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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忠東：今天下午我們分為兩小塊，第一小塊是貿易摩擦與貿易合作案例的討論，也就是說我們主要集中一些案例的分析。首先請允許我介紹一下第一段落的嘉賓，我們還是先外后中吧。坐在我旁邊的是PaulRanjard先生，他是歐盟工商協會知識產權工作小組的主席；另外一位是LesterRoss，他是美國工商協會北京首席律師；來自中方的嘉賓，這邊是王文浩是三角集團副總裁，下邊一位是郭慶存是海信集團副總裁，后面這一位是王友來先生，是康佳集團副總裁，康佳集團也是本次論壇重要的資助公司之一。請允許我邀請諸位對剛才介
紹的各位嘉賓參加這次對話表示熱烈歡迎。
今天上午的發言都是非常正式的，都陳述了自己的觀點，我們下午主要圍繞著我們在貿易合作、貿易摩擦過程中的一些案件。三角集團主要是講輪胎案例當中的案件，海信主要是標識注冊方面的案件，我們也知道康佳曾經有過彩電的反傾銷案件，這一小段主要圍繞案件問題做一些國際貿易摩擦的討論。我們今天下午的形式采取對話的形式。先由客座嘉賓把自己的情況簡單的說一下，然后我們將就這些案件進行自由討論。臺下觀眾想發言也可以隨時參加。
首先請王文浩先生三角集團副總裁介紹一下他們公司的案例情況。
王文浩：非常感謝主辦方給我們提供這次專家會，另外也非常高興和有關專家一起探討一些問題。下面我就三角集團的有關國際貿易摩擦做一些匯報和交流。大家可能對三角集團不太熟悉，三角集團是國內比較大的輪胎企業，這個企業從2003年進入世界第12強，輪胎出口大約有20年的歷史，每年的輪胎出口有三億美元左右，產量的質量、銷售是不錯的。但是2001年以后，我們產品多了，貿易摩擦就有了。2001年首先是秘魯的貿易摩擦，秘魯的“克馬里奇”公司對我們提出了反傾銷，當時有幾個企業，日本、韓國它都反傾銷。我們的產品到秘魯并不大，當時400多萬美元，他的理由是我們的產品是中國產品，中國產品價格比較低，已經構成對當地的一種侵犯。當時我們進行應訴了，結果最后是我們產品的價格和韓國、日本同處于一個價位，我們是第一個應訴的。我們每條輪胎加收了13美元，韓國、日本加收了11美元。通過這個事情，我覺得我們當時積極的應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從那以后我們的產品市場份額越來越大，現在我們的產品在秘魯市場和韓國產品、日本產品并駕齊驅，而且2005年會達到1500萬美元。
第二個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是2004年8月，秘魯外貿署從8月20號起對原產中國輪胎進行了反傾銷調查，國內大約8家企業都在這個范疇之內，但是現在這個官司還沒有打完，當時我們三角輪胎在土耳其的價位是國際上最好的價位，而且和韓國、日本的價格相比高一點兒。現在官司是暫停了，要到六個月以后重新審理。通過土耳其的反傾銷案，我總結出這么一個經驗，我們產品的科技含量和我們和當地的“取實”是非常到位，這是在秘魯和土耳其的反傾銷案當中贏得的經驗，如果我們不應訴的話，我覺得市場肯定會丟掉。
單忠東：下一位是海信集團郭慶存副總裁介紹一下他們的情況。
郭慶存：這場商標注冊案件得到了國內外的關注，我們從這個短片可以看到它的情況。這個片子主要介紹海信這個商標“HiSense”是怎么來。
(短片播放)
剛才這個短片概要的介紹了HiSense這個商標從創設到知名的過程，這個過程告訴我們，海信這個商標不僅僅是原創性或者獨創性的商標，而且是一個知名公司的商號、廠商名稱。依據巴黎公約的約定，廠商名稱無論是否注冊都可以受到法律的保護，馳名商標一旦被該國的商標出版機構確認，在巴黎公約成員國之間各國都應該尊重。就是這樣一個商標在1999年1月11號在德國率先被搶注，這個商標搶注案產生的糾紛由于發生在兩個比較大的公司之間，因此引起了各方的關注。中國商務部給予關注，中國國家工商局、商標局給予關注，中華商標協會給予關注，中國知識產權法律界給予關注。因海信這個商標的爭議及其處理，相關的案件糾葛的處理。我作為分管這項工作的海信負責人，在2004年中國知識產權風云榜很榮幸的被提名，現在我可以非常高興的告訴各位海信商標已經物歸原主。和今天論壇的題目非常契合，海信商標案件雙方經過兩年的交涉、處理，最后握手言和。HiSense這個商標和商號，海信不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地方就現在的注冊和獲準權利已經沒有任何法律障礙。創建和諧社會，不僅是國內而且是國際法上，在國際市場規則和秩序的建立上尤為重要。正所謂不打不成交，海信和“博士西門子”之間的商標糾葛，演繹了一出很好的戲，這個戲就是由競爭到遏制，到反制，到爭議的交涉處理，再到雙方的握手言和。
