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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進入高成本期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6月27日 09:45 經濟參考報

  中國正由單純追求國內經濟增長階段向在全球化條件下追求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階段轉換,這一階段轉換使中國發展進入高成本期。

  也許可以這樣描述高成本期的特點:經濟增長正在告別改革開放以來長達1/4世紀的低成本粗放式時期,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工業化和城市化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成本上升時期;糾正過去單純追求國內經濟增長,重視社會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成本上升;融入世界
經濟體系后走和平發展道路,對外交往成本上升。

  正確認識中國發展進入高成本期,樹立國家發展成本觀,對于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以“全球視野”謀劃國家發展,提高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可持續發展力”,有著重要意義。

  高價工業化時代到來

  工業化始終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一條主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了一條低價工業化道路,農民工成本僅按“剩余勞動力”定價,并且不需要住房、社會保障等所有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工資外成本;在資源利用上以自力更生為主,也“節約”了很大一部分工業化成本。這一局面在新世紀新階段開始被加速打破,中國工業化進入高成本期。

  生產力要素成本上升。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將趨于上升,人力資源價格上漲,導致企業支付成本上升。這在2003年與2004年珠三角、長三角和福建等地相繼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中已初見端倪,這些地方民工的工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從趨勢看,大學擴招從而導致勞動力成本在未來的逐步上升,已成必然。這些新一代知識型勞動力服務中國工業化,將增加“中國制造”成本。

  技術成本上升。中國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依靠的是所謂成本優勢和國內市場地位,并非出自技術革新。缺乏核心技術,“有品無牌”的多產多銷難以獲得高額利潤,是中國制造的切膚之痛。2004年,歐美企業對中國DVD影碟機廠家征收知識產權保護專利費,每臺12到18美元,使本來就利潤微薄的中國影碟機行業開始全線萎縮。中國企業必須加大投入,增加職業的研發人員,尋求以技術研發為先導的發展。此外,適應國內環保法規和國際產品標準的要求,企業的環保工藝投入必須加大,這對企業在短期內是凈成本的增加。

  企業支付物流成本高。資料顯示,發達國家平均物流成本是10%,而中國平均物流成本則要高出一倍,達到20%,中國企業要把20%的運營成本投入到和物流有關的事項中。沃頓商學院和波士頓咨詢公司聯合推出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物流成本高的原因,一是物流企業過于分散,應用現代流通技術的企業少,二是中國的高速公路網欠發達,道路尤其是高速公路不足,流通效率低。

  生產資料成本抬升。中國進入“資源有限”時代,在原材料和能源上依賴國際市場,國際市場原材料和能源漲價,導致企業支付的成本大規模上升。當前石油價格、鐵礦石價格的上漲就是突出的例證。高油價已經使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整個紡織、服裝產業鏈的鏈條都感受到壓力。原燃料價格上漲加大鋼材生產成本,據對50家鋼鐵企業的原料成本統計資料顯示,煉鋼生鐵2004年加權平均制造成本同比增加了523元/噸;連鑄鋼坯同比增加了770元/噸,鋼筋同比增加801元/噸,中板同比增加660元/噸。

  土地價格上漲。土地是數量管制的,土地已呈現緊張狀態,要擴大生產,土地是很大的限制因素。土地成為長三角、珠三角許多公司的第一位限制條件。溫州工業用地拍賣,甚至出現100萬元一畝的記錄。

  高價城市化時代到來

  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另一條主線。從2002年開始,中國城市化開始由中央政府推動轉為地方政府推動,進入城市化高速發展的階段。

  城市化的高成本包括:一、基礎設施的高投入,如水電、燃氣、公路和綠地等的建設,需要政府的推動;二、社會保障的高投入,一旦農民變為市民,社會保障就是必需的。大量的公共支出如教育、環保和城市運營等都需要政府財政支持。城市化的第一階段是基礎設施投資;第二階段,隨著城市化過程,大量的農民變為市民,核心支出就是社會保障,從國際經驗看,社會保障支出是城市化后的最大支出。

