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很多紡織企業而言，5月18日是寒意料峭的一天。

    當天，美國宣布對中國四類紡織品設限；同一天，歐盟宣布對中國兩類紡織品實行“緊急特保”。而且，18日的行動距離美國上一次設限，間隔僅為5天，歐盟針對中國9類紡織品的特保調查也仍在繼續——歐美迫不及待的特保措施令中國紡織業在去年得償取消配額之愿后，又感到一絲寒意。

    然而，歐美人缺乏關注的是，在他們單邊設限時，中國紡織業自身已出現波折。他們更忽視了國務院也一直在研究主動提高中國紡織品出口關稅等努力。

    兩天后的5月20日，財政部即發布公告，“國務院決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對紡織品出口關稅進行調整”。

    同一天，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新聞發言人孫淮濱20日在北京說，中國企業為建立全球紡織品貿易新秩序做出了“犧牲”。

    孫說：“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了建立紡織品貿易新秩序，緩解貿易摩擦，中國做出了讓步，我們作為協會，能夠理解政府做出的努力，但是，從協會來說，我們的企業是做出了‘犧牲’，付出了代價的。”他指出，出口關稅的調整必然會給企業帶來成本的凈增加，從而進一步帶來企業利潤的減少，甚至可能導致企業的虧損，紡織工人的失業。

    而根據記者的調查，此時在中國紡織重鎮紹興，紡織企業已有25%的生產線停工，行業性虧損早已是屢見不鮮——期待平穩過渡的中國紡織企業正被“硬著陸”的陰霾籠罩。

    超同之死

    危機并非自今日開始，早在半年前，期待在紡織品貿易自由化中分一杯羹的吳李明就已栽倒。

    吳李明任董事長的浙江超同集團本是紡織行業常青樹。在其網站上，超同這樣介紹自己：“2003年列全國化纖行業銷售收入第17位。連續15年被評為‘重合同、守信用’單位，‘超同’牌商標評為省著名商標”。

    據悉，2003年超同銷售額為16個億。2004年上半年，瞄準貿易自由化的吳李明發出豪言，“2007年要實現銷售50億元、利稅2億元。”

    為此，超同規劃投資一個6.5億元工業園區。可在完成投資2億元的一期后，工程突然歸于沉寂。

    2005年3月中旬，當記者來到海鹽縣百步鎮時，這家一直是當地生產規模最大的企業冷冷清清。吳李明的手機號碼已更換，廠門口則貼了一則查封資產的法院公告。

    記者了解到，早在2004年11月24日，超同最后一條生產線就已停工，2000多職工只能另謀高就，超同集團轟然倒閉。

    超同在紡織業小有名氣，很多紡織企業老板對此事多有耳聞，其中一位告訴記者，超同之死根源還是行業過度競爭，“超同是個老廠，在同行業激烈的競爭面前已顯疲態，實際上是被價格戰拖垮的”。

    超同一位債權人也透露，超同原來的老廠區設備老化，產品技術含量低，與同類產品相比缺乏競爭力。實際上，超同在2001—2003年間，年銷售額大約分別是13億、14億、16億，增長速度已落后于同行。

    那個時候的紡織業利潤已經非常微薄，1999年超同銷售額6億多，利潤才4000萬，而喊出50億銷售目標時，超同的利稅目標也才2億——以量取勝，是吳李明和很多紡織企業的共同選擇。

    超同遂孤注一擲，以十數年積累起來的信譽，向銀行貸款擴大規模。畢竟2005年1月1日，紡織品貿易可以擺脫配額成本，但是這一擴張計劃并未如愿。

    2004年11月，杭州一家商業銀行對超同的6000多萬流動資金貸款到期，超同續貸的愿望被拒絕，第一張多米諾骨牌由此倒下。在金融機構群起催款下，超同死在了貿易自由化的前夜。

