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杰：現代經濟學在中國 從學步到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 張杰

　　如今在大學里學習經濟學的人，一定很難體會改革開放頭幾年上大學的人開始學習經濟學的感受。起初，除了所謂“蘇聯范式”譜系的各類教材，幾乎不見現代經濟學的蹤影。后來，情況有了某些改變，冠以“西方”名頭的一些經濟學課程開始以選修課的形式進入課堂。如今人們耳熟能詳的許多概念諸如“邊際收益”、“效用”以及主流經濟學家如凱恩斯

　　讓人們始料未及的是，在大學講壇，“蘇聯范式”與“西方范式”會如此迅速地短兵相接。學生們對后者的渴求超乎想象，大家的“用腳投票”毫不含糊地將兩種“范式”的被擁護程度劃分地“涇渭分明”。終于，西方范式的經濟學課程開始堂而皇之地進入主修課程的序列，而且，課時一加再加。直到把西方經濟學先辟成兩半(宏觀和微觀)，又分成三級(初級、中級和高級)，再細分為不同門類(如貨幣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等，不一而足。

　　可是，問題接踵而來。人們日趨旺盛的學習需求一時讓國內現代經濟學的“供給”多少有些措手不及，其中以原汁原味的西方大學通用經濟學教材(包括經濟學原著)最為短缺，當然還有能夠熟練講授這些教材的教師。雖然國內大學一些較早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教師也編寫了版本各異的教材，其貢獻自然不容忽視。但是，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更多的人對國外的經濟學教育有所了解。特別是，愈來愈多的人開始負笈大洋彼岸，直接到國外一些著名的學府“插隊”，接受標準的現代經濟學教育，其中不少人陸續學成回國�；�于這種情況，在國內大學講壇，人們對國人的“自編自演”越來越疏離，大家對何時能夠在中國自己的大學課堂上用上國際同類大學的標準經濟學教材翹首以盼。

　　早在20世紀80年代，商務印書館傾力推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可謂擷英集萃，蔚為大觀。其中的“藍色系列”，陸續匯集了大量當代經濟學家的傳世之作。這一系列可能是國內出版界最早奉獻給讀者的經濟學學術“大餐”，讓不少經濟學的“饕餮客”著實享用了一番。不過，讓人們意猶未盡或略帶憾意的是，這套叢書的一些較早期譯本雖釋義不無精準，但其語言表達未免晦澀，多少影響了一些讀者的閱讀興趣(后來，商務印書館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如凱恩斯《通論》的重譯)。此外，這套叢書所收作品大都屬于經濟學家的個人學術著作，從某種意義上講，更適合專門的經濟學研究人士品讀，而無法用之于大學的經濟學教學過程。僅從這種意義上講，現代經濟學教材的“供不應求”狀況并未因此得到有效緩解。

　　20世紀80年代后期，上海三聯書店(后來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聯袂)推出了“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獨具匠心的出版者著意選擇晚近的經濟學名家經典組成“當代經濟學譯庫”，與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巧妙地形成互補之勢，滿足了許多讀者的需求。精明的滬上出版家敏銳地覺察到，改革以來人們對海外經濟學教科書的現實和潛在需求呈迅速上升的勢頭，基于此，這套叢書刻意設立了“當代經濟學教學參考書系”。不出所料，該書系一經面世，讀者便趨之若騖�？梢哉f，這套叢書對于中國經濟學以及經濟學教育的現代化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一書系遴選嚴謹，譯功精湛，不乏精品。但客觀地看，與該叢書的其它系列相比，這一書系隨后拓展乏力，而且版本更新遲緩，最終未能形成規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正如人們共同預料的那樣，這一缺憾很快得到了彌補。1995年，由梁晶工作室精心策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傾力打造的“經濟科學譯叢”在人們的久久期盼和等待中“閃亮登場”(2000年又推出《金融學譯叢》)。這套譯叢以其獨具一格的裝幀設計和國內首創的大開本版式，一下子抓住了眾多讀者的眼球。雖然價格不菲，但還是有不少讀者慷慨解囊。與上述“形式”相比較，這套叢書的“內容”更是可圈可點。誠如譯叢總序所提及的那樣，叢書全面系統，幾乎涵蓋了經濟學的所有重要領域；所選教材都是國外大學通用的經濟學教科書，且發行數版乃至十幾版。譯叢成功延攬和組合了國內一流的譯者團隊，保證了翻譯的高水準和權威性。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套譯叢能夠長期跟蹤已出版教科書的版次，適時推出教科書的最新“升級版”，使得國內的教師和學生可以和國外大學一樣同步使用最新的中文版教材，從而改變了國內的中文版國外教材長期以來滯后于國外版次的狀況。完全可以說，這套《經濟科學譯叢》伴隨、滋養和見證了現代經濟學在中國最近十年的成長歷程。也正因如此，這套譯叢連同梁晶工作室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道成為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發展歷史進程中一塊顯著而重要的“路標” 。

