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八條之后的七部委聯合新政來勢洶涌。每個人都在仔細研讀七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意見的通知》八個條款的字字句句，挖掘字眼中有利或者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新政目標看起來很多，其核心焦點是什么，發生哪些變化呢？

    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處長文林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醒記者注意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字眼，“普通商品房”。這個詞匯在新八條意見中的位置相當靠前， 其中第一條的第一句話就要求“盡快明確今明兩年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建設規模、項目布局以及進度安排”。而“意見”中對一貫被看成高度市場化的普通商品房的管制和監督措施亦是相當的密集和強硬。

    在中國實施住房改革制度的十幾年中，住宅被分成兩個部分，一是需要政府關注提供保障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二是完全市場化的商品房。據此，購房群體也被分成需要政府補貼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在市場自由購買的中高收入人群。顯然，此間存在一個不明朗的中間帶，就是那些既不能享受政府補貼，又在房價高漲之后無力購房的人群。看清楚這一點，新政在要求堅持一貫的發展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同時嚴格控制和管理普通商品房的用意彰顯無疑：政府不僅要保證窮人有房住，還要強力介入商品房市場，保證有錢人和窮人之間更為廣泛的中間階層的利益，以維持一種更為廣泛的公平。

    干預商品房市場

    建設部的工作人員異常忙碌起來。當記者電話聯絡文林峰時，文林峰正急急忙忙的要趕去開會。文林峰本人所在的政策研究中心正在配合七部委的聯合新政做調研工作，調研的城市是天津，目的是了解新政的效果和反饋。除此之外，下周研究中心還要籌備一個稅控調節專家研討會，以期對剛剛采取的稅收調節措施進行預評。另據了解，建設部下周即將召開各省市座談會，研究新政策的實施細則。

    無疑，這一次的新政策決心甚大，將不會停留在“意見”層面，細化和落實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這一點甚至連開發商都不懷疑了。

    緊接著新八條的出臺，地產商開始仔細研討，態度也發生了明顯變化，王石在西安表示，“新八條”讓懸念不再。馮倫表示要學會妥協，劉曉光則勸導開發商要以大局為重。北京國慶集團公開表示，將在開發過程中，適當的把一部分的利潤讓出來，降低一下房價，支持政府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政策。

    是什么讓明星般的開發商如此凝重？

    觀察新八條內容，有關金融、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和土地供應等條款，在之前的政策中已經多次提及，并無太大變化。最大的變化在于政策宣布加大對商品房的干預力度。按照新八條，對中低價位普通商品住房建設項目，在供應土地前，由城市規劃主管部門依據控制性詳細規劃出具建筑高度、容積率、綠地等規劃設計條件，房地產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提出住房銷售價位、套型面積等控制性要求，并作為土地出讓的前置條件。而徹底禁止期房的交易和增加房地產交易稅則是對房地產交易市場的調控措施。這兩點拿住了房地產行業整個流程的頭和尾。

    “相比于過去的政策，政府要關注的重點有所轉移，關注的范圍擴大了”，文林峰分析，“從比例上來說，政府要關注占市場50％至60％的中低價位住房。”這個比例大大超過了原來政府的政策。如果我們把經濟適用房計算在整個市場中，根據建設部的指導意見，類似北京、上海的大型城市，低價位經濟適用房在整個市場的合理比例應該是10％到15％。顯然，超出的這一部分就是新八條中的“普通商品房”。以上海為例，上海已經確定將在今年內按照新八條意見竣工900萬平米的普通商品房，這樣巨大的規模無疑將主導整個上海房地產市場，也可以算是新八條最大規模的實踐。

    不過，文林峰表示，政府干預范圍的擴展針對的人群還無法具體描述，而“普通商品房”究竟指的什么價位，什么位置的住宅也很難界定。明確新八條中的“普通商品房”概念將是下一步政策細化的重點，這個概念厘不清，具體實施就難以實現。文林峰預計，各個地區將會根據自身的情況開列出各自的“普通商品房”標準。

    被遺忘的中間帶

    如果說新八條的推出對房地產市場來說是一輪重炮，開炮者最終卻不是政府。因為，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是相當溫和的。從2004年開始政府就著手控制房價。2004年4月27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適當提高包括房地產開發在內的四大行業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房地產開發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10月29日央行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2005年3月17日，央行上調整房貸利率，個人住房貸款利率。這一連串行動都是以金融為杠桿，但是效果不明顯。相反，房價繼續上揚。(上接33版)

    房價上漲從上海波及到周圍40多個城市，有的項目價格上漲好幾倍，房源被投資客壟斷起來。這些信息都從各種渠道反映到中央。“房價問題已經影響到社會穩定了”，文林峰說。

    推動和呼吁政府的力量不是那些住廉租房的窮人，而是那些原來能夠買得起房的人；排隊買房卻買不到房的人；收入不變卻眼睜睜看著房價飆升的居民。上海的輿論就普遍表現為上海原住民對房價的不滿，而且轉化為對外來購房人口和投資客的不滿，房價使得原住民反而向上海外城轉移。而2003年之前，上海甚至取消了經濟適用房，因為經濟適用房和普通商品房之間價格沒有太大差異。也就是說，2003年之前，上海市民基本都是靠市場化的供應手段獲得相對充足的居住空間。

    但是，放任的市場總要出問題，尤其是關系到居民生存基本需要的公平問題。隨著上海房價的飆升，上海居民已經難以通過市場獲得合適的住房。文林峰證實，這個問題相當嚴重，當初政策研究中心還曾建議過對外地或者國外地產投資進行限制來保障本地居民住房。

    事實上，也正是由于威脅到大部分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的強烈反饋使得政府采取行動。非常典型的是，在今年兩會之前，政府對房地產的態度是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在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關于要抑制房價的講話之后才開始全力轉向控制房價。而兩會期間關于房價的提案和議論之多是人所共知的。

    之所以在一年之內，上海市民從普遍買得起房到基本失望，實際上是基于一個基本的機制。在住房改革之后，住房需求就明確地被劃分成兩個部分，一是針對無能力購房者和低收入購房者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此外的人群都被劃歸到市場化自由調節的商品房市場。這樣的結果是，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只能保證非常小一部分人的需要。大多數人被完全拋向市場，要面對隨時會大幅度波動的房價。在這個市場里價格上、位置和銷售方式上幾乎沒有任何保障和優惠措施。

    清華大學教授楊燕綏指出，對市場放任的結果是一部分人在買房和房地產炒作中發了大財。但是土地資源是有限的，房產就是那么多，放任少數人買房就會有相當一部分人買不起房。在福利分房走向住房商品化的過程中，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面對大多數應當用自己的收入買得起房的人，在這個領域政府缺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