  目前中國總體上的城市化處在第一階段,即城市化擴張階段。有關資料顯示,全國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成“國際大都市”,不少中小城市提出要建成大城市。即使這些規劃是合乎發展規律的,客觀需要的高成本也可想而知。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國城市化擴張中,一些“人為盲目性”加劇了城市化的高成本。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城市化率,存在急于求成和盲目無序的偏差,導致區域發展不協調和大量資源損耗,是“城市化的浪費”;一些城市規劃缺乏特色,造成“建設性破壞”。

  城市化的第二階段問題在中國也日益凸顯出來。中國城市化是涉及幾億農業人口轉入非農產業的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遷。每年有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就業,據人口普查資料,農民工占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其中第二產業占56.7%,建筑行業占80%,絕大部分處于流動不定狀態。這些都加大城市公共服務、城市管理、城市運營的公共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前20多年,進城農民工在城市公共資源的分配上基本處于被忽略狀態:在社會財富的第一次分配中,外來工得到的是低工資,到了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時,外來工基本上沒有享受,他們無法像務工者所在地的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公共財政的各種保障,被排除在公共財政分配框架門外。這一狀況現在必須改變,把農民工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和住房、學校等設施的需求納入到城市公共服務的范圍中,將增加城市公共福利的“高成本”。

  社會“和諧成本”上升

  和諧社會是各種發展要素得到科學合理有效配置、各階層之間有著互惠互利關系、充滿創造活力的社會。從本質上說,主要是指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和諧成本就是指為促進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進行的投入。

  均衡社會利益關系成本上升。經濟體制改革引發社會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和重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加大,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關系復雜化。均衡社會利益關系,通過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使社會成員獲得更多發展機會和希望,使各階層能得到合理回報,從而引發全社會成本的上升。特別是加大投入增加對社會保障、農村基礎教育及醫療的投入,使社會財富再分配向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傾斜。

  人口和諧成本將急劇上升。按照國際公認的“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7%即為進入老齡社會”的標準,中國在2000年就進入了老齡社會,到2050年,中國老齡人甚至將達到4.93億,占總人口的25%。發達國家老齡化是在工業化完成之后出現的,而中國是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進入老齡社會的。此外,《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白皮書表明,目前中國尚有1.5億農村富裕勞動力需要轉移,1100萬以上的下崗失業人員需要再就業。養老與失業構成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內在鉗制關系,這兩種力量將迫使中國運用有關財政和稅收政策,把用于經濟增長的一部分資本轉移到提供社會保障上來,以緩和這兩股力量對中國社會穩定所產生的震蕩。

  防范和應對社會矛盾沖突成本上升。2003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進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時期,既是“黃金發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關口”。在這個“關口”,與經濟快速發展相對應的是社會矛盾有可能加劇,改革與發展的難度加大,如果收入差距拉大、就業增長緩慢、腐敗問題加劇,就很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據有關方面開展的關于沿海地區勞資關系的專題調查顯示,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非公經濟領域勞資糾紛已呈多發態勢,而且正在從以前的溫和型、“散發個案式”向群體性、突發性方式轉變。近幾年,浙江省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立案的勞動爭議案件,每年都以超過30%的數量增長。

  改善和維護環境成本上升。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就必然需要投入巨額成本,用于環境污染的治理。據國家環保局的有關數據顯示,中國的萬元GDP能耗水平是發達國家的3至11倍,目前中國生態環境的承載力已近極限。中國上一發展階段環境消耗過多,必將加大今天的發展成本,使社會持續發展成本加大。生態環境的惡化還增加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繁度和劇烈程度,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

  全球化條件下“和平發展成本”上升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更直接、更明顯。這是中國發展環境的革命性轉折。如何在全球化條件下使各個領域的對外交往,包括政治的和經濟的,外交的和文化的,官方的和民間的,服務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目標,是中國長期的任務。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為創造良好的中國發展外部環境,中國需要支付的“和平發展成本”上升。

  外交成本上升。全球化使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增大,但西方發達國家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的行動不會停止。樹立中國和平發展的全球形象需要增加外交成本。此外,中國已經進入“資源有限”時代,需要尋求從全球配置資源,保障外部資源的穩定供給,也需要增加外交成本。比如,如何與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輸出國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如何加強與能源輸入國的合作,如何保證海外資源的運輸安全,如何協調對外貿易、對外援助、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等等。