　　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成長歷程耐人尋味。我們暫且拋開更早期先輩們的慘淡努力和曲折經歷。從總體上講，改革以來，中國的絕大部分經濟學人開始蹣跚學步。他們從上述各類譯叢特別是國外經濟學教科書中學習最基本的經濟學概念和分析工具，從日漸熟悉的海外經濟學家的學術論著中習取經濟學論文的標準“間架結構”和“擒拿”技法。這一過程進行的并不輕松和順利�？梢哉f，迄今為止，我們從總體上并未走出“臨摹”階段，獨立行走并形成自己風格尚待時日。

　　大概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世界銀行年度發展報告的中文版首次在國人面前亮相�？梢钥隙ǖ恼f，這對中國經濟學人的刺激不小。這些年度報告的結構、邏輯與行文，還有參考文獻、附錄等等，給我們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另一種嶄新、簡潔而務實的經濟分析范式。從此，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還有別的范本)便成為人們競相模仿的經濟學論文范本，可以說，如今國內許多有所建樹的經濟學家就是從當年的這種模仿中開始經濟學“創作”的。客觀地說，對這種模仿的功效不可低估，正是基于此，我們大部分經濟學論文作者才逐步走出原有的“八股”范式，開始理解經濟學分析過程的真實含義和美感。

　　在經過了一段時期的“模仿”之后，現代經濟學在中國如何發展這一問題終于被順理成章地提了出來。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有共識，更有分歧。共識在于，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要遵循現代經濟學的基本規則和范式，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學最終要融入主流經濟學發展的長河，不可能“另起爐灶”或另搞一套。分歧在于，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到底意味著什么？是不是僅僅意味著給我們的經濟學人配備現代經濟學精良“技術裝備”？實際上，這種傾向已經開始蔓延為一種風氣。這是改革以來我們早期“模仿”現代經濟學的一種后遺癥。不少人以為，只要“照貓畫虎”就可以把貓變成虎，抑或給一匹白馬身上畫上黑色“道道”，就會得到一匹真斑馬�，F代經濟學范式如同一種“制度”，有可模仿者，也有不可模仿者�？赡７抡邽榻洕鷮W分析“技術”，不可模仿者為經濟學思想。長期以來，我們許多經濟學人為自己簡陋而落后的經濟學分析技術而感到自卑，因此，對這種技術產生“拜物教”心理，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煞有介事地誤將習練經濟學技術視為推動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發展的“全部”，則會產生十分危險的誤導效應，特別是在人們仍然渴求經濟學“技術進步”的當下。

　　不難預料，以上分歧仍會長期存在，這并不是一件壞事。分歧的存在以及允許分歧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種進步，因為共識終將產生于分歧。不過，隨著熟練掌握現代經濟學技術的人群的迅速擴展，人們之間有關經濟學技術的競爭將趨于均衡，也就是說，任何人都會逐漸失去技術上的“比較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僅憑經濟學技術便可獲取“超額學術利潤”的情形將不復存在。到那時，中國經濟學的學術“市場結構”與績效考量也將為之一變。一旦人們都不得不通過經濟學的思想競爭獲取豐厚的“學術回報”，則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發展才算真正走出蹣跚學步的“孩提時代”，走上獨立前行的成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