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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世界唯一駐加沙的女記者，這個上海籍年輕姑娘在那里堅守整整兩年。因為她的堅守，讓那個地方發出了中國的聲音，并傳向全世界。
異國情調、宗教沖突、都市女性、戰爭冒險，所有這些能夠引起當今大眾媒體興奮的關鍵詞，如今都集中于一個人以及她剛剛完成整理并出版的一本書。這個人就是原新華社駐加沙記者周軼君，她記載自己在加沙700多個日日夜夜的紀實體報道集《離上帝最近》剛剛
由文匯出版社出版。
●飛去媽媽不知道的地方
作為CCTV“2004年度中國記者風云人物”之一的周軼君，給人的印象應該還只是比較抽象的職業身份——記者，她呈現給我們很多職業工作的成果，加沙血腥悲慘的戰爭場面，卻很少自我的眼淚以及表白。但眼前的周軼君，年輕，干凈，簡潔合體的白色服裝，手指和頸項纏繞著做工細致的銀制飾品。真的，從外表看，周軼君是那種很普通的上海女孩。
70年代的獨生子女，初中上的是市重點學校曹楊二中，高中轉到離家近的區重點，考上外國語學院，會兩門以上外語。在陸家嘴的商務樓，或者周末的新天地，這樣的女孩應該不少。
除了時裝、房子和車子，她們的生活中應該還講究異國風情、浪漫探險的另類格調。
新民周刊：周軼君，你去加沙有沒有那些在年輕人中被看作非常時尚的浪漫冒險的幻想？
周軼君：當然有。我是典型的B型血，遇到事很會激動的。我從小一直有當記者的夢想。而挑戰最大的是戰地記者。我所學的中東小語種專業使得我很容易就進了新華社。2002年的時候，當我知道社里加沙辦事處有一個空缺，我就毫不猶豫地提出了申請。
新民周刊：加沙是個沖突不斷、流血不斷的地方，除了中國，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在那里設常駐記者站。之前在那里作短暫停留的新華社記者基本上都是男性。這回新華社怎么就會同意讓你一個26歲的姑娘只身前往加沙，而且一去就是兩年？
周軼君：社里剛開始當然不同意。我第一次的申請被駁回了。后來我堅持向總編要求，我們的人事局局長就專門找我談話。他告訴我，他去過加沙，那里除了危險，還非常艱苦，可以說什么都沒有。并且，如果我去，那個新華社辦事處就只有我一個人，會非常非常寂寞。我當時一心想去，就回答他，男性的爆發力可能比女性強，但女性可能會有更大的忍耐力。也許我的決心比較大，社里最后就同意了。
最初好像真的是浪漫的成分多一點，真像珍妮·古道爾說的：“雖然不知道等待我的會是什么，但我堅信一切將會是令人振奮的。”簽證剛辦下來的時候，我真的很興奮，想趕快告訴所有的朋友。奇怪的是，平時一找就著的朋友，那天打電話過去，一個都沒人接。這時腦子一下子靜了下來，內心有點發虛。一想接下來的兩年要獨自在一個很陌生的地方過，我感到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我在所有的事都定下來后，才告訴媽媽。但我也只是對她說去耶路撒冷。相對加沙，那里還算安全，世界上一些大的通訊社都將辦事處設在那里。實際上，我將去距耶路撒冷80多公里外的加沙地帶。記得那天去機場的路上，汽車收音機里突然不合時宜地播出一則新聞：“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校園昨晚發生爆炸，已經造成7人死亡，85人受傷……”送我的媽媽眼圈一下子紅了，她說：“真不知道讓你去對不對！”我覺得有點對不起媽媽，只想快快到達機場，快快辦完登機牌、進入安檢，送行的人無法入內，我就不會看到媽媽的眼淚。
