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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據新華社報道，在18日召開的東亞地區“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政策研討會上，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一位官員稱，去年以來，我國采取了四大措施促進“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加強宏觀調控，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投入；推進農村扶貧開發，提高貧困農民自我發展能力；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政策支持和財政投入；實施城鎮居民就業工程，健全社會保
障體系等，成績顯著。
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這應該是溫總理推崇的“窮人經濟學”中的一部分。市場弱肉強食的天然法則只會傾向“有利富人的經濟增長”，讓窮人越來越多越來越窮。每個社會中都是窮人占著大多數，所以政府應更多站窮人立場上，促進“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
“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能成為我們政府一種明確積極的施政原則，并努力實踐這個原則，這很讓人欣慰——不過當筆者看到同日的一則新聞時，感覺到政府實踐中“有利窮人的經濟增長”存在不小的制度性漏洞：“有利窮人的經濟增長”這個善治理念并沒有整體性地體現在各種社會體制中，并沒有表現為一種全面覆蓋的正義制度，而是一種“補漏式”、“折墻式”、機械性很強的零碎制度，在提供“發展機會”這個核心問題上缺少應有的制度支撐。
新華社同日的報道，日前，記者對部分農民工的消費狀況進行調查發現，龐大的家庭教育開支成為大多數農民工家庭最大的一筆支出，打工賺的錢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過高的生活成本，改善住房條件成了農民工最迫切愿望，這已成為影響農民工消費的三大因素——報道強調，這“三座大山”逼著農民工攥緊自己錢包。
我想，“三座大山”不僅逼著農民工攥緊自己的錢包，更重要的是，這堵住了窮人擺脫貧窮和發展的機會——而“擁有發展機會”本應是窮人能夠接觸到經濟增長蛋糕最核心的價值。
促進“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應該是通過公共政策供給窮人發展的機會，機會平等是一切平等安排中最重要的平等，發展機會是所有發展追求中最重要價值。只有為窮人提供了無障礙的發展機會，才能在制度上做到：不僅能減少貧困人口，而且能堵住新貧困源的出現；不僅消除那些舊的致貧制度，而且能防止新致貧制度的出現；不僅只是在某個方面有利于窮人，只要窮人想發展，在很多方面都能找到發展的通道；不僅有利于某些窮人，所有窮人想發展，都能找到發展機會。
而農民工頭上“三座大山”的存在表明，在致力于促進“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中，“發展機會”供給不足。我們國家絕大多數窮人都是農民，而“進城打工”又是絕大多數農民脫貧和發展的一種選擇，可這方面我們有沒有為窮人提供制度性的發展機會呢？很多城市進城門檻的設置，對農民工的歧視，權益保護的漠視，子女教育的高代價，過高的生活成本等等，壓得農民工喘不過氣來——窮人想通過進城打工的方式接觸“經濟增長”的成果，可公共政策給他們的“發展機會”是貧瘠的。
這樣“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是跛足的，這樣的“窮人經濟學”是不科學的。也許這種制度對扶貧有所幫助，能暫時在數量上減少窮人，但因為“發展機會”的制度性缺失，新的貧困源會產生，窮人并不能真正分享到社會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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