它告訴我們這樣三點，這是我的體會，第一商標等知識產權的爭議，就像今天上午的嘉賓報告中所講的，已經成為當今世界貿易當中所有爭端中的一個熱點。我來之前畫了一個圖，縱軸我畫了一個象限圖，縱向表明企業參與貿易競爭的發展階段，橫坐標是時間軸，時間軸上表明從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關貿總協定創設，這樣國際市場環境共同規則的建立，這是橫軸。這個軸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當初關貿總協定確定的關稅的減讓，通過關稅維護本國的競爭利益的競爭格局，因此當時的關貿總協定主要的任務就是關稅減讓問題。第二個階段是知識產權階段，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知識產權交易量在國際貿易交易量中迅速增加，因此知識產權的作用在國際市場上日益顯著。第三個階段就是知識產權加上技術的標準，現在我們看到它比當初的純關稅和關貿總協定的壁壘還要大，這是一個規則，當它演化到另外一個程度的時候，如果知識產權一定構成濫用，它必須走向毀滅。特別是當知識產權融入強制性的標準的時候，那么這個知識產權本來的司法上的權利正在發生變異，這種變異受害者更多的是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糾葛當中這是我第一點最大的體會。
單忠東：下面請王友來副總裁把康佳集團在國際貿易過程中的摩擦情況說一說。
王友來：非常榮幸作為這次活動的資助方面來參加活動，今天非常感謝大家。今年是康佳集團成立的25周年。去年康佳集團的營業額已經達到130億，彩電接近一千萬的數量，隨著營業額、生產數量、銷售數量的提高，我們的出口也就越來越大，應該說2004年整個集團彩電的出口比2003年增長了兩倍，2004年彩電出口達到217萬臺。由于這個出口量不斷增大，也就是說這幾年在不斷提高，所以在國際市場上產生了一些反傾銷的情況。大家可能都知道，在2003年美國對所有的中國彩電有一個反傾銷關稅，最高關稅達到27%多，應該說是初步裁定就是在2004年4月份，康佳被裁定為11.36%。后來經過我們的努力，經過訴訟，最后美國方面貿易委員會到我們公司檢查，最后裁定我們的關稅為9.68%，大概就是這樣的情況，我簡單介紹到這里。
單忠東：我首先問PaulRanjard先生，由郭總介紹海信集團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在知識產權方面發展中國家企業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您作為搞知識產權方面的負責人，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PaulRanjard：不太同意。這個問題很多人都知道，記者、老師，今天上午大家都聽到了這樣問題，另外中國的高官也這樣講。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通過拷貝別人學習歷史悠久的傳統，我們要考慮到這種情況，中國人就是愿意抄寫和拷貝。另外就是發達國家在濫用知識產權來制裁發展中國家，我從個人的角度來看，我想說文化上的問題確實是實實在在存在差異，中國的學習過程就是臨摹、抄寫，在英國出生的孩子很快就會運用26個字母，到三歲的時候可能就可以到父親的書架上拿一些書來讀，不一定讀得懂，但是他可以讀，但是中國的孩子要到十歲才可能拿書來讀。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們都在這個地方，我們要考試，所以大家都在刻苦學習，而可能在這里有20%會考過去。但是旁邊臨坐的人他們根本不賣力，不認真學習，但是他在抄寫他的臨坐，你可以說我們有這個傳統，那個人為什么不保護他寫的東西呢？這個學生所寫的東西，并沒有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他并不是發明了什么東西，他寫了什么東西就有版權，所以對他寫的內容沒有保護。他是保護什么，是保護他的心血與努力。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心血與努力，我講文化上的原因也能夠幫助中國或者中國也能夠幫助別人，實際上中國90%民事案件都是中國人訴中國人。
