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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人士表示，為了解決藥品價格居高不下，政府價格管理部門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未能從根本上遏制藥價虛高——藥品降價一年數次，不少老百姓卻回答說“沒有感覺到”，而一些企業卻可以鉆現行藥品定價方法的空子，名正言順地給藥價“注水”。因此，調整藥品定價“游戲規則”的緊迫性已日益凸現。
“在現有醫藥醫療管理體制下，藥品的生產和經營審批權在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價格審批權則在物價部門，即前者管藥品能不能賣、后者管藥品賣什么價。”
連續的大規模降價、頻繁的日常監督抽查，都顯示出政府對藥價問題的關注和重視。然而，現行藥品價格管理規則滯后所形成的“先天不足”，卻給藥價監管工作帶來不少尷尬。譬如，由于藥品審批與藥品定價之間相對隔離甚至脫節，部分藥品的定價存在相當的盲目性。
“定價部門通常只有三五個工作人員，要面對品種規格數以萬計的藥品，怎么弄清楚每一種藥品的真實成本與合理價格？”上海芝林大藥房有限公司負責人陳衛星透露說，抓住這個“弱點”，將藥品更換劑型，或改變包裝，一番“變臉”后就能以新藥的名義申請高定價，這幾乎已是業內公開的秘密。
上海市流通經濟研究所提供的一份“國務院研究室研究報告”顯示，政府價格管理部門尚未找到發現市場價格、參考市場成交價、確定最高限價的有效機制。許多通過藥品電子商務交易平臺集中招標的藥品，成交價均大大低于政府規定的最高限價。如：一盒阿司匹林腸溶片，政府最高限價為13．8元，通過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的平均中標價為3．54元，僅為前者的25％。
“政府定價本身，存在著較大的下降空間。”一位業內人士認為，國家允許把廣告費用列入到藥品的成本中去，但對生產企業投資的藥品巨額廣告卻缺乏必要的規范，使得不少藥品生產企業對廣告宣傳一擲千金。尤其是非處方藥和保健食品，一些企業每年的廣告開支高達數億元。巨額廣告費列入藥品的生產成本，客觀上對藥價虛高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專家指出，從讓“患者看得起病”的角度出發，在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同時，推進政府藥品價格管理體制改革已是當務之急。要合理確定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3種形式的比重，壓縮流通環節的價格空間，借鑒國外的一些成功經驗，形成科學、合理、規范的價格確立機制和價格管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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