    除了留下一堆閑置的廠房外，超同還給銀行留下了至少3億元的不良貸款。

    過剩與虧損

    其實，就算吳李明挨到2005年1月，也未必就能躲過這場劫難。

    受2005年1月1日取消紡織品貿易配額限制的刺激，中國紡織業在2004年擴張神速，僅固定資產投資就比上一年增加了144%。

    當時，善于把握機會的浙商被認為是最大贏家。2004年浙江省紡織品服裝出口196.5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2.58%；占全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額的20.18%，首次超過廣東位居全國第一。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背后很多企業的辛酸與無奈。浙江省政協常委、民革浙江省委員會委員馬慶國則對此有充分的清醒認識，他在今年3月的浙江省政協會議上提交了相關提案。

    該提案中講到，“一些企業盲目看好紡織行業，存在單純追求數量的增長來求得絕對利潤，這種投資拉動型的發展，使部分紡織品產能迅速膨脹和過剩。”

    據查，僅紹興市目前年紡絲能力就超過250萬噸，織造能力50億米以上，印染能力接近200億米，但印染的實際生產量僅為產能的40%左右。

    5月18日，記者聯系到紹興市一家年銷售額20億的紡織企業副總唐帛(化名)，對上述數據他表示基本認可。

    他還透露說，聚酯業已經是全行業虧損，同樣行業性虧損的還有紡絲業。“這兩個行業都是從石化到紡織成品的中間產品，受上游影響較大。而上游石化等原料是被國外壟斷的，漲價是剛性的。去年原材料價格上漲，你行業本身又過剩，只好虧損了。”

    而超同集團所引以為傲的正是這兩類產品。它宣稱自己“能夠年生產聚酯切片19.5萬噸，滌綸長絲22萬噸”。但這又有何用。馬慶國的提案中寫道，“紹興市聚酯企業每生產一天，企業現金流量減少500萬元。”

    行業性虧損還不止這兩類產品。馬慶國發現，“純化纖的織造企業出現100%虧損，一些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危險”。

    四面楚歌

    讓中國腹背受敵的是，國際間貿易保護并沒有隨著紡織品貿易自由化而消失，特保陰影正是以往貿易保護的延續。

    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在5月18日一次演講中指出，“十年前WTO紡織品服裝協議就已經明確規定，發達國家應該在十年內分階段放開紡織品和服裝配額。但是一些發達國家將70%-90%最重要的配額保留到去年年底。”

    中國紡織品原本可以逐漸釋放自己的數量，但是到2005年1月之后，西方人為保護的壁壘一下松動，出口自然成“井噴”之表象。而等到中國紡織品出口已經緩和時，歐美卻又迫不急待地把特保大棒揮了過來。

    與此同時，由西方控制的紡織品上游原料卻仍在漲價。

    唐帛所屬的這家公司做化纖布，去年賣1.26美元／米，今年賣1.38美元／米，“因為原材料成本壓力太大，所以價格往上調了8%”。但是，由于行業產能擴張太猛，價格調整后，利潤率反而不如原來，原來的利潤率也才5%。

    在此微薄空間里，價格似乎已是中國紡織業迫不得已的最后武器。

    馬慶國在他的提案中提到，“紡織品服裝出口增長的速度和價格關聯極大，哪個品類出口增長速度越快，哪個品類的價格緊跟著下降幅度就越大。”

    中國的紡織品行業由此陷入跑量的怪圈之中，難以自拔。

    對此，寧波商人桂明軍有深刻的認識。在紡織品貿易自由化之后，他定居美國紐約，對開拓自己的紡織品生意躊躇滿志。可到了5月初，他卻開始郁悶，“在紐約，一些溫州做襪子生意的人，就盯住我們的價格，如果我賣4美元／打，他們就賣3.6美元。”

    解決利潤率下降更直接的辦法就是裁員。唐帛直言，“我們分流了一些員工，把原來屬于他們的工資一半加給其他工人，一半給企業，算是節約了人力成本。”

