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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進入高成本增長期系列報道之二
王峰這一段時間吃不好、睡不香。“我們廠外銷服裝的訂單不見長啊。”電話里他的聲音很著急。王峰是江蘇蘇北一家服裝廠的業務員。去年他們廠添購了不少生產設備，想在今年年初紡織品配額取消后“大干一場”。但歐美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后，他們得到的訂單數額遠遠未達到預期的數字。
而廣東一家家電生產企業的老板——小李，卻對比往年同期高不少的出口訂單很犯愁。“國外買家想在人民幣升值前多進些貨，免得以后在價格上吃虧。”小李說，“人民幣要是今后升值了，我們出口肯定受影響，因為我們的家電產品也就幾個百分點的利潤。”國內越來越多的出口企業發現，不斷增加的貿易摩擦、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還有國外層出不窮的各種技術壁壘、社會責任要求等，讓長期以來低價取勝的出口策略，越來越“不好使”了。
貿易摩擦的全方位蔓延
僅從貿易摩擦的傳統形式——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兩反一保”）統計上看，似乎并不能得出“貿易環境趨緊”的結論。
商務部公平貿易局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份，我國共遭遇國外15起貿易救濟措施調查，其中14起反傾銷調查，1起保障措施調查。總涉案金額2.47億美元。和去年同期比，案件總數下降25%，涉案金額下降64.12％。但商務部公平貿易局的官員提醒記者，如果考慮到貿易摩擦的其他形式，如美國的“337調查”、發達國家越來越苛刻的各種技術壁壘等，我國出口面臨的貿易環境不容樂觀，說貿易環境趨緊并不為過。
“以前，反傾銷在貿易摩擦中占有較大比重，這主要針對中國企業的生產環節中的低成本優勢。今后，知識產權方面的爭端可能會升級，這將從核心技術源頭上對中國產品出口構成威脅。另外，以保護消費者健康為名的的各種技術壁壘，也將會是貿易摩擦的‘高發區’。不僅如此，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獲得越來越多世貿組織成員的承認，國外對中國進行反補貼調查的可能性逐漸升高，屆時中國政府的每一項經濟政策都可能成為目標。”這位官員分析說，“事實上，國外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早已針對進口產品從研發、生產到消費，從政府到企業，設立了一套全方位的‘防御體系’。在中國外貿不斷發展的背景下，一些國家出于國內政治需要而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可能使中國的貿易環境趨緊。”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些年來，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伴隨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而升級。盡管中國面臨貿易摩擦的形式構成并無太大變化，但“其烈度比以往大大提高”。
美國對中國的“337調查”很能說明問題。美國海陸國際律師事務所米特爾伯格介紹說，美國“337調查”針對進口產品侵犯美國專利（或其他知識產權）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他提供的數據表明，在美國“337調查”的頭400宗案件中（1972年至1998年），只有5宗（約占1％）案件涉及中國內地的公司。而在2003年受理的“337調查”案件中，針對中國內地公司的案件數量高達25%。他說，2003年美國針對中國內地公司進行的“337調查”，比針對其他任何國家的公司都要多。“針對中國的‘337調查’，很可能會愈演愈烈。有意在美國開展業務的中國公司應當注意，競爭對手很可能利用‘337調查’作為競爭手段，維護其市場地位。”
摩擦背后的匯率因素
對于大部分以出口為導向的產業而言，人民幣匯率的上升會總體上削弱“中國制造”的價格競爭力。
事實上，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升級、面臨貿易環境趨緊，也和匯率因素緊密相關。這一點，在6月份中美、中歐紡織品貿易爭端談判中表露無疑。這兩次談判前后，中方都高調表示，紡織品貿易問題與人民幣匯率是“橋歸橋，路歸路”。
從談判策略上講，中方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但從理論上分析貿易摩擦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關系，還是有內在聯系的。統計顯示，今年前4個月，我國出口2180.5億美元，增長34%；進口1968.7億美元，增長13.3%；累計實現貿易順差211.7億美元。這組數字看似正常，但如果把價格因素計算在內，問題就顯現出來了。2002年以后，中國進口商品價格大幅上升，但出口商品價格未能上漲，甚至就在最近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開始后，中國的出口商品價格還在下跌。
這意味著，近一段時期，中國出口貨物量的增長遠比出口額的增長要快；而進口貨物量的增長則比進口額的增長慢許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家宋國青曾做過計算：今年1月份，我國石油進口按金額計算，較去年同期上升5％，但實際進口量卻下降了25％。