現在講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知識產權侵犯的問題，許多人總是這么說，所以很自然的人們老是去抄襲別人的技術，這為什么是錯誤的呢。因為技術的所有者可以技術轉讓，然后支付一定的價格，人家的心血要給一定的補償，這樣中國的公司或者其他公司就愿意開發自己的技術，然后再保護。所以任何時候發展中國家文化傳統可以抄襲其他國家的技術這個理由是不成立的。
單忠東：不知道LesterRoss你對他們兩個的觀點有什么看法？
LesterRoss：首先感謝大家，我能夠來到這里。這兩方我都不支持，我覺得有幾點比較重要，從某種程度來說，可能這邊在貿易規則方面對發展中國家可能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因為發展中國家正在制定新的系統，發展中國家對新的系統新的體系總覺得這個規則不適應，真奇怪。所以我們世界貿易體系怎么和諧，一個和諧的系統并不是沒有沖突的，而怎么控制這個體系和沖突，一項新的系統學習規則有難度，剛開始大家駕馭的時候總是有難度，這是一點。另外新的加入體系的人，他們總是跟老人進行競爭，也就是說在價格上、技術上或者其他方面。因為這個系統存在，所以像發展中國家覺得有自己的價值觀，利用利于他們自己的辦法來利用它。剛才郭先生來也講了一點，如何搞知識產權，就是有利于你，保護自己就行了。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我最后講了一點，我并不支持他們當中任何一方，我們共同遵守現在制定的的系統，而中國現在也是加入現在這個體系，任何體系的。
單忠東：感覺郭總放了一個短片，我們看完以后似乎這個商標歷史很清楚，那怎么會產生搶注的問題，也許郭先生說一下這個歷史會更清楚。
LesterRoss：我剛才明顯得不服，我們還要溝通，因為溝通不充分會產生問題。和諧的社會是建立在達成一致意見的基礎上的。我想解釋和強調的是既使是在座的各位遠方的客人和嘉賓，包括來自美國貿易委員會、來自歐盟專家和高級官員，我想在座的你們也承認基本事實，就是中國入世雖然已經有了幾年，就像剛才講的剛剛進入它的蜜月期，但是按照WTO規則來參與競賽是一個后來者，就像剛才兩位先生所講的那個小孩學寫作文還要學十年，那么中國到現在遠遠沒有十年。第二我不是說中國企業或者中國政府不愿意接受規則的制約，我們同意，我們如果不同意我們就不會出來，我們要講的是為什么世界有發達國家，我們不可設想讓一個久經沙場的健將和一個剛出茅廬的小孩一起賽跑，并且前者已經跑了很遠你還說這是公平的，我想規則也許是公平的，但是客觀現實，差距我們不容忽視。
第二個問題，我剛才說的可能不清楚。世界貿易條件下的規則或者競爭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已經到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用技術和標準專利雙管齊下為自己市場拓展開道，為后來者設置門檻，說難聽點就是障礙，你進不來就交錢。
單忠東：我理解郭總的意思規則都是發達國家定的，是不是現在輪到發展中國家人也制定一下規則。
郭慶存：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際市場經濟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生態意義的大系統。我們在座的各位都明白，誰要違反自然規律破壞生態系統是要遭報應的。我們是否應該看到在國際市場，國際貿易的大體系當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做高技術產業還是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實它是破壞生態環境，將一端權利無限擴大，使得這市場的某一環節過于薄弱，受害者可能不僅是被制約的一方，去過分制約別人的一方最后也可能得不到他本想得到的利益。
單忠東：不知道王總對郭總的觀點是否有同感。