后來，在加沙的時候，跟媽媽通電話，每一次國內有關于耶路撒冷流血事件報道，我就對她說，你放心，事件發生時，我到加沙去了。但如果加沙發生了沖突，我會對她說，你別忘了，我是在耶路撒冷的。
新民周刊：你爸爸媽媽相信嗎？
周軼君：希望他們相信吧。但我知道，他們的擔心是不會停止的。因為，后來凡是有關于那里的報道，我媽媽都要記下來，如果是電視里的，她就用筆記，然后與報紙上剪下的一并輸入電腦，email給我。
我發現，她都成了中東問題的半個專家了。
●活在鷹爪下
新民周刊：到了加沙后，你所看到的現實與自己的想象有距離嗎？
周軼君：有。如果說，第一眼看到寧靜美麗的耶路撒冷，我的心飛上了天空；一個多小時后，進入加沙地帶那一刻，我的心跌進了萬丈深淵。街上沒有一堵墻壁是空白，涂滿了紅紅綠綠的阿拉伯語：“自殺爆炸好”、“圣戰到底”、“血債血還”……
甚至還畫著公共汽車被炸開的樣子。加沙地帶150萬人口處于以色列軍隊四面嚴密封鎖之下，飛機上認識的以色列人撒拉形容加沙就兩個字：“地獄”。
到辦事處，公寓門上貼著字條：“歡迎來加沙。”迎接我的是記者王昊，他已經在這里守了三個月，我來他就可以回家。他原來是個整潔干凈的小伙子，但此時一頭亂發飄逸，臉色黢黑。他告訴我，這三個月基本上都守在辦事處，晚上也睡在這里。但希望我不要這樣，因為我要在這里呆兩年，應該有正常的生活，否則心理上會受不了。
新民周刊：你當時有沒有感到害怕或后悔？
周軼君：后悔倒是沒有。我的性格是既來之則安之。但說不害怕是假的。初到加沙，需要習慣每天來自頭頂的轟鳴和玻璃窗的微微顫動。
白天，以導彈“定點清除”襲擊隨時隨地發生。“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噠噠”的螺旋槳聲臨近、電視屏幕突然變成馬賽克，或者手機沒有電話打入卻響個不停，都是空襲預兆。巴勒斯坦當地電臺有一檔隨時插播的節目，專門通報以色列直升機或戰斗機出現在加沙上空的位置，提醒“路人注意安全”。2004年5月，一家屬于巴伊斯蘭抵抗組織(哈馬斯)的電臺遭到以色列兩枚導彈摧毀，正是跟“預報”轟炸位置有關。
夜晚，停電往往是空襲前奏。眼前一黑，然后爆炸聲呼嘯而至。雖然知道自己不是導彈尋覓的目標，但不知下一聲爆炸在哪里響起的恐懼揪心裂肺。
2002年8月5日，上任第三天，夜里遭遇平生第一場空襲。4枚導彈的紅光劃破黑夜，炸毀加沙城兩座小型工廠。以色列軍方說工廠里制造進攻猶太人定居點的“卡桑”火箭，而巴勒斯坦方面則稱工廠“無辜”，僅僅用作金屬加工。
當時交接班記者王昊尚在，他摸黑去現場，我抓著門框追問：“你真的要去嗎？真的要去嗎？”
說不上害怕，因為有人分擔，更多是對王昊的擔憂。遵照他的命令，我關掉所有照明燈，在黑暗中等候消息。王昊不斷從現場打回電話，示威人群的口號聲、工廠主人的哭泣聲、現場救護車的嘯叫聲，通過他的手機傳送到我這里。一個多小時后，王昊回到辦公室，才發現走時忘記關門，而我一直坐在原地沒有離開。王昊說，他送走前任的時候，忍不住大哭，我卻哭不出來。
送走王昊獨自上崗的第一個夜晚，不遠處一家電廠發生機械事故。同樣是“停電伴隨爆炸聲”，令我誤以為空襲來臨，在原地蜷縮了20多分鐘，直到電燈重新亮起。那個晚上，我開始意識到，自己將承受一種本不相干的煎熬。
新民周刊：你有沒有遭遇過死到臨頭的感覺？
周軼君：有。那是加沙狂瀉14枚導彈的那晚。我第一次體會到什么叫嚇得從椅子上跌到板地上。我書中有記載。
●那是加沙入冬第一場雨。
2003年1月5日午夜12時，接連不斷的爆炸聲中，我跌坐在冰涼的地板上。
