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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北京5月17日電（記者董偉）河南省周口市沈丘縣馮營鄉小梁莊和小李莊，總共只有不到90戶人家。在2005年以前，這兩個莊子的人們要是接打電話就得一大早帶著方便面到比鄰的安徽去等一天；離北京不遠的承德市興隆縣上石洞鄉，老百姓有急事兒打電話，要翻山越嶺70多華里。
2005年5月17日，是第37個世界電信日，人們開始關注：在中國至少還有5萬個行政村
沒有通電話。“行動起來，創建公平的信息社會”是本次紀念大會的主題。
據悉，截至2005年2月，我國農村固定電話普及率為14．6部／百人左右，城市固定電話普及率為37．6部／百人，其中，城市固定電話普及率與農村的比例東部地區為1．4倍，中部為2．4倍，西部為5．3倍。從地區發展情況來看，中西部地區的電話普及率明顯低于東部地區，而且東西部這種差距在擴大。與整個電信行業飛速發展相反，在少數窮困地區則出現了停滯。今年1月～2月我國中、西部固定電話用戶新增分別為147．9萬戶和161．7萬戶，這與去年同期的348．5萬戶和248．7萬戶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
國家縮小城鄉、不同地區數字鴻溝的努力一直在繼續，信息產業部推行的“村村通”工程，讓全國90．9％的村子擁有了電話，從2004年開始更是通過“分片包干”的形式強制推行。但效果仍然不能讓人滿意。
信息產業部通信科技委員會咨詢專家唐守廉教授表示，該手段“違背市場經濟原則”，因為無利可圖，企業執行速度和質量都難以保證。而有些地方為了應付“村村通”的任務，一個村通一部電話就算完事兒。
發展農村通信難在哪兒？信息產業部電信管理局局長蘇金生認為，難處有二：一是農村通信投入大、收益低；二是目前農村通信普遍服務還缺乏補償機制，企業自覺主動履行義務的積極性難以發揮。前者很明顯。農村、貧困、邊遠地區電信業務量很小，由于地理上比較偏遠，投入的線路長，通話量又少，大多數都是零次戶，有的地區可以說幾十年甚至一百年都收不回投資成本。即便是具有成本優勢的衛通都不能根本解決收不抵支的問題，更別說其他地面通信系統。在此情況下，讓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電信企業自動性不高。
以國外的經驗而論，建立起核心為“普遍服務基金”的成本補償制度可以彌補市場調控的缺失。信息產業部早在1998年就開始籌劃電信普遍服務基金，以期給農村通信普遍服務提供成本補償，引導企業自愿進入農村市場。2002年6月，信息產業部正式向財政部送達了“建立電信普遍服務基金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但是3年過去仍然杳無音訊。
唐守廉說，“分片包干是一種最容易的做法———政府只要下命令就可以了。試想有了普遍服務基金，怎么收基金、怎么管理基金、怎么使用基金，這3個環節肯定比政府下一道行政命令復雜得多。”另外，正像很多問題一樣，基金的錢從哪兒來？
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游五洋認為，“普遍服務基金”在中國可能遭遇水土不服，因為實行起來管制成本太高，但是盡快建立普遍服務基金是一個迫切的任務。畢竟“逐步消除電信發展的地區和城鄉不平衡性，向大多數公民提供基本的電信服務是政府的責任”，而且這個資金應該由財政出。
從國外的實踐來看普遍服務基金的來源是多渠道的，包括運營商交納的份額（按照其業務收入比例或市場份額）、頻率、碼號等電信資源收費、許可證拍賣所得等。
游五洋認為，“本質上它是一種轉移支付，是一種收入再平衡政策，也就是通過國家財政或政府基金，實現富裕人群或發達地區的人群對農村和偏遠地區人群的補貼，因此是一項政府職能。”
從這個角度說，由政府來出錢實施普遍服務是理所當然的。雖然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由于財政資金緊張而選擇由電信運營商來繳納份額的做法。但是這并不等于財政沒有這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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