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南開大學 周立群 劉文
中國經濟類教育的發展有一個“西學東漸”的國際化和本土化過程。它經歷過20世紀初對日本、美國等國經濟學教育的介紹和模仿，20世紀50年代對蘇聯教育模式的全盤照搬，80年代以來對英美等發達國家經濟學教育的學習與借鑒。中國經濟類教育在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結合上進行了可貴的探索，這些探索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從經驗和教訓中
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啟示，這對于當今迅速發展的經濟類教育改革和發展是十分有益的。
關鍵詞：經濟類教育；國際化；本土化
在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經濟類教育 具有重要地位并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歷程：新中國成立以前，經濟類教育在高等教育體系具有重要地位，其在校學生約占大學學生總數的10%。1928—1947年間，全國高校畢業生18.5萬人，其中經濟類畢業生1.9萬人，占總畢業生的10.27%。 建國后，經濟類教育出現了長期的停滯和萎縮。改革開放以來，又重新得到了恢復和擴展，已發展成為人文社科類中的第一大學科。截止1999年底，經濟類在校本�？茖W生總數達到了1547383人，占全國在校本�？茖W生總數的21.5%；在校碩士研究生23985人，占全國高校在校碩士生的13.4%，博士生3600人，占全國在校博士生總數的6.6%。2000年在校生進一步擴大，增至180萬人。 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使得經濟類教育成為最熱門、發展最快的學科之一。
中國經濟類教育的發展史始終貫穿著國外經濟類教育的傳播，同時，它又不斷地適應于中國的經濟、社會變革和發展，不斷地借鑒、吸收創新和發展�？梢哉f，經濟類教育的發展是一個“國際化”與“本土化”的探索和結合過程。
(一)
中國的經濟類教育源于20世紀初對西方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的引人和移植。建立于1895年的京師大學堂在其設立之初，就開設了經濟類課程，聘請日本教師，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商經類教科書授課。1912年北京大學設立了中國最早的經濟類科系——“商學社”，廈門大學在20年代開設了“商學部”，南開大學經濟科系成立之初即引入了西方的經濟類課程。當時國內各大學的經濟系科多設在商學院，也有設在法學院或文學院，其性質和范圍比之法律、政治、歷史、文學等系領域迥殊，色彩鮮明，涵蓋商、經、管的理論和應用學科領域。許多大學直接使用西方國家的原版教材，當時的經濟類課程，在強調基礎課程的同時，內容已涉及到會計、統計、財政、銀行、保險、運輸、關稅等各個領域，涉及面較廣。
對國外商經類教育的移植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參照模式，促進了中國近現代經濟類教育的萌生和發展。當時國內的一些著名學府從事經濟類教學的教師大多是由英、美、日留學歸國學生，年復一年授課的講義是他們在西方教科書上學來的或在大學時作的筆記，課堂上傳授給學生的知識甚至案例基本是有關外國的情況。由于這一時期經濟類知識結構基本是在模仿和復制西方的東西，很少聯系到中國的實際，從而也不能將經濟類知識應用于中國現實。
20世紀30年代初，國內教育界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探索經濟類教育和研究的“中國化”(本土化)，他們從中國實際經濟現狀出發，將中國的材料與學科內容融和在一起并且利用中國的素材來闡釋所學的原理。如當時畢業于耶魯大學的何廉博士在財政學教學和教材編寫中，為在教材中反映中國的公共支出狀況，從當時的財政部搜集中央政府各時期的有關收支材料，為反映中國的稅收和公債情況，他通過海關和其他一些政府機構及各種出版物等渠道整理大量的現實材料，用于教科書的編寫 。
從30年代開始，由國內學者編寫的經濟學、商學、部門經濟以及經濟史等方面的著作和教材大量出版，如馬寅初(1943)的《經濟學概論》、董時進(1933)的《農業經濟學》、許璇(1934)的《農業經濟學》、何廉、李銳(1935)的《財政學》、馬寅初(1944)的《通貨新論》、尹文敬的《財政學》等等教材，幾乎都對中國的有關經濟問題進行了分析，并在大學的經、商系科中廣泛應用。
與此同時，專事中國本土經濟問題研究的著述日漸增多，如在30年代，學界圍繞本土的貨幣本位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出版了一些理論著作，如馬寅初(1937)的《中國之新金融政策》、楊蔭溥(1936)的《中國金融研究》、劉大鈞(1934)的《我國幣制問題》等；在關于本土經濟建設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方面，有馬寅初(1935)的《中國經濟改造》、何廉、方顯廷(1938)的《中國工業化程度影響》、方顯廷(1938)的《中國之工業化與鄉村工業》等；農村經濟方面的成果有何廉(1936)的《中國農村之經濟建設》等；在其他方面，中國經濟學家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寶三(1947)的《中國國民所得》，武干(1930)的《中國國際貿易概論》、陳達(1934)的《人口問題》等。
這反映了自“五四運動”以后，經濟類教育在中國已經逐漸走出了單純的學習、介紹、引入、普及階段，出現了一批既掌握先進經濟理論，同時又能運用這些理論和方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的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等人在回溯和總結這段歷史時說，“總結解放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凡是在學術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國經濟學家，幾乎全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 。這使得學生在校學習中，初步具備了解中國實際經濟生活的能力，這種知識結構有助于學生將所學知識在實踐中的應用。從這一時期所學的課程來看，比較強調國文、英語、哲學以及歷史、社會科學等課程的學習，這對于經濟學的知識體系是一個補充，有助于學生知識面的開闊。從經濟類專業課程來看，最早建立經濟科系的大學多開有經濟學原理、統計學、會計學、工商管理、貨幣銀行、國際貿易、國際匯兌、經濟地理等，已涉及到經濟類的多門分支，這為以后經濟類教育全面、深厚的知識結構形成奠定了基礎。