說不清是其中一個爆炸點太近，轟鳴聲將我震下椅子，還是潛意識里想躲到眼前的木桌底下，乘勢鉆了進去。
50多輛以色列坦克在武裝直升機掩護下，進入加沙城東三十大街附近貧民區，以色列軍方稱目的是抓捕發射“卡桑”火箭的巴勒斯坦武裝人員。雇員阿馬德打來電話：“知道炸了哪兒嗎？走路兩分鐘就到我家！死定了！你要記得我！”
我安慰他說，上次坦克開到我樓下也沒事。這個阿拉伯男人以為我說他膽小，補充道：“我沒問題，只是兩個女兒都醒了。”兩個女兒利馬和蘇蘇，一個7歲，一個3歲。
另一名雇員沙烏德更是在電話中說，不如你來我家吧，大家一起死比一個人死好。
每隔十幾分鐘，我們互通電話。阿馬德說著說著，突然嚷起來：“哇，哇，哇！”爆炸聲離他很近。他的妻子招呼女兒們別到窗口去。我點名要跟3歲的那個說話。
“聽——轟炸”，聽筒里，她嫩嫩的聲音，悠悠地說。我的心都快碎了。
坐在冰涼的地板上，我問自己：為什么來這里？
一個多小時后，聲音漸漸平息。
決定像王昊那樣去現場，那里才有“細節”。驅車在空蕩蕩、黑漆漆的街上飛馳，很快就看到閃著紅燈的救護車、消防車和提槍的巴勒斯坦警察。一枚導彈命中距離我500米遠的房子，那一聲叫我跌到地上的“轟隆”來自于此。
警察引我走上二樓，兩只打火機照出墻上1米多長的窟窿——導彈從這里飛進來。
繼續趕往遭受導彈最多的扎耶通區，全區停電，伸手不見五指。忽然擋風玻璃前火花狂閃，我一聲慘叫，生生把車立住，才發現是吉普車碾過被炸斷的高壓電線。回辦公室寫新聞稿，需要交代導彈數目，記得坐在地上的時候數到8枚。后來以色列軍方證實，一共14枚，看來我當時暈了。
而距離我最近的一次空中打擊發生在樓下不足百米處。
新民周刊：第一次遭遇地獄般戰爭恐懼，你為什么還要上街，到事發現場去？
周軼君：那是我的職業。我無法逃避我的工作。當然有時不在工作狀態，也會有意外收獲。
2003年8月24日晚9時，中國駐巴勒斯坦辦事處小李邀我嘗嘗他燉的羊肉。剛吃完放下碗筷，外面傳來驚天動地的聲音，窗口一片火光。我簡直不敢直立行走，蹲在地上給記者們打電話，詢問發生了什么。綠色照明彈和4次爆炸過后，空中傳來“阿帕奇”的螺旋槳聲，重型機關槍掃射的聲音接踵而來。辦事處離我的辦公室不過200米，等我回到辦公室，發現導彈落地的地方就在窗戶下面。
4名哈馬斯成員駕車到海邊“密謀”，招來了以色列4枚導彈。樓下很快聚集了數十名記者和圍觀人群。人們在現場找到被炸飛的四肢和衣服殘片，襲擊還造成10多名路人受傷，其中幾名兒童傷勢嚴重。
那是我第一次不出辦公室，就拍到了現場照片。
●死亡的翅膀覆上無辜人的眼睛
新民周刊：你在加沙和耶路撒冷，發回那么多文字和圖片。留在你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畫面是哪一幅呢？
周軼君：印象深刻的有很多。但讓我感觸最深的是那個男孩的死。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作為記者的軟弱、無能，甚至有點殘酷。也是內心的同情和職業責任沖突最厲害的一次。
2004年2月7日早晨9時。我剛剛倒上一杯咖啡，轟鳴聲自頭頂來。調小電視機音量，側耳再聽，果然是F-16戰斗機。辦事處雇員阿馬德打來電話：“團結大街，一輛汽車被炸。”
確認消息并發出快訊之后，我開車去現場。汽車收音機里說，有個“小孩”在轟炸中受傷，我立即決定調轉車頭，先去醫院。
15歲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坐在病床邊，肚子和胸口插著管子。醫生在做記錄。是那“小孩”嗎？我問。“不”，醫生一指，“那里，那里還有一個，但是不讓進去……”
