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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利宏
如果本月底歐盟針對中國紡織品開始實施“特保”措施，如果美國歷經3個月調查之后確認中國紡織品對該國造成“產業損害”，甚至按照傳聞所說，中國政府迫于壓力開始“大幅增加紡織品出口關稅”，那么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國際貿易摩擦中，受傷的不僅僅是大量的中國紡織生產企業，一度被認為不可逆轉的國際自由貿易秩序也將受到重大挑戰。
紡織品貿易之所以被稱作中國與歐美貿易的“黃燈區”，不僅因為這一產業國際貿易數額巨大、相關產業關聯度高、關乎國計民生，更重要的是，紡織產業在各國都吸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口，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紡織業直接和間接解決的就業人口就高達1個億。在目前各國政府普遍把“就業優先”作為“執政目標”的情形下，紡織業成了重點關照產業，以致于一些國家甚至動用非市場化、非自由貿易體系的保障措施，以避免本國的紡織產業在國際上處于不利地位。
而在國際紡織業界，中國紡織企業卻恰恰擁有“絕對的比較優勢”。自2005年進入“后配額時代”以來，中國紡織品出口出現“井噴”，讓歐美各國大為恐慌，限制中國紡織品出口的呼聲再度高漲。
在這種巨大的國際壓力下，中國紡織業界也開始“反省”自己：從取消配額之初向國內出口企業征收出口關稅、實施出口許可制度、限定“最低正常價格”，甚至最近傳言在醞釀“大幅增加出口關稅”，各種“自律”政策的頻繁出臺。
在理論上奠定了19世紀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秩序的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畢生都在提倡“完全的自由貿易”，稱“在商業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國都必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用在最有利于本國的用途上”。如今正高喊“中國紡織威脅論”的歐美各國，在歷史上正是得益于這種“完全的自由貿易”的制度安排。而國際貿易分工的“比較成本”的力量，使得各種產業資源要素在國際范圍內重新配置，甚至通過產業轉移來達到優勝劣汰的目的，今天中國紡織產業面臨的國際貿易格局同樣如此。
愈演愈烈的紡織品貿易摩擦的直接負面影響，是給中國的紡織生產企業帶來相當黯淡的出口預期，甚至不少企業因擔心出口關稅增加而不敢接受來自歐美的長期訂單，改為選擇“快進快出”的短期訂單來規避國際貿易和政策風險。殊不知，從事國際紡織品貿易的企業經營目標短期化，也是國際自由貿易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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