王友來：我覺得標準是別人定的，但是我覺得這個標準的確應該結合中國的情況，如果是中國的產品出口到你那個國家進行反傾銷設定一個關稅，你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國家的一套標準，而不是拿中國的標準或者是參照一個什么標準。就像彩電一樣，他拿的數據標準并沒有根據中國企業元器件的水平，元器件的成本來算，他是借助新加坡國家，新加坡的勞動力成本和中國勞動力成本肯定是有差距的，我覺得還是中國怎么樣成為真正市場化定位的國家，是否得到這樣的認可以后，可能對將來的國際貿易有更大的幫助。
王文浩：我同意郭總的意見。因為要求我們有全球意識，要遵守全球的規則，當然我們是一個年輕企業，我們和一些大跨國公司也在合作，過去跨國公司有很長的歷史，他有一套自己的辦法，他要求我們按照他的規則做事實，所以合作過程中我們總是吵架，我們合作過程中他退讓的比較多。
單忠東：在場的公司的代表都感覺規則能不能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這個規則是不是非要發達國家來定。
PaulRanjard：我不想就這個問題進行辯論，我想澄清一下，在我們討論知識產權的時候，有很多技術專利是不同的，我們的討論和商標完全不同。這個案子就想聯想變成“ln ”，因為“L ”這個詞已經被很多國家運用了。它和HiSense不一樣，因為西門子已經知道了這個商標，然后注冊。我要討論的就是商標，我們的確有一些問題，中國對于假冒偽劣也有很嚴重的問題，我們現在正在想辦法解決和中國通過密切合作，通過友好合作解決它，而不是告訴中國必須怎么樣做。我們告訴它我們在國內是這樣做的，我們共同對它進行研究，看看你的系統，我們的系統，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就是要共同檢查和審視在中國的問題，這些我們可以更好的威懾假冒偽劣產品的出現，假冒偽劣的產品數量非常大對于中國消費者也是非常不利的。這是我最大的關注點，對于商標來講這是一個正常的環境。
LesterRoss：我的看法實際上像郭總已經提到，在我們看到了氣氛很緊張，中國的出口在最近幾年中快速增長，因為中國經濟更多的融入了世界經濟。如果這個規則是不公平的，中國經濟不可能那么快繁榮，也不可能有增長。第二我們看一下我們面對的趨勢，這個問題是一個國家的標準，它對于公司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種程度下確實是這樣，但是大部分情況下，標準是通過國際的合作性的操作，能夠代表一些個別企業和個人的觀點，這些觀點來自不同的國家，企業也來自不同國家，它代表的是不同國家的意見，所以它具有廣泛參與性，他代表跨國公司的意見，他們共同合作制定這些規則，最好的為所有的參與方服務。有一些技術上的不同意見，有時間上的差異，還有其他的差異，可能會使這個標準并不是最佳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國際機制制定標準，這樣更好，因為我們這個系統，我們這個標準，比如說我們所用的插頭在日本不一樣，美國不一樣、中國也不一樣，這是沒有什么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插頭。所以我們應該采用一個國際標準，這樣更加和諧，對于企業來講他們可以來競爭。當然對于企業來講他發展自己的技術，引導一些技術制定會得到好處，因為他們會得到一些投資，因為這個標準會變成每個人的專利，因為這個專利不會持續下去，我們不僅僅要考慮國家商會的情況，主要以哪個國家為主，我們主要看我代表這家企業是代表中國企業還是要關注你的競爭對手，他們也同樣在一個國家。
單忠東：我知道臺下還有其他的嘉賓，有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兩位高級官員，還有商務部的貿易專員，不知道臺下的嘉賓有什么評論。
嘉賓：我不是一個經濟學家，所以我看這些問題可能和律師不一樣，我想說有很好的經濟上的論據能夠支持我們的知識產權，我們必須有能力去保護那些專利和產權的發明人。這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我們開始來討論專利這個著作權能夠持續多長的時候，它就變成了一個政治性問題。我聽到了大家不同的發言，看到了大家不同的立場，從經濟角度來講大家的發言都很有道理，但是經濟并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我們要通過辯論和政治協商來解決問題。
