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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三，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在向國會提交的半年度報告中，雖然沒有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但要求中國政府在6個月內調整人民幣匯率。話音剛落，布什政府又宣布將對一系列中國出口美國的服裝實施新的限制。與此同時，法國總統希拉克上周四也進一步向中國和歐盟施壓，稱他希望看到中國和歐盟就保護紡織品行業盡快達成協議。一時間，對人民幣匯率和貿易等中國經濟問題的政治化傾向，引起全球的高度關注。由此，如何從經濟理論的角度來剖析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理由，顯得尤為重要。而麥金農教授的見解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人民幣升值與美國貿易逆差
美國等國要求中國在人民幣匯率趨向于自由浮動之前應允許人民幣大幅升值，試圖通過人民幣匯率升值來減少中國的貿易順差并借此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這種觀點在當今歐美財經媒體中相當流行。
對此，麥金農教授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匯率變化對一國貿易平衡有可預見的影響這一通常假設是不正確的。以日本為例，在1971-1995年期間，日元大幅升值，但日本的貿易順差反而增加了。因此，人民幣匯率變化同樣不能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和中國的貿易順差問題。相反，一旦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話，將會使中國面臨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帶來緊縮性貨幣政策和通縮壓力。因而，麥金農教授堅持中國要維持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學術主張。
在分析美國出現大規模貿易逆差的原因時，麥金農教授指出，根本不是什么失調的匯率變化，而是美國的低儲蓄率，導致了美國貿易不平衡。在此，低儲蓄率(美國聯邦政府的巨額財政赤字和美國家庭的儲蓄不足)與美國可以向其他國家無節制地以美元舉債，導致了目前世界金融體系存在著嚴重的失衡現象。美國在國際市場上的過度借貸又通過其他國家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而轉化為物質財富。因而，導致美國貿易逆差和其他國家貿易順差的根源在于美國自身。
現在，美國不是從自身去尋找貿易逆差的原因，卻將矛頭指向中國將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上，認為中國現行的匯率嚴重扭曲，使得目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定價過低，導致了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進一步擴大。按照上述分析顯示，這一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美國政府迫于國會壓力，國會又受到一些制造商的蠱惑，使得近期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大做文章，將經濟問題進一步政治化，試圖逼迫人民幣升值，以達到一個純粹的政治目標。對此，中國政府強調匯率改革是中國的主權，人民幣匯率改革不會屈從外界的壓力。
事實上，麥金農教授一直力爭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并提出了一個百分之二的解決方案：在保持中心匯率8.28人民幣兌1美元本身不變的重要前提下，將略微擴大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動區間，即在中心匯率上下各增大百分之一的波幅區間。至于這一建議是否適當或被采納另當別論，但重要的一點是他指出了人民幣匯率升值與美國貿易逆差之間并不相關的鮮明主張。因而，中國可以不屈從于外在壓力而倉促進行匯率改革，目前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相當重要的。
中國調整國際競爭力的選擇方式
麥金農教授在強調維持人民幣名義匯率穩定的同時，又主張中國可以通過加快貨幣工資增長的方式，來平衡中國與其他貿易伙伴之間的國際競爭力差距，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相對工資調整將成為平衡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工具。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名義匯率變動從根本上無法解決一國出現貿易順差或另一國出現貿易逆差的問題，由兩國之間生產率增長高低的差別引起彼此之間國際競爭力的差距，這是導致這一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維持固定名義匯率機制下，只要美國的價格水平保持穩定，那么我們就可以通過加快貨幣工資增長而自然地完成中美之間的國際競爭力調整。
為此，麥金農教授比較了中美兩國之間的情況。據非官方估計，自1994年以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年增長率為2.7%，而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年增長率約為12.3%。相對而言，從1994年到2003年，中國制造業部門的貨幣工資年增長率為13%，而美國制造業部門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僅為3%。中美兩國制造業部門之間的貨幣工資增長率相差10個百分點，大體上反映了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之間的差距。這表明，貨幣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因此，當中國承諾長期內維持固定的人民幣兌美元中心匯率，且中國的通漲率與美國保持一致時，迫于固定名義匯率制下維持國際競爭力的壓力，中國那些增長很快的貿易部門(主要是制造業部門)的雇主就會給雇員加薪，由此可以發揮兩國之間相對工資調整對平衡兩國之間國際競爭力差距的作用。
這一建議有很好的參考價值，但在短期內是否適合于中國仍然是存有疑問的。對于中國的出口部門而言，要想增加這些部門工人的工資是非常艱難的。由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區域性勞動力市場失衡，大量勞動力涌向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導致出口部門的勞動力相對過剩和工人工資較快增長很難實現。另外，資本的高投入是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而工資在出口產品成本中所占比重偏低，這些因素往往為人們所忽視。因此，短期內很難通過加快出口部門的貨幣工資增長來調整中國與其他主要貿易伙伴(包括美國)之間的國際競爭力差別。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有可能通過其他方式來平衡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競爭力差距，而不是貨幣工資增長方式。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點。例如，針對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紡織品進入歐美市場采取限制措施，為了緩解歐美在對中國貿易問題上的壓力，日前中國對紡織品出口關稅進行了主動調整，其實就是提高了中國紡織品的出口成本。盡管這一先例一旦開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將會對倚重于出口導向的中國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通過這一方式來平衡中國與歐美等國之間的國際競爭力差距，要比讓人民幣升值更加可取。
麥金農的文章提醒我們，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妥善處理好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和貿易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是相當復雜的。
作者：樂嘉春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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