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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林
當把一枚歐元金幣扔上半空，來決定風尚和文化導向時，存在多種結果。
人們常說去法國就為了三件事：巴黎，城堡和盧浮宮，盡管當下塞納河兩岸晚上九點還是藍天，而拉法蘭隨著《歐盟憲法條約》的全民公決以反對票逾半數的結果成為了前總
理，撥開人們以往對蒙馬特高地的懷戀之情，歐幣越來越具有現實主義風采。
其實，金錢財富就是被推到第一線的現實籌碼，這是等級社會的門檻，而浪漫只是藝術或旅游情境中的玻璃反光。
現代人對越來越洶涌的主流，譬如財富等級、奢侈品、名人效應等趨勢的認同和追逐，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與集體節律的合拍正是幸福生活的一種體現，連國家統計學指標也建立在“大多數”的基礎上，一切都無可厚非。
但是，為什么作為“大多數”就不能容忍那“一小撮”的異想，有些人想停頓，想掉隊，想另走歪路，這只是出自于他內心的真實聲音，可并不會得到其他人的認可。
想起了一些人是完全憑著語言生存的。比如律師、政治家、演員、歌手和詩人。這些人的一切，完全取決于他內心的需求。小說家茨威格，就一直在兩個鐘擺中搖擺。然而，茨威格的內心聲音并不因為寫作就得到了改變。
1942年2月23日，茨威格與妻子一起在里約熱內盧附近的佩特羅波利斯自殺。他的內心非常復雜，不能簡單取舍。
茨威格是一個憂郁的人，他對這個世界要得太多，同樣，他對這個世界的“不要”也太多了。
其實，他連當下那些背包走天下的普通人的境界都達不到，又如何能與那些拿著卡，從蒙田大道上一路買奢侈品的貴婦相比。
茨威格意識到“寫作是一種無能的選擇，寫作只是為了保持正�！�。與茨威格類似的人很難做到的，在“大多數”那里卻根本不是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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