Valerie Hughes：我認為如LesterRoss所說，在爭端解決機制框架下，如果遵守規則對大家都是有利的，如果中國對另外一個成員提出訴訟，我們也需要得到安全性和可預見性，知道規則可以給我們帶來這一點。如果中國對其他國家提起訴訟，我們會采用同樣的規則，這樣的話它的過程就是可預測的，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參與到訴訟中的雙方都是有利的，有些國家有些特別的規定，我們對發展中國家也有特殊的規則，還有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這些不同的政策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很少得到采用，我得知原因就是對于發展中國家不想利用這些特殊的規則，因為他們不想用這種不同的方式贏得官司，他們想有一個雙贏的局面，他們希望采用共同的標準。所以如果一個專家組決定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如果采用特殊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有利，那么裁決不會像正常法律規則所做的裁決那么有效，因為你是通過特殊的規則做了特殊的裁決，所以大家都遵循同樣的規則對雙方都有好處，雙方也要承擔同樣的義務，大家是在同樣一個層面采用同樣一個規則。
單忠東：不管是中國人、外國人、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顯然都應該按照一個共同的規則辦事。這使我想起，我們的傾銷和反傾銷案件，涉及康佳、三角集團，反傾銷案件也是涉及到共同的規則問題，就是怎么衡量成本、價格、標準。我想問三角集團的王總，人家一說這個案子的時候，你最初的感覺是什么。
王文浩：2001年我們確實是一愣，我們從1983年開始出口，不知道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再一個就是覺得我們肯定是被冤枉了。
單忠東：康佳王總你什么感覺。
王友來：我們覺得這個是非常突然也是非常冤枉的事情。
單忠東：不知道臺下的所有來自海外的嘉賓，如果他們感覺都是特別冤枉的，不知道JenniferA.Hillman女士你能回答這個問題嗎？為什么他們都覺得冤枉，為什么美國仍然啟動訴訟，并且征收懲罰性的關稅。
JenniferA.Hillman：對中國產品沒有反傾銷稅，因為沒有不適當的補貼，我想從宏觀的講一下，中國出口是2400多億美金，現在出現案件的數量和韓國相比和日本相比，中國非常少，所以根本不要吃驚。美國的工商界，他們的市場份額現在不斷丟失。有一些國家的產品價格比美國產品非常低，這不是美國政府作出的決定，是美國工商界他們覺得很吃驚，他們就開始提出這種要求，他們覺得他們受到了傷害，因為進口產品是傾銷品，大家確實很難接受，對于非市場經濟的想法他們都是預測好應該是什么樣，應該是什么價格，這是非市場經濟的方法。所以我們看總的情況來說，在提出訴訟的時候，對中國的案子來說是合適的，只有0.3%，其他國家的比例比這個高得多。所以中國受到調查的案子，中國的情況很不錯。
單忠東：反對中國傾銷的案件和他們和日本或者歐盟所做的傾銷案件調查相比中國的太少。二位不用感到冤枉，中國的比例非常小。但是我想進一步問，你為什么覺得冤枉，你和外國的標準比了嗎？還是就覺得冤枉。
王文浩：我個人覺得作為一個國家對于領域一個國家的反傾銷的數量或者比例，不能說因為這個國家少就說不冤枉，我個人不能這么理解。第二個覺得冤枉的是，因為我們真實的成本是能經得起考驗的，而且我們的成本是真實的，不是國家有特殊的財政補貼使我們的成本降低或者我們漏稅的，使我們可以低成本到其他國家銷售，其實并不存在這樣的因素。
單忠東：三角集團的總裁有什么意見？
王友來：我很高興我們的輪胎出口到美國，每年有1.5億美元，目前為止在美國還沒有受到冤枉，但是土耳其、秘魯這些國家，我的價格比他們本土的價格賣的高得多，所以我覺得冤枉。另外他們說中國現在不要感到冤枉，韓國和日本比我們多得多，他們現在不冤枉了，但是他們以前冤枉過。
LesterRoss：中國也有這種反傾銷，比如商業部，也搞反傾銷調查，第一個案子我就參與了，其實在其他國家也是這么做的，可能沒有反傾銷規定可能會好一些，但是有一些體制的原因，所以他們首先有一些國內的壓力造成的，他們也對國外公司做一些不利的規定，所以在中國搞的調查不是針對進口產品而是針對國內產品。
PaulRanjard：我覺得大家現在很情緒化，很激動。我想說根據這些規則，他們也可以辯護，如果他們說的有道理他們可能會贏，你要做好準備應訴，有一天總是有人要攻擊你的，但是你要應對的。