這對我們今天經濟管理學科的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對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類教育國際化和本土化結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J.B.Condliffe 1947年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成立20周年時專文談到：該研究所成立以后，即有受過西洋教育的少壯經濟學者多人來所任職。這些人都是富有經驗的飽學之士，現在他們都是居中國經濟學界或其他各界領袖的地位了。他們具有世界先進的工業國的經濟發展的知識，并且知道世界經濟學領袖們所用經濟研究的科學方法，所以他們對于所做的工作能夠勝任愉快。但是他們的一個貢獻，乃是他們能夠用這種工具來收集和分析中國的事實。該所的統計研究 工作是刻苦努力的結果，所以能夠漸漸的得到國內和國際的贊揚。這些研究已經附在一份英文刊物《南開社會經濟季刊》(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上發表出來了。這份雜志因此而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經濟的一個窗口，雖然客觀存在的生命很短。
中國學者所開辟的道路，是不懂中國文字的外國人所不能辦到的，他們將調查和研究的結果，采入教本(教材)，專為對于中國學生講授經濟學原理之用。這一嘗試在當時的北京、天津、上海的一些大學已有相當的成果，可惜日本對華的侵略將它中止了。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20世紀初，在高校經濟類科系開始系統地講授西方經濟學的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開始在中國傳播。經過李大釗、陳啟修、潘冬舟、侯外廬、郭大力和王亞南等人的努力，到1949年，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已被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不少中國學者也在努力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和本土化的嘗試，如沈志遠(1934)出版了“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新經濟學大綱》，其從1934年到1947年共發行了11版，中國經濟學者還運用馬克思經濟學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如郭大力(1947)的《生產力建設》和王亞南(1946)的《中國經濟原論》等即是這方面的代表著作。這些探索和努力對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類教育產生過重要影響。
(二)
建國初期，由于當時的國際環境，加之缺乏發展高等教育的經驗，經濟類教育主要學習蘇聯，在相當大程度上搬用蘇聯高等學校的教學模式、教材，按照蘇聯模式設置中國經濟類專業和課程體系。
在經濟類人才培養目標方面，按照蘇聯高等教育制度，“專業”是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目標框架。根據國家經濟建設要求確定專業的設置，并以專業為基礎進行設計招生和培養方案，每種專業都有一套具體的教學計劃。按照這種教學計劃去學習和培養，即可成為那一門類的專家，由于“專業”是“有的放矢”設置的，所以十分具體。 初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需要大批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工作者和實際經濟工作的專門人才，因此，經濟學培養目標就被確定為培養具有一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水平和一定經濟理論與專業知識的經濟專門人才。1954年全國財經教育會議將財經專業的培養目標定位于：財經學院主要是為國家培養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企業和財經管理人才；綜合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主要是培養經濟理論干部和科學研究人才以及高等學校師資 。根據這一培養目標，20世紀50年代初對全國的經濟類院校進行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和壓縮，至1957年經濟類在校生比率已下降到2.5%。
在經濟類教育的內容和教材方面，除了中國革命史、中國經濟史等以外，基本上都選用蘇聯的教科書或以蘇聯教科書為藍本編寫的教材。據統計，1952-1956年間，譯自俄文的各類教材1393種，全國高等學校使用蘇聯教材629種 。1952年，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文版出版發行，1959年，蘇聯科學院組織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文版出版發行。這兩本書對中國理論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當作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教科書”。同時，為了指導剛剛開始的工業化建設，一批應用經濟學方面的課程和教材也應孕而生，但基礎理論課程主要還是《資本論》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類課程主要是分析生產關系并側重于批判揭露資本主義的腐朽性，論證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性和優越性，有著很強意識形態色彩。
