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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張石銘舊居，又名懿德堂，也有一段與張靜江故居類似的經歷，曾上演過一幕又一幕生活故事。它位于南潯鎮南西街華家橋北首，與“四象”之首劉家毗鄰。整座建筑被黛瓦青磚石庫門組合的高圍墻所封閉，既有晚清巨宅的傳統，又有西歐法式洋房的新潮，是中西文化的有機結合，也是難以抗拒現代工業文明的典型表現。
張石銘舊居布置在三條縱軸線上，結構可以南北或前后兩種方式劃分。南側原為明末清初文學家董說“高暉堂”、“漆鏡堂”等舊宅，張石銘于清光緒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1899—1905）向董氏后人購得，遂與北側一起改建（董說的父親是明萬歷年間貢生，博學能詩。董說師承父風，十歲即能著文立說，詩書文樂禮經，無所不窺。25歲時，明亡，董說甘為遺民，皈依佛門，法名南潛）。北側原為南潯“四象”之一顧氏舊宅。大廳腰門上有吳冒碩題寫的“世德作求”匾額，進門即為門廳（轎廳），廳后天井兩旁粉墻上嵌有四塊青石浮雕，上刻福祿壽三星與八仙人物圖案。正廳上懸清末狀元張謇書“懿德堂”匾額。“懿德堂”的由來，說的是張石銘對母親十分孝敬，遵循古訓“女子多德曰懿”，故而得名。抱柱聯為鄭孝胥所寫：羅浮括蒼神仙所宅，圖書金石作述之林。
據說，這大廳正梁中間一丈余的一段，曾經是用金箔包的。至于何時，被人弄走，不詳。
花廳的陳設，與主人的身份、修養、愛好有關。正中懸掛著“以適其志”匾額（仿制品），為康有為所書，出自張翰（字季鷹，江蘇松江人，西晉文學家，齊王執政時任大司馬）“人生遺得適志”之意。其時皇叔爭權，禍難不斷，史稱“八王之亂”。張翰預見齊王將敗，推托思莼羹，鱸魚繪，即回故土。不久，齊王被殺。張石銘甲午中舉，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參與康有為“公車上書”，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主張。戊戌變法失敗后，張石銘便以聚集古書、收藏碑刻，養心修志，取適于己。張石銘的這段經歷與張翰有點相似，故康有為所書“以適其志”是有所指的。抱柱聯是“經濟博通言達于行，家庭和樂質有其文”，則體現了主人經商治家處世的準則。而花廳、書齋的木雕可稱為張氏舊居所有木雕之精華所在。誰說這里只是僵硬的木雕呢？這里分明洋溢著生命的激情。長窗裙板上刻“花卉博古”、“四時風情”等圖案，長短窗的腰板上刻《西廂記》和《樂工圖》，從張生游殿開始，到十里長亭送別，從鄭氏堂上考紅娘，到張生月下跳粉墻，笙歌曼舞，短笛橫吹，琴聲悠揚，余音繚繞……仔細品讀，猶如翻閱著一部部古典杰作。
張石銘舊居以前后劃分，第二進是堂樓，亦稱女廳。磚雕門樓上有吳淦手書“竹苞松茂”四字。這里的梁枋、軒梁、荷包梁、坐頭軒、雀替、紗帽翹、落地長窗等雕刻都很精美，引人入勝。尤為樓窗鑲嵌法國進口的菱形刻花藍晶玻璃，花式為四時花木果品，晶瑩高雅，屬中西文化結合的貴重工藝裝飾品。1987年，老報人徐鑄成來此參觀時，贊不絕口。三進內廳兩側的漏明廊窗為木刻芭蕉葉狀，玲瓏剔透，栩栩如生，故稱芭蕉廳。據說過去庭院中沿墻栽種芭蕉，供眷屬觀賞，亦收取花苞滴露，味甘芳香，有消暑開胃之功效，所以又名甘露廳。當初芭蕉廳里還有瑯琊王洊所書《岳陽樓記》雕屏，可惜“文革”期間被木匠鋸開修葺門窗了。庭院中還有一塊形如蒼鷹凌空騰飛狀的英德石，名曰“鷹石”，乃江南罕見之珍品。
張石銘舊居保存了那么多具有歷史文化內涵和底蘊的建筑，仿佛組成了一條氣魄恢弘的藝術長廊，讓我感到一種靈魂的震撼和感悟。由此，亦體現出“徽商在業賈致富后”，注重“兒孫們讀詩書”、“就儒業”的強烈愿望。在著名作家徐遲筆下的《江南小鎮》一書中，從張石銘舊居到張靜江故居，無不包含了“業賈致富”后，其子弟們必按封建傳統的運轉規律去“攀登門第”；而欲“攀登門第”必“就儒業”，然后再由“儒”入“仕”，由此循環不息。
（未完待續）
《國際金融報》 (2005年05月20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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