宋國清分析認為，我國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名義匯率與美元掛鉤。這樣，中美兩國國內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就將導致人民幣與美元實際購買力的變化。如果中國的通脹率高，美國出口的商品就會相對便宜；如果美國的通脹率高，則中國的出口商品就會相對便宜。1998年以來，我國通脹率大部分時間低于美國。雖然去年一度高于美國，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宏觀調控，今年4月又降至1．8%，而同期美國的通脹率還在3．5％的較高位置。
“這表明，人民幣匯率不僅伴隨美元下跌而相對于歐元貶值，即使相對于美元，實際購買力也在下降。也就是說，相對于全球其他國家的生產成本，中國商品的相對價格是越來越便宜，出口增勢越來越猛。”宋國清說。如此這般，正好給某些國家對中國產品設限提供了“口實”。這樣，在一些國家人民幣匯率動輒就成為其政府推卸責任的“替罪羊”，甚至堂而皇之成為其立法機構議案的主題，就不難理解了。
中國企業將失去成本優勢
不論是貿易摩擦的加劇，還是未來人民幣的升值，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成本優勢，將面臨嚴峻的挑戰。梅新育認為，從長期趨勢看，一個國家的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其本幣匯率必然升值。從目前情況判斷，人民幣已進入了一個長期升值的階段。人民幣升值對不同產業競爭力的影響還需具體分析，但從總體上看，中國企業不能再一味依賴以往低成本的競爭方式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黃衛平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以“不可能三角”模型分析認為，一國不可能同時做到保持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中國的貨幣政策是獨立的，同時中國承諾到2010年放開人民幣資本項下的管制，這意味著中國也不可能長期保持固定匯率制。
黃衛平教授認為，只要中國經濟保持目前的健康增長態勢，人民幣升值是可以預期的，而人民幣的升值，加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將使中國面臨成本不斷升高的挑戰。而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魏杰教授看來，這個挑戰已成為現實。不久前在北京舉行的一次論壇上，魏杰指出，中國經濟面臨第二次挑戰——“中國企業的低成本時代已經過去，高成本時代已經到來”。
魏杰認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企業的發展原來主要依靠兩點，一是在長期的嚴重短缺經濟中，旺盛的市場需求拉動中國企業發展。二是中國的低成本支持經濟快速發展。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經濟已從過去的短缺經濟走向過剩經濟，需求拉動效應明顯減弱，這時中國經濟遭遇到了第一次挑戰——短缺經濟的消失使一大批企業被淘汰出局。但由于低成本因素的存在，加上中國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仍保持了快速增長。“在第一次挑戰中，低成本因素使中國經濟依然能快速增長，中國經濟并未真正轉變增長方式。但中國經濟面臨的第二次挑戰——高成本時代的挑戰，則需要中國經濟真正轉變增長方式。因此對中國企業來講，這次將比原來經濟從短缺走向過剩的挑戰還要厲害。”魏杰說。
以轉型消化成本
“高成本時代”究竟會給“中國制造”帶來什么？
在黃衛平看來，“高成本時代”的確會對以低成本競爭力為核心的中國經濟帶來挑戰，但更多的是機遇。“從積極的一面看，高成本促使我們反思，過去的發展模式中的粗放成分現在到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抓住這個時機，高成本很可能成為我們真正轉變增長方式的有效刺激因素。”黃衛平說。”
應對“高成本時代”的到來，必須通過轉型消化高成本。
首先是貿易增長方式的轉型。梅新育說，就出口本身而言，需要依靠提升產品技術含量，扭轉過度依賴價格競爭力的現象；就整個對外經貿而言，人民幣升值意味著我們需要從單純的商品輸出，逐步進入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并重階段。
其次是稅制和金融創新轉型。魏杰說，高成本時代的到來，為了保證企業繼續生存和擴大，我們在稅制上必須減稅。比如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問題，如果直接把外資企業所得稅從15％提高到30％估計不可能，可不可以把內資企業的33％壓到20％左右，把外資企業提高到20％左右。這樣既不會對財政影響太大，又能保證中國企業順利渡過“高成本時代”。
魏杰說：“截至5月底，所有銀行雖然人民幣存款余額24.5萬個億，世界第一，但是企業都喊沒錢。不推動金融創新轉型，放開民間信貸，就無法降低資金的使用成本，中國企業就很難渡過這次高成本時代。”第三是推動產業結構轉型。黃衛平以制造業為例說，一方面我國低成本的產品制造業已經嚴重過剩，越來越受到成本上升的挑戰；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設備制造業和機械制造業卻嚴重依賴進口。中國企業應該利用產品制造業的積累，盡快向設備制造業和機械制造業轉型。
最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必須轉型，其成本不能再提高了。魏杰說，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價格還要上漲的話，企業的成本支付還會增大。在企業成本增加的時候，政府應該提供更便宜的公共產品，才能保證企業能夠順利度過高成本時代。
作者：王小波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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