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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順文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目前，在制約國有銀行改革的諸多因素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基本命題就是長期存在的“國家信用”問題。也就是說，有關國有銀行的隱性擔保及其能否退出、如何退出的問題。
毫無疑問，從國有銀行誕生的那一天起，“國家信用”就是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最
大資源，并已經滲透到國有銀行的血液中，成為決定國有銀行所有基本運行規律的最關鍵因素。
事實上，在市場化改革中，每次國有銀行的增資和不良資產處理上，也都是國家財政在埋單。國家信用衍生到國有銀行的整體經營思路、組織設計、績效考核等各個方面。
一個基本規律是，國家控制力度與國家信用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國家控制愈強的企業類型，國家的支持和擔保也愈強。國有銀行作為控制整個經濟活動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不可避免地成為國家控制強度最強的領域之一，國家的資源支持和信用擔保也最明顯。這種正相關關系也符合更為基本的經濟規律———受國家控制愈強，則經營環境愈扭曲，產生的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損失愈大，其結果必然是國家提供更優惠的政策傾斜和更豐富的資源支持。
強大的國家信用實際存在，構成了國有銀行市場化改革的最大障礙。在漸進式的改革路徑下，即使政府下定決心最終撤出國家信用，讓銀行以自身信用為經營根本，所需的時間也將較長。在這個信用轉換的過渡過程中，市場信用和國家信用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的難度之大和障礙之多，可以想像。一旦國家信用在退出到一個合理的程度前，因各種原因而停滯下來的話，既有的改革措施也將效果盡失。
一個更為致命的障礙是，國家信用實際產生的作用不僅限于國有銀行，而是普遍存在于幾乎所有類型銀行中，既包括四大國有銀行以外的其他以國有資本為主體的全國性銀行、地方區域性銀行，也包括為數不多的幾個以民營資本為主體的銀行。社會意識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強的慣性和惰性，很難在短期內改變。
國企改革摸索了20年，從來都是在不斷更改思路和調整政策中蹣跚前進，此輪國有銀行的改革恐怕也難逃這一規律，這本來就是所有制度變遷的必然路徑。
就國有銀行改革目前所采取的思路來看，國家信用與國家資本的血脈聯系是無法切斷的。這種情況下引進的資本，只能在一個國家預先圈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最多在內部管理和市場運作上優化既有的體制。
為解決國家信用的退出問題，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似乎成為一個可以依賴的選擇。但存款保險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期望過高，其作用也不應被夸大。
如果內生于整體經濟環境及政治社會環境的銀行體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那么，銀行改革的有效性將是令人懷疑的。目前局限于銀行業內部改革和有關資本層面的改革措施，注定只能影響國有銀行的表層結構。要想影響深遠，有賴于改革從根本上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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