以蘇聯經濟類教育為模式的教學體系主要是為工業化建設，特別是為建立計劃經濟體制服務的。由于專業培養的目的性非常明確，經濟類教育的知識體系和知識結構與計劃經濟的運行有著很強的適應性，因此培養的學生能夠較快地適應實際工作的需要，并成為這方面的專業人才，進而對我國的經濟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的以蘇聯為基準的經濟類教育“國際化”，在轉變并形成本土教育體系時卻留下了許多深刻的教訓。以政治、經濟制度作為取舍教育制度的唯一標準，過分強調“全面”、“系統”地學習蘇聯高等教育經驗，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著脫離中國的實際，盲目地、機械地搬用了蘇聯經濟類教育一整套的制度和做法，如在知識結構上缺乏靈活性，不利于創造性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類知識結構；片面地強調專才教育，經濟類專業劃分過細，造成知識面的狹窄，不利于學生全面發展；片面地強調與實際工作的結合，忽視了現代經濟管理理論方法的系統訓練，桎梏了學生思維能力和理論創新能力，等等。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和中蘇關系的惡化，中國經濟類教育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內容和模式。在經歷了1958年至1965年的“教育大革命”及高等教育的大調整之后，“文化大革命”幾乎使經濟類教育完全停滯，高等學校的一部分財經專業被停辦，一些專業被取消，有些院校的經濟類專業與哲學、歷史學合并成一個政治學專業，或者把經濟學與法律、歷史、馬列主義一同合并到哲學系。經濟類專業的設置也極其混亂， 70年代初的那次調整致使大部分的財經院校被撤銷或合并，財經專業的學科數和在校生數急劇下降，這是一個中國經濟類教育近乎處于完全停滯的時期。到1975年，全國18所財經院校撤銷了16所，只剩下“一所半”(遼寧財經學院、湖北財經�？茖W校)勉強加以維持。經濟類教育在改革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完全陷入了絕境。少數保存的經濟類專業，在高校內部緊張的政治環境和接連不斷的“批改斗”政治運動的形勢下，也無法進行最基本的教學與科研活動，在校學生并不學習經濟理論和業務知識，而是不斷進行各種“革命”和“斗爭”，專業教學被普遍取消。教學和培養目標也由培養科研工作者、教師和經濟管理干部轉變為主要為“文化大革命”服務的政治宣傳者。從1966年開始，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教育領域的“斗、批、改”之后，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經濟類教育已經完全停滯。
(三)
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經濟類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高等教育工作者就教育結構發表了中肯的意見，并在理論設計和教學實踐中作了積極的探索。政府在調整高等教育結構、改變專業口徑過狹狀況、推進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改革等方面出臺了系列舉措，相繼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1987、1993、1997、1998年先后四次調整本科專業，逐步改變了經濟類教育長期存在的專業劃分過細、專業范圍過窄、學科門類間專業重復設置等問題。尤其是1998年的專業調整，按照拓寬專業口徑、強化素質教育的原則，對過去龐雜的專業設置進行了大幅度的合并和壓縮。新的專業目錄將延續幾十年的經濟類專業分為經濟學和管理學兩個不同的學科門類，其中經濟學門類的4個本科專業分別為經濟學、國際經濟與貿易、財政學、金融學。經濟學、管理學專業占全國普通高等學校249種專業的4.4%，共設專業點1554個，占全國本科專業點的13.27%。 與相同口徑比較，經濟類專業的總數比調整前減少了一半，不僅大大簡化了經濟學科的專業構成，也使專業分布更為科學合理。
隨著我國加入WTO并實施“走出去”戰略，參與全球競爭步伐的加快，經濟類教育在其國際化、本土化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首先，在人才培養目標上，提出了培養和造就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有國際意識、國際交往和國際競爭能力的人才。適應這一目標，對人才素質、能力、知識和規格做出新的調整，賦予素質、知識、能力新的內涵。經濟類人才不僅要在數量和規模上要有提升，而且應在人才市場上尤其是國際人才市場的競爭中有更強的適應性和競爭力。
其次，在教材和課程建設方面，經濟學、管理學“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九五”國家重點教材相繼推出，經濟類各專業特別是在發展變化較快的金融、保險、國際貿易、財會等學科，加快了引進國際通用性強、可比性強的課程和教學內容改革。近些年，許多高校重視并探索國際化教材和課程的建設。如創造條件使用原版教材進行經濟類公共課和專業課教學。一些高校提出，到2005年，直接使用外語教學的課程達到本科專業所開課程的10～20%。暫不具備條件外語講授的課程，首先選用外語教材、中文授課，逐步實現外語授課�，F代信息技術和www技術在教學中的應用，推動了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的改革和國際化，也為直接引進和學習國際先進課程提供了可能。這將縮小某些應用類教材和課程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
再次，在評價、認證及機構方面，適應“入世”后跨國辦學、人才跨國流動和服務的需要，國外證書與學位的教學和考試也得以擴展，在金融、保險、精算、會計、審計、咨詢等方面一些與國際接軌(或認可)的資格和質量認證標準及制度(如精算師、金融分析師等)應孕而生。同時，在建立和規范國際化的教育資格認證評價機構的探索也已啟動。
最后，在教育資源配置方面，抓住全球化條件下物質、資金、人力、信息等要素跨越國界流動所提供的機遇，利用國際教育資源資金、設備、教材、教師等資源辦好經濟類教育，已初步見到成效。據不完全統計，止2001年底，全國已有562個合作辦學機構，可以授予外方學歷的大約有近50個教學單位，大部分是合作辦學形式。與中國合作辦學的機構分別來自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新加坡等十余個國家和地區。 中外合作辦學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它不僅改變了課程設置和教師選擇，而且引入了先進教學模式，在教學中溶入了多國文化，提升了經濟類教育的整體水平。
