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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央提出“要抓緊研究和實施‘走出去’的開放戰略，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源，以利增加我國經濟發展動力和后勁”。在這個大背景下，過去幾年我國各界積極參與“走出去”戰略的推動并取得一定成就。然而由于歷史條件所限，“走出去”戰略一直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戰略的內涵并沒有得到明確界定。隨著入世后過渡期來臨，我國企業參與全球化進程將出現新格局。新的國內外形勢要求政府對“走出去”戰略的目標、內涵予以明確構筑，賦予新內涵，并出臺新的支持性政策措施，以便在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大潮中，
為我國謀求更大的經濟增長動力和發展空間。
“走出去”獲成績戰略本身有隱憂
關于“走出去”戰略的內涵，過去幾年來商務部解釋為“包括對外投資及其他跨國經營活動”，具體指海外投資、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三項業務。
根據這樣的理解，為推動“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商務部會同其他部門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推動“走出去”戰略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主管部門簡化審批手續，下放審批權限；通過區域性試點局部放松外匯管制；鼓勵有盈利的企業擴大再生產，允許企業進行利潤再投資；對境外加工貿易、對俄森林資源開發、對外工程承包等活動提供專項支持；近期又加大了國別產業目錄等信息服務力度，為我國企業的跨國經營營造了更加寬松的環境。
入世三年來，我國企業國際化步伐明顯加快，與實施“走出去”戰略相關的各項業務總量持續增長。據商務部統計：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強勁，2001至2004 年，對外直接投資從 7.07 億美元增長到 36.2 億美元；2004 年對外工程承包完成營業額174億美元，合同額首次突破 200 億美元，達到238億美元；對外勞務合作在一些國別和地區市場出現萎縮的情況下，依然克服重重困難實現了穩定增長。
與此同時，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其它跨國經營活動的地域市場和行業領域進一步拓展：在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勞務合作和對外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從傳統產業向以信息傳輸、計算機和軟件業在內的信息產業和包括批發、零售、貿易代表處在內的商業分銷領域擴張。截止2004年末，信息產業、商業分銷業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領域，而且呈現出快速發展勢頭。即便在制造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從傳統的紡織、輕工和普通家電業，向以計算機為代表的高技術領域拓展，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的企業逐漸增多。
更為重要的是，近年來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層次顯著提高。除向高新技術產業滲透外，參與國際競爭的層次提高還表現在進入國際市場方式的變化。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方式正由傳統的綠地投資，向跨國并購、股權置換等新方式轉變。過去三年，京東方、海爾等企業的跨國并購此起彼伏，聯想集團以12.5億美元收購國際知名品牌IBM個人電腦全球業務更是震驚全球，跨國井購和股權置換已成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方式。在對外工程承包業務中，我國企業獲得工程合同的主要方式是國際公開競標，使得日本政府和企業自嘆不如。同時我國企業在探索以BOT為主的新項目融資方式中，也取得進展。中國水電技術進出口公司、中國化學工程公司、四川電力公司等企業陸續以項目發起人身份在境外開展BOT，項目進展順利。我國企業在開曼群島和維爾京群島等國際避稅港投資的增加，也說明我企業的跨國經營已越來越多地向國際通行做法靠攏，資本運營手段進一步提高。
然而伴隨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加之我國部分經濟和政策要素資源的作用已進入停滯的“平臺期”，如繼續按原有發展格局實施“走出去”戰略，將面臨“成長中的煩惱”，導致戰略進一步實施存在一些亟待關注的問題和隱憂。
第一，戰略構架不清晰
從宏觀層面看，1998年中央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目標很明確，就是要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源，以增加我國經濟發展動力和后勁。然而“走出去”戰略作為一項事關民族生存和發展大局的國家戰略，其內涵卻一直比較模糊，目標和戰略框架不清晰，這直接影響了戰略的實施。如果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我們不得已而為之的一個選擇，那么在經濟全球化和我國企業尋求國際化發展道路的新形勢下，已經對政府的“走出去”戰略規劃、政策制定和操作能力提出了新挑戰。如果我們不能重新審視過去幾年的經驗，對戰略本身的內涵、戰略重點及實施措施進行重新構建，中國將錯過高層次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機遇期。
第二，政策措施不得力
“走出去”戰略的政策措施力度不夠，也是新形勢下推動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制約因素。
目前與“走出去”戰略相關的政策在系統性、協調性、穩定性和靈活性方面均顯不足，政出多門，甚至部分政策相互掣肘，具體表現在政府管理越位、監管不到位和促進服務缺位幾個方面。
第三，企業國際化戰略與控制能力低下
