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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紡織品貿易配額按照WTO的規定取消4個月以后，美國政府和歐盟依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工作組報告書》分別啟動特別限制措施，重新對其紡織業實施保護主義。中國的紡織業遭遇一體化進程中的巨大挑戰。
隨著中國經濟逐漸更大程度地融入國際市場和國際社會，我們會面對更多從來沒有遇到的問題。從紡織品出口的遭遇戰中，我們要在學會熟練運用國際游戲規則保護自己的利益
的同時，還要充分注意全球的平衡發展，創造多贏的持續發展的國際貿易環境和條件；而中國出口企業企業制度的完善，特別是企業經營的規范、企業競爭力的提升，更要提上議事日程。
熟練運用國際游戲規則
對于美國和歐盟以不容易量化的“擾亂市場”為理由，重新對中國紡織品實施配額的做法，中國政府表達了強烈的反對。
我們不能只停留在事情發生后的抗議，我們有必要從這件事情的過程中學會國際游戲規則的玩法，學會使用國際游戲規則保護自己。
從過程來看，如果在第一階段美歐沒有達到烏拉圭回合談判條款規定的時候，我們就做出反應，我們就開始向國際社會呼吁，向WTO提出申述，在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也照章辦理，我們現在就可能主動得多，至少不給進口國以口實啟動特保條款，或者使我們現在的抗議更理直氣壯，會得到更多的國際社會的回應和支持。
從形勢研判和決策的角度來看，在國際市場上的一些關鍵游戲規則改變的當口，我們應該有前瞻性的判斷。國際貿易中是誰有逆差誰就有談判的籌碼。在對美歐的貿易中，如果我們是順差，對中國來說，一方面要不厭其煩地解釋實際出超并不太高和貼牌出口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早有預料，美國和歐洲一定會在紡織品配額取消后啟動“特保”條款，在各階段不按照規定達到要求也是在為啟動“特保”條款做鋪墊，創造啟動“特保”條款的理由和根據。
學會如何按照國際游戲規則運作，是紡織品出口遭遇到的問題給我們最重要的提示和挑戰。隨著中國不斷擴大開放程度，相信還有很多的問題會接踵而來。要想在全球化一體化中獲益，我們要下功夫，要知己知彼，注重過程中的努力，要學會利用國際游戲規則的技巧，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抗議的層面。否則會像這次一樣，不但紡織品出口將受到損失，還會帶來其它問題，如可能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增大。
加強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是上策
這次紡織品出口配額導致的國際貿易分歧，對我們的紡織品出口行業也提出了很深層次的問題。如何規范我們自己的出口行業，不斷進行結構調整，采取措施去應對國際貿易標準，這樣在國際分工中，才能占有更有競爭力的地位和優勢。
雖然第一季度紡織品出口增加有很多原因，除了配額取消的因素外，也不排除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炒作，進口商刻意增加定單的投機成分。但是客觀上來說，造成較大的外貿順差和外匯積累，大大增加了外部世界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如果人民幣被逼升值，升值帶來的出口產品價格隨升值上漲的壞處，包括出口減少，市場份額下降等嚴重后果就100%由中國企業承擔了，更嚴重的是出口行業工人的就業形勢和工作條件將面對更嚴峻的改變。
與其讓別人逼著升值使出口產品的價格上升，國內出口產業還不如主動完善企業的制度建設，結構的調整和產品的升級換代，把價格上升的好處留給工人，從長期來說也是為企業的發展。我國目前的企業制度很不完善，勞工福利、社保、醫保制度都不健全，工資水平也應該做合理的調整。如果讓所有企業真正按照法律規定逐漸落實這些，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價格相應升高，對出口行業產生了成本約束，價格競爭力受到挑戰，最后在國際市場上可能產生和升值一樣的結果。
但是這樣價格提升帶來的利益分配就和強迫升值不一樣了。首先是出口行業的工人受益了，工資、待遇和福利達到更合理的水平。其次對出口企業的長期發展有利，可以使出口產品在發揮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具備更高層次上的競爭力。
要企業主動把成本提起來，當然很困難，對企業來說能多賺一點就是一點。這就要發揮政府的職能了。從法制建設的角度，政府在這方面有責任推動企業按照勞動法完善企業的制度建設。不論為了短期應對“特保”條款，減少貿易摩擦的角度，還是為了中國長期的出口行業乃至整體經濟的發展，按照法律要求完善企業的各種社會保障體制和制度的建設是非常必要的，應該馬上著手推進。政府的政策要幫助企業規范化，這些事情不容易做，但政府一定要知難而進。
至于增收出口稅，作為當機立斷的應對措施和對“特保”條款的回應，應該比較有操作性。但是從更實質的行業改造和發展的角度，完善企業制度建設才是從長計議的上策。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對紡織品增收的稅收應該也轉移支付給紡織行業工人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用來扶持整個出口產業的發展。
發展多邊合作的國際貿易體系
世界貿易的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其核心是達到多贏的局面，我們一定要充分考慮這一點。
這次紡織品出口配額取消不但引起美國和歐盟的反響，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有一些反響。很關鍵的一點是，國際市場不清楚，取消配額后中國紡織品出口的大幅增長是一次性的增長，還是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保持像今年第一季度這樣的增長？一個成長中的大國，要學會給自己爭取生存的世界空間，這是更大的智慧。
其實中國出口產品，特別是輕工業產品，大多數是附加值很低的加工業產品，許多原料是進口的，許多只是對進口的中間產品進行加工，附加值是很低的。有分析表明，美國的一些低端產品生產轉移到中國以后，可能失去150萬個就業機會；但是中國再把產品賣回去的時候，為其流通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是400萬個。150萬個失去工作機會的方面會用最大的聲音制造影響施加壓力要求保護，但是得到的400萬個工作機會的方面不會向世界宣布他們得到的好處。特別是出口產品的生產商很多是外資企業，其實在生產環節上，外資也是主要獲利方之一。
同時由于國際貿易中傳統的成本轉移模式，中國的許多加工企業原來在泰國、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和香港生產，同時出口其他國家。當這些企業為了中國的成本優勢轉移到中國后，因為最終產地是中國，所有的產品都變成中國出口，造成中國的出口量劇增的假象。
這些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特別是利益分配情況，要做仔細的分析，并公之與“世”。保持與國際社會，特別是貿易伙伴之間的對話和交流，使互相之間明白自已的利益所在，發揮各方的比較優勢，促進國際貿易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我們要充分利用這一模式，改變不公平的貿易格局，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對別人利益的保護也是最終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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