單忠東：你可以應訴可以反抗，可以學習新的方法，學習規則去應訴。不知道三位老總對PaulRanjard的建議有什么感想。
郭慶存：海信的案子是知識產權案子，而且是一個標記性知識產權，后來我們談的時候又把它延展到知識產權的學習方面。我想不僅我本人，很多受到教育的人都很清楚80年代開始創設知識產權以后，其實中國人尊重創造性的勞動成果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知識產權，中國政府和企業也在努力通過創新培植自己的知識產權，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我剛才講的請各位嘉賓不要誤會，就是中國人在努力學習和掌握這些國際通行的規則，而且愿意受這個規則的約束，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問題是，現在這些規則的使用，我們不能不去研究它是否發生了一些變化或者變異，我只想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是我的發明，多哈會議已經明確提出來，中國知識產權的資深專家正在研究這些問題。這是一個國際問題，因為要構建和諧國際社會我們必須建立適合國際社會和諧發展的共同規則，所以我不是讓中國的企業不尊重知識產權，我本人在海信就是管知識產權的。我們要看到統計學的意義和發達國家的客觀差距，我們不能忽視，研究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在實際當中我們也碰到了這個問題，好象很多人還很麻木，但是中國的知識產權問題已經來了。
單忠東：一方面我們要適應這個規則，尊重它。另一方面有些規則不適應的，應該做一些相應的調整，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參與改進這些規則。
郭慶存：我要說海信這個案子有一個圓滿結果，也得益于我們按規則辦事。
鮑勃：大家確實很激動，討論了這三個案子，但是我想有一點大家別忘了，事情有兩方面，有人感到冤枉，規則的應用不當。但是也要知道在美國還有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他們也有低價出口的時候，他們為自己辯護來支持這一點。所有國家工業界都在利用這樣的工具。第二點我想指出平均的關稅就是美國的產品關稅還是很低的，過去25年來，美國在工商界降低關稅有一個共識就是確保機制，并且能夠提供這種保護，所以這樣的機制有一個措施就是降低關稅，反傾銷還是挺好的，所以他們選擇這種補救措施。
單忠東：我想問他的嘉賓，好邵景春教授。
邵景春：我非常感謝的是剛才兩位王總受了冤枉，我認為這種感覺有一個事實，其他國家在確認傾銷的時候，其他國家恐怕采取了類比國的辦法。我聽的資料你不采信，你采用類比國的辦法。上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hillman女士提過，我這里有一個問題提給美國的同事，你們看來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類比國什么時候能取消。京都議定書說了15年的徒刑，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承認中國具有市場經濟地位了，是不是歐盟和美國一定要等到15年以后。
LesterRoss：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現在只剩下11年了。當然有一些商品的市場可以稱作是市場經濟了，但是還有一些其他的行業，我們經常面臨的問題，比如土地權的使用，還有貸款等等，它確實跟一個市場導向國家的形象是不相符的，所以這兒是有問題的，有些企業會覺得受到了一些歧視，當然不是所有企業都面臨同樣的問題，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不管公平不公平，這是中國所達成的協議，我們為此要付出代價，很不幸，從去年開始中國政府已經決定我們要發動一場大的運動，這改變了規則，我覺得這一點對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是很困難的，如果中國變成市場經濟的話，那么反補貼當然也可以適用于中國。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是從煎鍋里面跳到火里面了。