從微觀層面看，實施“走出去”戰略，必然體現在企業推進國際化戰略的進程上。而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在面對國內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同時，還要同時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企業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經營管理的核心目標、管理制度尚未探索清楚，就不得不面對國際跨國公司的激烈競爭。因而盡管我國多數企業跨國經營的戰略目標是開拓國際市場和開發資源，但許多企業并不明確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不能從降低各項成本的角度，實施全球范圍內的資源優化配置，戰略的管理和控制水平還很有限，由此導致跨國經營的風險伴隨跨國經營的規模擴大而增大。
如跨國公司在任何地方的投資決策，都是將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放在首位，圍繞這個核心開展決策和經營，據此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和重組，所以成本控制和風險管理就成為企業國際化戰略管理的重要目標。但在調查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動機中，并沒有降低成本這一項，相當多的企業首次對外投資或開展其它境外業務時，并沒有進行戰略規劃；跨國經營與企業的總體發展方向和目標脫節；許多企業海外分支機構與國內母體企業之間，是水平一體化或簡單垂直一體化，即在生產經營環節上重復或簡單分工，而海外子公司之間同樣缺少呼應和協調，甚至相互競爭；即便有些企業在跨國經營時進行過戰略論證，也很少能根據國內外市場的發展趨勢和企業內在因素變化及時進行戰略調整；戰略管理和控制手段落后，制度不健全，風險叢生。一些企業不計成本地開拓海外市場，有些海外企業沒有控制地進行風險投資，給國家和企業造成重大損失。
這一切現象的背后，均是企業忽略戰略管理和控制的直接結果。
在新起點上構筑“走出去”戰略
“走出去”戰略的提出，就是要解決我國國外經濟合作的發展方向和定位問題，因此我國政府推動實施“走出去”戰略，更多地是在操作程序上做文章。但在新形勢下，政府的宏觀管理應從“戰術型”向“戰略型”轉變，在新起點上構筑“走出去”戰略的框架，在觀念上突破舊有框框，樹立科學發展觀，為我國企業抓住新一輪產業轉移的難得機遇，更好地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制定行動綱領。
首先是對“走出去”戰略提高認識。
政府應深刻理解“走出去”戰略的時代背景和要求，提高判斷世界經濟發展規律和總攬全局的能力，把實施“走出去”戰略與拉動我國國民經濟增長密切結合起來，把推動“走出去”與我國參與新一輪產業轉移結合起來，從國防、國家經濟安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認識“走出去”的重要性，把“走出去”戰略當作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整體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其次是賦予“走出去”戰略明確內涵。
要對“走出去”戰略進行科學規劃，包括制定“走出去”戰略的中長期和近期目標，提出“走出去”戰略的框架和重點，包括產業導向、能源安全、市場導向及我國企業國際化程度等。盡管“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主體是企業，但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及國際市場需求，為企業的國際化指明方向，恰恰是政府的職責，以求減少企業發展成本，降低風險，創造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從產業導向看，將有限資源集中到產業結構調整和社會發展最需要的產業領域，應該是“走出去”戰略的產業導向。
我國能源戰略是“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能源產業中，除繼續引導資源類企業到海外開發資源外，還應鼓勵制造業企業把高能耗的生產環節，向境外能源供給便利的地區轉移，以降低生產成本，同時提高東道國的產業結構、稅收和就業率。同時順應國際服務外包的發展趨勢，鼓勵我國企業通過各種方式承接跨國公司的外包服務。市場營銷網絡建設是我國企業國際化的第一需要，除了鼓勵大型制造業企業建立營銷渠道外，還應推動中小企業以聯合體或出口代理方式，建立海外銷售渠道，共同享有同類產品的品牌，如使用專業外貿公司的品牌，中小企業只做供應商。
從知識產權戰略來看，中國企業不能沒有自己的知識產權戰略，不能沒有自主知識產權，否則就沒有辦法擺脫“低質量產品--低價竟銷--遭遇反傾銷或知識產權侵權”的夢魘。但企業在國內投資搞研發，往往事倍功半。到歐美發達國家投資設立研發中心，已成為部分企業獲得成功的途徑。因此政府不僅要鼓勵大型企業到海外設立研發中心，創造并擁有自主的工業產權，還要鼓勵技術密集型的中小企業通過境外投資，獲得專利技術和產品外觀設計，提高技術含量、質量和經濟效益。
從地區市場戰略來看，過去我國一直倡導企業重點開拓發展中國家市場，但由于世界主要消費市場依然在北半球，加之國內企業因規避貿易壁壘等原因，普遍具有開拓歐美市場的意向，因此政府應因勢利導企業重新塑造區域市場戰略，為企業進入歐美市場提供便利和服務。
同時應根據國防安全的需要，在“走出去”戰略中構筑周邊國家的經濟戰略。此外還要關注對外投資引發的出口貿易替代。
由于早期的制造業投資主要面向發展中國家而且規模有限，因此沒有發生替代傳統出口的現象。但隨著我國企業對歐美市場投資的增加，出口替代必將隨之而生。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的研究報告認為：過去5年中國對外投資已經帶動了 762 億美元的貨物出口，因此針對新的貿易格局變化，應制定積極的應對措施。
這一切都要求政府在新背景新起點上構筑“走出去”戰略。
作者：邢厚媛 研究員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經營研究部 主任）
（信息來源：貿研院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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