  應對國際經濟摩擦成本上升。中國直接進入國際競爭的前沿,雖然關稅“硬壁壘”沒有了,但西方發達國家設置的名目繁多的“軟壁壘”呈強化勢頭,致使反傾銷訴訟和貿易摩擦日益突出,中國進入新國際經濟摩擦時期。比如,近年來不斷出現中國鋼鐵業、紡織業、彩電等產品被美國等國家限制進口。

  防范和應對全球風險成本上升。全球化大大增加風險的來源,使原來限于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風險擴散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從2003年SARS的突然爆發與蔓延,到2004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如石油短缺、禽流感、印度洋海嘯等,都表明全球風險社會已經到來。隨著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也已經進入了全球風險社會體系。全球風險包括政治、經濟、自然、社會等各種風險,既危及經濟安全也危及國家安全。

  此外,適應經濟全球化,國內新一輪改革成本也上升。中國作為世界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經濟發展將受到國際規則剛性約束,需要加快根據國際規則來調整規劃國內經濟發展。過去面對國內舊體制的改革必須加速轉移到面對世界經濟體系的改革,改革開放的策略性程序將變為“開放改革”,“以開放促改革”,即借助入世背景下接軌國際規則中更大范圍的開放來推動新一輪改革。

  提高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可持續發展力”

  中國發展為什么會進入高成本時代,至少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走到盡頭的結果;二是片面追求經濟發展而忽視社會發展的戰略走到盡頭的結果;三是中國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條件下發展自己的結果。改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重視社會發展,需要支付成本,這是歷史的“欠帳”;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要在全新的環境中發展自己,也需要支付成本,這是新的發展環境的要求。

  從國家可持續發展視角看,中國粗放型經濟增長和片面化經濟發展是以許多可持續發展力的透支為代價的,兩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低成本的人力資源消耗和低效率的自然資源消耗。低成本的人力資源消耗是指大量的農民工和低廉的勞動報酬及社會保障,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這種低成本的局面繼續維持下去的社會成本將日益高漲。低效率的生產效率表現為每一單位資源的產出低于先進水平,同時伴隨著嚴重的環境破壞。這種成本并沒有消失而是會在以后逐漸顯現出來并由后人來承擔。

  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后,“全球因素”將成為今后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性影響因素。全球化意味著競爭的全球化,隨著這一歷史性變化,“國家經濟利益”的含義也發生了重要變化,一國的國家經濟利益更多地體現為以全球為版圖配置資源謀求國家發展利益。中國經濟若想保持長期繁榮穩健,必須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考慮發展方略,迫切需要以“全球視野”謀劃國家發展,發展戰略應轉向“全球戰略”,找準全球戰略驅動力,提高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可持續發展力”。

  當前中國發展“全球戰略”驅動力至少要包括三方面:

  環境驅動。中國的發展離不開穩定的國內國際環境。在國內努力建設和諧社會,在國際上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內外并舉,這是需要長期堅持的戰略任務。

  技術驅動。品牌、專有技術、知識產權越來越成為競爭力的基本要素。中國需要用以支撐中國經濟在世界上占據一定地位的本土品牌。機制轉換、結構優化、技術升級、持續創新應是中國工業化進程的主題;從成本優勢轉向技術優勢,是高成本時代中國企業的必然選擇。以制造業為例,中國目前是成本性質的世界制造中心,應向技術性質的世界制造中心轉變。中國目前是消費品制造中心,應看到,中國作為消費品制造中心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消失,周邊國家在這方面將會比中國更有比較優勢,因此中國應加快發展機器產品制造中心。

  國際規則驅動。一方面,要學會熟練運用國際游戲規則保護中國的利益,同時充分注意全球的平衡發展,創造多贏的持續發展的國際貿易環境和條件;一方面,要借助入世背景下接軌國際規則中更大范圍的開放來推動新一輪改革,主動改革現有的企業制度、市場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使之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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