我拔腿闖進急救室。右邊床上，一個男子脫得只剩藍色內褲，不住呻吟，大腿間血跡斑斑。
左邊是那“小孩”。閉著眼，很安靜。大夫用白紗布條捆扎小孩的手腕。我狂按快門。突然，醫生憤怒地過來推搡我和一個巴勒斯坦記者。另一個醫生拿過一個紅玫瑰圖案、塑料封皮的本子放在小孩胸口。后面兩個醫生扯開白床單，蓋上。
相機取景器背后的我方才反應過來。眼前這個小孩剛剛死了！
醫生把怒氣發泄在我身上，用力將我推出門去。在門邊，我一回頭，看見手術臺下一大團殷紅的紗布。我突然覺得自己很殘忍，好像在撕扯人家的傷口。
一個警察模樣的人把我拉過去，遞上一張紙，說死去的那個小孩叫塔里克·蘇希，14歲(后來證實是11歲)。今天以色列空襲的目標是一名杰哈德官員。
幾個小時后，“小孩”蘇希的葬禮就要舉行。我直接鉆到他家。角落里一個看起來剛剛30歲的婦女說，那是蘇希的媽媽。她一身黑衣，臉色慘白。我問可不可以看看蘇希生前的房間，她說家里就一間屋子。門框上釘著一只小布熊，那是蘇希的玩具。問帶我進來的孩子作何感受，他說：“不知道。”
蘇希的尸體和媽媽只呆了幾分鐘。
所有的記者都離開了。爆炸現場、醫院、葬禮的照片，全有了，還等什么呢，收工。北京編輯部也來過幾次電話，催我回辦公室發杰哈德官員遇襲的消息。可是，我心里偏偏放不下這個死在眼前的孩子。有人遞給我那個玫瑰花封皮的本子，作業本，上面寫著：塔里克·蘇希，六年級。
據醫生講，爆炸后蘇希被氣浪甩出去25米，背部、胸部和手腕都被彈片擊中。進醫院后8分鐘死了。8分鐘。蘇希在我拍攝的過程中死去，這是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對死亡。我理應難過或啜泣，但我沒有，居然對著他不停地舉起相機。
●榮譽和收獲
新民周刊：整整兩年，國內新華社發自加沙和耶路撒冷的稿件以及照片，幾乎都出自于你的手。有成就感嗎？
周軼君：身臨其境，除了工作和責任，其他的都來不及想。在那里根本看不到自己報道的外界反應。只有一件事，因為我媽媽反饋給我，讓我感到非常興奮。
2003年6月我采訪哈馬斯創始人、精神領袖亞辛。過去聽說亞辛家周圍戒備森嚴，夜間靠近住宅者都將遭到開槍警告。因此我想象，亞辛住在一個類似城堡的地方。下車后才發現只是幾間普通平房，與任何一個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情景沒有區別。亞辛用一種彬彬有禮而又漫不經心的眼神迎接我。助手事先強調，必須穿長袍、戴頭巾，否則不得采訪。但亞辛的眼神告訴我，他對一名女記者來訪根本不在意。后來從當時拍攝的照片上看，我的頭巾戴得很不“地道”，一截頭發露在前額。原定一個小時的采訪，實際只進行了半個多小時；因為亞辛“累了”。但沒有想到，我媽媽發來的信息，不僅國內，連境外的大媒體都轉發了我對亞辛的采訪，而且還登了我采訪亞辛的大照片。
新民周刊：兩年在加沙的生活，對你沒有改變嗎？
周軼君：心態變寬了。生活中瑣碎的事情不會再過多讓我困擾。覺得生命更可貴了。我回來見到每一個人都像是自己的親人，對自己的爸爸媽媽，也有了更多的理解。我更能體會到他們對我的愛，他們給我自由，在遠處為我擔驚受怕，比廝守在一起更不容易。
新民周刊：以后還會到那里去嗎？
周軼君：如果有機會，我還會去。我對那里有牽掛。(采訪記錄：實習生 郁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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