在我們的科學研究乃至經濟實踐中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
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其基本原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實際上是一種市場經濟學，是對發達的市場經濟運行時間的經驗概括和理論總結。它揭示了市場經濟運行的激勵和一些重要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因而可以用來揭示經濟當事人的行為和經濟現象，為制定經濟政策和進行經濟管理提供思路。由于西方經濟學主要描述的是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和平均數規律，所以它的許多內容也可以適合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改革開放的需要。這就是西方經濟學逐漸成為我國理論經濟學主要教學內容的客觀原因。
我們需要西方經濟學，但是這不意味著西方經濟學完全適合我國的情況和需要。我們認為，經過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介紹、引進和學習西方經濟學，現在是到了需要對西方經濟學進行“中國化”的時候了。這里所說的西方經濟學“中國化”，主要是直接和中國國情對西方經濟學進行中國化改造，使之更好地運用于中國經濟問題分析和中國經濟實踐。
之所以要對西方經濟學進行“中國化”改造，這至少有以下理由：
西方經濟學是來自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的，是一種“舶來品”，它或明或暗地論證它所在的那個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和經濟性，它帶有它產生的那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烙印，并試圖把這種制度安排和價值觀推廣到其他國家。貨幣主義領袖弗里德曼就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最有利于個人自由、最有利于人們在科學技術和人文藝術方面取得創造性成就、最有利于為普通人提供最廣泛的發展機遇的經濟制度”。哈耶克不但主張把資本主義制度移植到非西方國家，而且主張把這種制度下形成的傳統和信念也一并移植到非西方國家，他認為這些默識性原則是這種制度的基礎。最近發生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的“顏色革命”似乎驗證了哈耶克的說法。許多西方學者崇尚經濟活動中的自由競爭，但是他們在國際政治活動中卻不主張多種文化、多種制度進行競爭。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制度背景與西方國家不同，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學習和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要按照“中國化”的原則對西方經濟學的有些內容進行取舍。
即便撇開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內容，西方經濟學也是根據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和經驗寫成的，也是以發達國家的經濟條件和經濟問題為背景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我國現在的國情與西方發達國家至少有三方面不同：其一，我們現在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既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制度與發達國家不同，也意味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們正處在追趕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關鍵時期。其二，我們正處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這預示著在今后一段時間里新舊體制都將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發揮作用，并對經濟績效產生影響。其三，中國是一個具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這意味著龐大的人口壓力，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是我們面臨的特有的、重要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因此，我們不能把西方經濟學原封不動地套用到中國來，我們必須結合中國的這些國情，對西方經濟學進行“中國化“改造。美國的“麥當勞“和“肯德基“來到中國也買中國面條和稀飯，這些西式快餐也要進行“中國化“，何況西方經濟學呢？同樣，中餐到了西方國家也被“西化“，菜肴里必須加上番茄醬或其他西式調料，以適合當地人的口味。淮南的“橘”之所以到淮北變成了“枳”，是因為這兩個地方的土壤、氣候和環境不同。如果我們不住一種西方的差異，不加區別地把西方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運用到中國，難免會出現“西橘“變“中枳“的情況。
我們學習和研究西方經濟學，不但要對西方經濟學的假設前提、邏輯結構和分析方法進行系統的研究，而且要弄懂和分清以下問題：西方經濟學中的那些內容是我們可以直接采用的？那些內容是目前我國經濟條件下不具備、不成熟而暫時不宜用的？那些內容是需要改造的？那些內容是需要改造的？那些內容是應當摒棄的？
我們認為，在教學和研究過程中，對西方經濟學要實施以下三種“手術“，通過這三種手術使西方經濟學“中國化“。一是“剔出術“，即剔出西方經濟學中那些與我們的制度、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不一致的內容。西方產權經濟學只關注如何設計產權制度來處理好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委托—代理關系，如何調動管理者的積極性并約束其對所有者利益的侵害，很少關心如何調動企業普通勞動者的積極性以及如何處理好管理者與工人的關系。這是因為西方學者是在私有產權制度下和雇傭勞動制度下來討論企業問題。他們把勞動力僅僅當做一種生產要素來討論的觀點是我們要摒棄的。我們討論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只談產權，而不談工人的勞動權。我們國有企業的工人是企業的主人，而不是雇傭勞動者。我們要搞活搞好國有企業，不能只談調動管理者的積極性，必須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強化廣大工人的主人翁意識，注重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二是“整形術“。西方經濟學中的有些內容和中國的實際情況不一樣，不能把它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需要經過調整和改造來進行運作。例如，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利息率是市場化的利息率，而中國的利息率目前是高度管制的利息率，這兩種利息率的決定方式和變動規律都不大相同。因此，建立在市場化利息率基礎上的有些理論不能照套過來解釋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現象。西方經濟學中的公共投資增加會通過利率提高來排擠私人投資的理論，IS-LM模型所說的貨幣供應量增加通過利息率下降(假定其他條件不變)來刺激投資的機制，都不能直接用來說明我國目前的相關的經濟問題。需要結合中國實際，對這些理論進行改造。三是“移植術“。所謂移植術是指聯系中國實際來運用西方經濟學的有關內容，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和改革發展中出現的經濟問題，使西方經濟學在中國“本土化“。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志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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