單忠東：不知道PaulRanjard先生怎么看，因為其他一些國家已經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認，但是幾個大的國家還沒有承認。
PaulRanjard：從個人來講我沒有權利發表評論，我想耐心是中國人一個非常好的美德。
周曉燕：我完全是從個人的角度回應一下LesterRoss先生的觀點，我覺得規則是可以達成的，或者協議也可以達成，但是客觀情況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其實有時候協定也好、規則也好是要根據情況的發展變化進行調整。據我了解現在有一些發達國家比如澳大利亞，他們當時在談判中也認為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國家，所以在反傾銷調查當中都十分警惕，但是現在在一些做法上有了改變，比如加拿大首先是推定你是市場經濟，原告方認為你不是市場經濟，比如家具，政府認為這是市場經濟行業，不服的企業提出反辯，這已經是進了很大一步，前提是先推定你是市場經濟，如果不是市場經濟再提出抗辯，這也是一個變化，這個變化是朝著逐步認可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帶來的。最近澳大利亞也轉變了他們的觀點和立場，就是說還是可以做一些努力，并不是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就是一層不變的。
單忠東：雙方的理解和了解也是有過程的，同樣道理中國也更加了解國外已經制定的一些規則，不知道LesterRoss有沒有回應。
LesterRoss：我想周女士說的非常有道理，加拿大他們都是出口國家，美國是一個進口國家，所以這有一個根本性的區別。
單忠東：這樣的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以規則還是應該改變的。
LesterRoss：反傾銷的規則對于不同的國家，聚集在一起，中國和其他國家來決定，他們已經不行了，這個規則就可以改變，我不是說反對改變。
單忠東：最后問各位這樣一個問題，海信案子最后站在一個平臺上解決了，你能不能非常簡單的說一下兩家達成和解的關鍵是什么？
郭慶存：我想可以用三句話說，一個符合知識產權法基本理念的獨創性的商標，并且是馳名商標，這是一個基礎，這也是規則所要求的前提。第二，有一個合適的推進和操作方案，所謂合適的操作方案，從結果大家已經看到了。2003年開始啟動操作的程序，按規則一步一步的做，最后達成和解，目的實現。第三，中國政府相關部門對此案在了解清楚之后，有明確的態度，并且有一個很好的官方溝通，我本人也很榮幸今天第二次見到“李賽優”先生，我曾經在商務部的安排下專程前往歐盟使團就我們的案件做匯報，希望從中歐經貿關系的促進向雙贏的方面發展。同時有關行業組織，比如中國知識產權界的行業組織，中華商業協會、中國家電協會，有關方面也做了積極的工作，媒體和中國公眾也對此案給予了很大關注，在此一并向這些單位和幫助過海信的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單忠東：從和解過程中，使我想到，我感覺對話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時候可能情緒高漲一點兒，有時候低一點兒，有時候對抗一點兒，我希望大家理解這一點對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面對面的對話，我們搞這樣的活動也是希望產官學三方面坐在一起對話，通過對話可以達到和解，共建貿易體系也是可以完成的。
最后一個問題，不知道Valerie Hughes對這方面有沒有了解，不管是傾銷還是知識產權問題，打到最后是和解的多還是不和解的多？
Valerie Hughes：沒有很多的案子是跟知識產權相關的，到目前為止有一個著作權，它是跟哈瓦那學家，所以基本上這的案例很少，但是這個哈瓦那案子跟服務貿易協定有關系的，從這個貿易救濟來講，像反補貼、反傾銷比其他的案子都要多，這里有贏家也有輸家，今天早上有人問我，雙方都說贏了，有人說這個案子一部分是打贏了，有一部分是輸掉了，不能講百分之百贏了或者輸了，我想這很難根據這個規則來實施救濟或者是保障措施，但我并不認為大家都是同樣的意見。有一些規則，如果你感到規則沒有完全的執行也可以到WTO投訴，然后WTO對此進行調查，然后就由各方他們自己來決定。
