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三類紡織品采取限制措施，限定今年這三類紡織品進入美國的增幅最多只能提高7.5％。此舉對中國紡織企業和美國經銷商無疑于當頭一棒。與此同時，歐盟對中國九類紡織品的特保調查已進入尾聲，中國企業和歐盟經銷商也為此憂心忡忡。

    中國紡織總會已站出來說話，“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損害中 國企業利益，將使中國紡織品生產和出口陷入混亂。若美方不聽勸阻，中國紡織界則要求政府采取相應對策維護權益和尊嚴。”

    事實上，這一波的“混亂”早已開始，早在今年春節期間，就有紡織大省浙江的企業老總向筆者坦言“增長過快、混亂無序、必遭制裁”的擔憂。今年1－4月份，中國紡織品對全球出口同比增幅為18.4％，對美歐出口同比增幅則高達71％和48％———來自中國海關的統計也預示著人家必定會作出反應。

    此外，筆者曾在去年12月22日為所供職報社撰寫的社論中指出：受市場容量增長有限的制約，你的出口額增長過快，勢必影響到別人的市場份額，在“后配額時代”來臨時，不光是歐盟和北美，各地區均會對中國紡織品主導全球出口市場的態勢表達出擔憂的驚恐。現實的問題是，若再不對出口秩序進行有效整治，中國遇到的麻煩可能不僅僅局限于歐美。

    筆者注意到，中國政府正致力于紡織品貿易一體化的平穩過渡，從去年起先后采取對部分紡織品加征出口關稅、降低出口退稅率、實行出口自動許可管理等項措施。但一方面這些措施見效有一個正常的滯后期，另一方面筆者仍要強調，整治出口市場秩序的力度尤須加大。

    筆者一向反對把對外貿易摩擦泛政治化。看待貿易摩擦，切忌錯把支流當主流。以2004年為例，中國出口總額超過6000億美元，引發貿易摩擦的不足5％，其中，被人家采取反傾銷措施的不足2％。若局限于中美貿易，去年1600億美元的交易額，生出麻煩的比例同樣不足2％。也就是說，盡管中美貿易摩擦不斷，但摩擦始終是支流，互惠互利、合作雙贏才是主流。要不，中美貿易連年以30％的增幅發展，人們作何解釋？

    里根主政后期直至小布什，美國一直致力于產業結構調整。傳統紡織業在美國被劃為劣勢產業。這些年來，每年有6.5萬名紡織員工失業或轉行。有資料表明，按正常速度，再有10年，美國傳統紡織產業就可實現“安樂死”。站在政府立場，人家當然希望產業淘汰在平穩中進行。承認這個現狀，再看中美紡織品摩擦，當會新生出幾個思考向度，心態也會平和許多：其一，失業人群增長過快，攤到誰頭上都是件不愉快的事；其二，對一國政府而言，必帶來令人頭痛的社會穩定問題；第三，由于國情所致，面對同樣頭痛的事（譬如貿易摩擦），不同國家的政府所面臨的壓力及壓力釋放的方式是有差異的，這就決定了彼此緩釋壓力的做法也必然有所不同。有句老話叫“前半夜想自己，后半夜想別人”，若有如此心態，我們在面臨別人的貿易保護時，就會少一份“義憤填膺”，多一份理性思考。

    就當下的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筆者贊同通過政府、業界、行業商會積極交涉、溝通、妥協，但反對簡單地“刀對矛”，也不贊同輿論過分“大呼小叫”———那叫虛張聲勢，于事無補不說，還有可能為狹隘民族主義的滋長提供土壤。

    還有句老話叫“怨人不如先律己”———有浙江紡企老總與筆者分析：“老美此次設限的理由無非是兩條，一是數量劇增，二是價格太低。”這話說得在理。數量有海關統計為憑，價格一直被視作我們的比較優勢，可這中間帶有相當普遍的超時勞動、克扣工資及必要勞動保護被長期漠視的因素。還有，紡織產業源頭的化纖原料生產及中后期的面料后整理，分別是兩大世界公認的重污染源，而中國至今又有多少地方將此污染成本打入紡織品生產成本呢？不計污染成本，無視勞動權利，使紡織產業進入門檻更低，如此，行業惡性競爭必由“內”蔓延到“外”。

    被人制裁，支付了學費，當吸取教訓。當勞工權利得到保障，被扭曲的生產成本回歸正常時，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才是真實的外銷價格。那時，老外還會動不動設限嗎？恐怕不大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