在大力推動經濟類教育國際化的同時，經濟類教育本土化也在探索中，建立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經濟類教育體系是國際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國際化與本土化的互動關系在經濟類教育的改革發展中表現為：適應全球化和國際化的要求，調整和改革現有的人才培養目標、課程、教材和培養方式，以廣泛吸納現代經濟管理理論和知識，縮小同世界一流大學同學科專業的差距，使經濟類教育走向世界；同時經濟類教育的國際化又以發展完善本土化為目的，使之轉化為服務于本國并提高人才素質和能力的教育體系。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管理理論研究的國際化和本土化的結合為經濟類教育的國際化和本土化的結合提供了良好的社會背景和知識支持。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迅速擴大，現代西方經濟學、管理學的教科書和學術文獻大量地為大學和研究生教育所用，接受了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規范訓練海外留學學者的回國任教等，加快了經濟類教育的國際標準。同時，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提升，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經濟的興趣也在增加，尤其是90年代以后，用現代經濟理論和方法探索中國經濟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以中國經濟尤其是改革開放為對象或主要內容的研究正在逐步納入了國際經濟研究的主流。對經濟轉型和體制轉型問題的研究令人注目，不僅轉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狀為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和經驗數據，而且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轉型和中國改革還豐富了現代經濟學。
(四)
中國經濟類教育在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發展上進行了可貴的探索，這些探索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因面臨的國內外社會經濟環境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從經驗和教訓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啟迪和借鑒。作為一個在教育上“后發外生型”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類教育的國際化是其發展的必然選擇，而本土化又是國際化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兩者應該是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國際化不是對國外模式的照搬和模仿，也不能變成“某國化”；本土化不是閉關自守、盲目排外。本土化不能成為落后體制排斥先進文化的理由，國際化也不能否定歷史、取消民族特色。經濟類教育只有走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道路，才能培養和造就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有國際意識、國際交往和國際競爭能力并且有高度社會責任感、民族自豪感、愛國主義精神、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人才。
一個多世紀以來，盡管隨著時代的發展，大學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的快速提升和趕超的位勢要求經濟類人才教育適應于這一形勢的發展，并成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支撐。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類教育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發展有了巨大的變化，也賦予了其新的內涵。加拿大學者許美德教授在《中國大學(1895—1995)：一個文化沖突的世紀》一書提出，希望中國的大學未來不僅僅是為國內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所需的新知識和新技術，而且要將中國文化中的精髓和由百年社會巨變得來的歷史教訓介紹給全世界。一個多世紀經濟類教育國際化與本土化的探索歷程無疑是可以介紹給世界的中國教育史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主要參考文獻： 1.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簡編》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 2. 葉世昌：《近代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3. 郝維謙，龍正中：《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 4. 陳學飛：《中國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年。 5. 周立群、黃衛平主持：《中國經濟類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6. 周立群：《新環境下經濟管理類教育的戰略思考》《中國高等教育》2001年24期。 7. 周�。骸睹捞K高等教育經驗與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3期。 8. 朱國仁：《西方高等教育的傳播與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形成》《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4期。 9. 中國經濟史學家劉佛丁先生遺作：《經濟學家何廉與方顯廷(打印稿)》1999年。 10. 楊志堅.：《經濟管理類專業教育現狀及發展趨勢探析》《中國高等教育》，2001年2期。 11. 林毅夫、胡書東：《中國經濟學百年回顧》《經濟學季刊》2001年1期，北京大學出版社。 12. 谷賢林：《百年回眸：外來影響與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1期。 13. 國家教育部高教司財經政法處《內部統計資料(2001)》。
(作者單位及地址：周立群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教授 經濟學博士， 劉 文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300071 天津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梁晶工作室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