    采訪唐帛是在5月18日，他聲稱彼時紹興市紡織企業裁員率已是5%—10%。還有一些工人暫時放假，只發基本工資。而整個紹興，已經有25%的生產線停工，“如今歐美同時舉起了特保大棒，后面會更麻煩”。

    浙江紹興堪稱是中國紡織品競爭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但“目前紹興市紡織企業平均負債率是60%-70%，出口依賴度是60%，如果出口不利可能會出現一些像超同那樣的企業”。

    杭州市服裝協會會長趙之毅認為，那些訂單來源比較單一的企業會比較麻煩。而浪莎襪業總經理翁榮金說得更干脆：“同行業內比較單向的中小企業下半年基本都將停產。”

    然而，就算訂單來源不依靠海外，未來同樣埋伏著陰霾。去年8月份，唐帛看形勢不對，把外銷的比例降低到30%。但是，盡管提前分散了風險，唐也很清楚，國內市場亦已飽和。

    “要死掉一批企業。”唐帛毫不掩飾自己的悲觀，他擔心中國紡織業的“軟著陸”有轉向“硬著陸”的危機。

    而根據商務部最新公布的數據，僅5月13日美國對中國3類紡織品設限就會導致12.6億美元損失，據此測算，這將導致將近10萬紡織工人失去工作。

    調控誠意

    各方都曾試圖改變，但未來仍然難以預見。

    馬國慶和很多人都認為，要加強協會的作用。但唐帛覺得，這種極度分散的行業中，行業協會根本無法建立價格同盟。

    政府方面也一直在積極推出了一些指導性意見。比如，浙江省經貿委在4月6日就出了一個《關于提高后配額時期浙江紡織品國際競爭力的指導意見》，除了希望不要競相壓價之外，還呼吁“大力增強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紹興市政府也對本地企業的技術創新有所獎勵。

    可唐帛表示，紡織企業目前利潤都不高，很難抽出大量資金用于技術創新。以唐所在的企業為例，去年銷售額為20億，但用于研發的資金一共才大約2000萬。“這已經算是很高了，省領導4月份在考察紹興時就專門去了我們公司。”

    對大多數急于求存的企業來講，增加新的生產線，效果比技術創新更加立竿見影。

    他分析，超同在那時才對產品進行技術升級為時已晚，吳李明當時的無奈是——上新項目，晚點死；不上，馬上死。

    目前我國紡織品生產能力已從上世紀90年代末的3000萬錠猛增至接近6000萬錠，而國際紡織服裝貿易增長緩慢，世界范圍內紡織服裝產品生產過剩，行業利潤空間狹小。

    同時，盡管政府已經敏感地嗅出了紡織業投資膨脹過度的危險氣味，并以輔之相關限制政策，但過于靈活分散的小紡織企業仍然找到了對策。

    發改委的官員曾經發現，“不少棉紡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悄悄擴張，采用非重點和非定點紡機廠生產的，甚至用不規范的零部件拼裝的中低檔紡紗設備，使我國棉紡生產能力出現了低水平擴能。”

    桂明軍對這類企業的評價是，“害群之馬”。

    自2004年12月起，中國政府已拿出多種調控措施。包括主動采取對部分紡織品加征出口關稅、降低紡織品出口退稅率、實行出口自動許可管理等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正在收到成效。

    在這一系列政策中，唐帛認為加征關稅可能是最有效果的，盡管這種政策可能會讓一批中小企業難以為繼，但他認為，“如果你不讓一批小企業倒掉，那么等歐美來設限，他們還是要倒掉，而且還給對方留下了口實”。唐帛認為，出口關稅的稅率要是高點效果可能會更好。

    5月20日，唐帛的期望成為現實。財政部新聞辦當天的公告顯示，6月1日起，將有74種紡織品提高出口關稅稅率，大多數由0.2美元上升到1美元。

    至此，中國政府自我調控誠意的表達已足夠清晰、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