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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旭東
·對話緣起·
2003年5月14日，中國政法大學教師滕彪和許志永、俞江三位法學博士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法規審查建議書，促進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和《城市生活
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出臺。對于公民參與法治，騰彪與本報記者分享了他的看法。
北京報道
《21世紀》：河北的王淑榮給全國人大寫信，促成了《河北省土地管理條例》的修改。你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滕彪：我比較愿意從公民意識的角度來分析。我們三個人，雖然是博士，但也是以公民的名義向人大反映問題。我們是專門研究法律的，而她是一個農民，業余研究法律，她能夠發現問題，給國務院、人大寫信反映，而且做得比較專業，這個比我們更難得。生活是維權活動的源頭活水，她是從日常的生活中去看法律，從跟她自己的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情出發。
《21世紀》：主要是基于一種理念，一種學術研究者的理想和使命感？
滕彪：這個說得有點大了，是一種基本的社會責任感。事情出來后，感到有一種痛苦，讓我們覺得應該做一些事情，發出一些聲音。通過做一些具體的事情來對人們的生活、狀況有一點改善。
《21世紀》：她可能還和一般的維權者不一樣，不僅僅是為自己，她做過的很多事情都是為別人、為大家來做。而且她特別有個心愿，想做人大代表，很強烈的代言色彩。
滕彪：更多的維權者，主要還是為具體的問題和遭遇去反映，是維護自己具體的權益。她有這些想法跟她的社會閱歷和喜歡鉆研問題有關。可以說，她是一個中國鄉土社會里的政治精英，長期的經驗積累，自己的個性和不斷的學習努力使然。她能敏感地發現問題，而且知道怎么去解決，具有非常強烈、健康的，而且是對現在中國社會來說非常可貴的公民意識。
她有法律專業知識和具體細微的技術和策略，還有就是為更多人謀福利的意識，有一種升華，實際上是參政意識。現在中國還有不少這樣的人物，比如河南的姚秀容，湖北潛江的姚立法。
《21世紀》：她說了一句話，我就是要出頭。她這種個性可能有個人特殊性，不過也可以看出對公民教育、普法教育的一些啟示。
滕彪：普法教育，我認為這個概念不太恰當。公民教育，不僅僅強調服從、紀律、團結，強調愛國，愛集體，愛社會，還要強調公民的個體意識和社會責任。一是意識到個體權利的重要性，我的權利不容侵犯，二是認識到我是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分子而存在，別人的命運和我相關。
《21世紀》：從保護個體的權利引申到責任，對自己負責，也對大家負責的社會責任？
滕彪：實際上是相關的，我追求個人的權利，每個人都這么做，就會形成這樣的想法，我的權利非常重要，當然你、他的權利也非常重要，就是“主體間性”，或者叫做“互主體性”。就能夠推導出來你的權利也要保護，當你的權利受到侵犯，比如受到公權力侵犯的時候，我應該出來幫你說話，不然的話，這個不幸，也可能落到自己頭上。
《21世紀》：有人評價她是個理想主義者，這種個體，對未來社會的走向，會有什么樣的影響？
滕彪：在我看來，說她是個理想主義者還不是非常恰當。她有對國家法治的理想，沒有停留在這個層次上，整天去談論抽象的法治。她是去做具體的事情，比如農民負擔的問題，辦農電，土地批準問題，都是非常現實、和農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
實際上可以說是一個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或者是有現實精神的理想主義者，這樣的人對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紀》：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呢？
滕彪：近些年，可以發現在一些事情上，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正在形成，一個健康的渠道在形成。推動法律改變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大眾的參與，政府及時地回應了民間的呼聲。這里面是雙向的，改革的動力，除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力量也非常重要。
還有個問題，以往可能有人認為這是挑刺，對自己而言不是好的事情。比如李慧鵑事件，她在判決上指出違反上位法的法條無效，盡管這樣做在法理上是值得探討的，但后來居然受到制裁和責任追究。但是這次河北省公開承認，并且主動進行修正，從另外一個角度是抓住了一個重塑自己的正面形象的好機會，這是一個很好的走向。
《21世紀》：還有就是媒體大眾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我發現一個問題，很多報道都是以“農婦”、“上書”這樣的字眼來促進轟動效應。當時你們向全國人大提交審查建議書的時候，有沒有想到“上書”這樣的概念？
滕彪：沒有。我特別不喜歡用這個詞，但是很多媒體還是用“三博士上書”這樣的說法。歷史上，下對上、臣子對君主才叫“上書”，它和現代社會公民和官員的關系完全不對路。王淑榮實際上對這個問題比較清楚。公民精神和教育水平、職業和經濟發展水平沒有必然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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