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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把話題繞回到涉案“轉基因風波”的跨國企業(yè)們。如果把“轉基因風波”看作是一幕戲劇，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出場者及其形態(tài)：不管是雀巢還是卡夫和金寶湯，都以一種被動而倔強的面目出現(xiàn)，盡管出場時間相差很久，但都有著相同的路徑依賴———綠色和平檢測報告推其到前臺，接受媒體和公眾審視，這些跨國企業(yè)無一例外地選擇反駁，雙方就此開展馬拉松式的質疑與反質疑；綠色和平素來以出擊者身份出現(xiàn)，主動委托基因時代公司對諸多食品進行檢測，并公布名錄，絲毫不留情面；這時的監(jiān)管部門（主要是農業(yè)部），在與衛(wèi)
生部就管轄權明確后，開始借助輿論推行轉基因標識；公眾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天天吃的大豆油、喝的牛奶居然是用轉基因原料制成，一種前所未有的受騙感涌上心頭，個別先進人士開始走向訴訟道路為更多公眾討回公道。
在這看似復雜的劇情里，其背后的邏輯并不復雜。被某媒體歸結為“非人類中心主義”者綠色和平，正是出于其一貫的環(huán)境至上的立場。
另一方面，在轉基因背后的貿易選擇和公眾推動下，農業(yè)部的表現(xiàn)頗為游移，這種游移態(tài)度，也符合其作為職能部門的無奈———既要維護國家利益又要平衡各方利益；不管是跨國公司雀巢、卡夫還是金寶湯，都不希望進行轉基因標識，出于獲利最大化考量，由于公眾對轉基因的不了解或者恐懼心態(tài)，必然導致標識的貨物銷量下降。
出于經(jīng)濟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不管是選擇沉默還是辯駁，都體現(xiàn)其企業(yè)發(fā)展應有之意，為此，雀巢們選擇了被動的策略———農業(yè)部不要求標識的，堅決不標識，哪怕公眾和媒體質疑。
而當這三者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追逐相撞，這種狀況則由價值觀念的沖突演變?yōu)轱@性事件。問題的關鍵是，哪種行為更符合公眾的持續(xù)長遠利益。
其實，對另一方的公眾，來一味追究轉基因作物是否有害，則似乎并不很符合公眾的利益（因為，即使是頂尖科學家，都對此抱著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公眾渴望的，只是如何獲得知情權———我要有個人選擇的自由，當然，這種自由，符合市場經(jīng)濟運行法則。該案例中的綠色和平，則充當了替公眾代言的角色，緊盯跨國公司不放，直到其做出標識。
凡到過廣東貴嶼親眼目睹電子垃圾堆積成山的人，肯定很能體會惠普涉“毒”事件背后的邏輯。其罪魁禍首正是電子垃圾。正是出于這種考量，為引起重視，綠色和平把矛頭指向不肯承諾放棄使用溴化阻燃劑的惠普。自然，惠普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不愿輕易就范，讓綠色和平如愿以償。
或許，公眾并不理會轉基因生物會不會給人類帶來危害而是誰能代表他的利益發(fā)言，他們要的只是各方利益代表者是不是應該給我一種最起碼的知情權；或許，公眾不愿糾纏于惠普是否放棄使用溴化阻燃劑，而是誰能代表他們監(jiān)督各方利益代言人，還自己一個無污染的清靜空間。然而，從上述雀巢和惠普事件，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公眾在利益沖突面前的手足無措———政府選擇缺位，公眾群體價值觀模糊，更多情況下，人們看到的是陷于細枝末葉的爭論和各方利益代言人的喧囂表達。而作為主角和受害人的公眾，則似乎忘卻了自己的價值訴求。
這一現(xiàn)象，在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看來，正是“第二種政府失靈與第二種市場失靈”下的表現(xiàn)形式。秦暉把政府組織視為“第一部門”，企業(yè)和營利組織視為“第二部門”，非政府非營利組織自然屬于“第三部門”行列�！暗诙N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則需要所謂的“第三部門”，即“通過志愿提供公益”的NGO或NPO。
那么，對站在跨國企業(yè)另一端的公眾而言，在頻繁的利益博弈中，在“第二種政府失靈與第二種市場失靈”的背景下，選擇誰擔當其價值取向的代言人，則著實成為一個難題。選擇幾近“志愿失靈”環(huán)境下的NGO嗎？不知道。
《國際金融報》 (2005年05月30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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