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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外國圖書的引進和翻譯已經越來越廣泛和頻繁。翻譯圖書出版業似乎從未如此這般熱鬧，統計數據表明，近年來，我國平均每年出版新版譯著近萬種。這些翻譯圖書在豐富人民群眾生活的同時，也促進了中外學術和文化溝通和交流。
然而，在翻譯出版業繁華的背后，人們注意到，翻譯讀物品種的迅速增長，并沒有帶來翻譯質量的相應提高。相反，在人文社科類的某些領域，例如文學翻譯，呈現出翻譯質量
混亂、下降甚至粗制濫造的現象。在天津舉行的第15屆全國書市上，翻譯出版業的一些高層人士對這種現象表示憂慮，他們呼吁出版業擯棄急功近利的價值取向，群策群力，共同提高我國翻譯出版的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翻譯事業有了巨大的發展。據中國版本圖書館資料室統計，1978年至1990年，我國共出版翻譯類作品2.85萬種；1995年至2003年，翻譯類新書（不包括重譯和多版本譯著）的數量高速增長，共出版作品9.44萬種，年均新版譯著近萬種。
翻譯類著作總體數目每年不斷攀升，但上海譯文出版社、譯林出版社等國內權威翻譯類圖書出版社的新增圖書數目卻并沒有大幅度變化。
據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葉路介紹，為確保翻譯質量，上海譯文出版社近些年來并沒有新增大量譯著。譯林出版社副社長竺祖慈說：“我們世界文學名著類譯著約有300種，這是譯林十幾年積累的結晶。”
葉路指出，有些出版社一年就可以出版幾百本譯著，但“出版譯著不是變戲法，速度快了質量肯定難以保證”。
葉路說：“目前的現實是，出版界存在著一種急功近利的價值取向，這就為圖書市場營造了一種不良氛圍。”在這種情況下，大量低成本、低質量的譯著充斥著圖書市場。
一些業界人士認為，翻譯圖書質量滑坡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有其深層次的原因。
葉路說，眾所周知，一件商品的質量越好，成本就越高，翻譯類圖書也是同樣道理。“出版一本優秀的翻譯圖書，需要一流的譯者，需要優秀的編輯，需要逐字逐句地根據原文推銷文字，這樣就會造成成本高，因而價格相對也會比較高，導致書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競爭優勢。”“外國文學翻譯水平不佳，翻譯人才日漸匱乏”，這是目前許多翻譯類出版社的共同感慨，也是直接影響翻譯質量的一大因素。
據了解，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今年3月頒獎時，“全國優秀文學翻譯獎”獎項原設有5個獲獎名額，但在參評的30部文學譯作中，超過2/3得票的只有田德望翻譯的《神曲》和黃燎宇翻譯的《雷曼先生》，評委會最終放棄了其他3個名額。在譯文出版社去年舉辦的“譯文杯”翻譯比賽中，也出現了一等獎空缺、二等獎被一名新加坡人摘走的局面。
竺祖慈說：“找到一名合適的翻譯很困難。有些引進書，譯林很多年前就已經買了版權，但因為沒能找到合適的翻譯而一直沒有出版。”
葉路說：“有些出版社的譯著翻譯質量低劣，有時不是因為這些出版社沒有質量意識，而是因為他們不具備這個能力，找不到好的譯者。”
“在當今社會，中青年譯者面臨多種多樣的誘惑。”竺祖慈說，“不論從學術地位上，還是經濟利益上來說，都很難吸引他們。”
竺祖慈指出，優秀翻譯人才難尋的現象與現有的一些機制有關。例如，很多高校和科研單位目前并不把文學翻譯作品當作學術成果納入職稱評定體系，這就造成文學翻譯的學術地位下降。
一些專家在接受采訪時認為，翻譯圖書質量下滑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時代特征。我國現在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像盜版、偽書等出版界其他不良現象一樣，這些質量很低的譯著有著它自身的消費環境。
葉路說，例如，對于許多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讀者來說，買一本《簡愛》，也許翻譯得好壞并不重要，但價格的差別卻很重要。有這樣的消費市場和消費群體存在，就會存在劣幣淘汰良幣的現象。但從長遠來看，在經歷一定階段以后，市場必然會大浪淘沙。
我國的譯著出版業目前似乎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面對這種局面，業內人士認為，翻譯類圖書出版界不能無為而治，僅僅等待市場大浪淘沙。
葉路認為，譯著質量下降的問題，并不一定要先尋求制度上的解決，可以從嘗試建立有關檢測標準做起。
“目前，有關圖書質量并沒有一個檢測標準。”葉路呼吁說，“翻譯行業協會或許可以嘗試為譯著建立一個檢測標準，諸如翻譯上的硬傷數目、翻譯不準確的比例等問題都可以納入這個檢測標準之中。”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第15屆全國書市上指出：“出版關系到一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到底和這個國家的出版狀況緊密相連，出版必須按照科學文化規律辦事。”
《市場報》 (2005年05月27日 第二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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