單忠東：謝謝，作為一個總結，中國有一句古話“以和為貴”，通過對話一定會使雙方增進了解共同發展。我們剛才沒有深入討論到底如何對話，如何達到和解，我們談了很多案例，談了很多教訓，到底我們如何建立它呢？產官學，政府、企業、學術界如果促使幫助建立和諧世界貿易體系，增加這個對話，這是我們下半部分的討論。我們先休息一會兒。下面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感謝臺上的所有嘉賓，謝謝！
RobertKoopman：我非常高興主持下午這一節的會議，有關產官學方面的角色問題，我現在介紹一下各位嘉賓，荒木一郎是橫濱國立大學的教授；周曉燕女士商務部貿易專員，張錫安先生是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協會副秘書長；朱長嶺先生，是中國加劇生產商協會副理事長，RobertS.Wang是美國駐華使館商務參贊，PaulRanjard：美中工商協會的中國部經理，我們按照這個順序各位先講幾分鐘。
荒木一郎：我要感謝諸位參加今天的論壇，我沒有想到讓我第一個來講，我真不知道該講什么呢。我代表學術界的，我原來是副教授，剛剛升為正教授，我在橫濱國立大學工作，我教國際貿易。我知道許多中國的年輕人對這個問題都很關心，對世貿組織的事情，以及貿易規則很多人都非常關心。那么學術界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來實現這樣的目標，就是共建和諧的世界貿易體系，我們來做一些什么，我想許多領域學術界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貢獻。我覺得重要的是今天上午Valerie Hughes女士，今天上午說了因為現在WTO法律體系越來越復雜，所以必須有人做分析，對涉及到法律體系、WTO、上訴機構以及其他機構做剖析，這就是我們學術界要做的事情。在我的學術研究中閱讀一下其他的學術界的文章、文獻，許多國際方面的一些雜志，包括貿易月刊期刊等等，還有其他的一些傳統的報刊雜志，世界貿易雜志等。我是閱讀搜索這些類的文獻的，從這些雜志上可以得到很多信息。我覺得光這樣做也不夠，更重要是展開交流，比如今天這樣的研討會，在這方面請允許我講一下公眾活動方面的活動，就像Valerie Hughes女士所講，上訴機構組織了一系列的學術性的會議，為了紀念世界貿易組織的十周年，特別是爭端解決機制的十周年，在3月份辦了一次會議，領域在圣保羅還要辦另外一次會議。實際上在日本我們也要辦一個10周年的研討會，我們邀請了我們的主辦單位參加我們的會議，如果感興趣也歡迎大家參加東京的十周年的研討會，這是我做的有關宣傳方面的內容吧。
我本來想在最后發言的，沒有想到第一個發言。所以我再預測一下，其他的專家可能會講到紡織品的事情，紡織品確實是大的問題。2005年在紡織品方面你征服別人或者你投降，我看到了這樣一個口號，所以紡織品確實非常重要，對中國商界，對學術界來說是一個“非贏計數”的問題。
再講一下政治方面也要做一下研究，為什么紡織品成了這么大的政治問題，這不光是中國2005年的情況，紡織品歷來是很有爭議性的領域，在貿易方面是爭議性比較強的。我想講一下日本在關貿總協定的時候的一些經驗，關貿總協定之前就碰到了一個問題，就是資源限制問題，是1934年，日本和印度達成的一個協定，限制紡織品產品。在談判的后面的力量，英國的曼徹斯特生產商，所以當時日本必須接受那個制度，1955年日本加入了關貿總協定，當時紡織品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當時說它會影響市場，當時是影響了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的原因。他們說日本的紡織品會影響市場，所以不讓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這是英國的理由，后來日本還是參加了關貿總協定。但是英國、法國許多歐洲國家都用了35條，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條款，也就是說現在的WTO協定的13條就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加入WTO談判的時候也提出了這一條，這是一個限制性的條件，但是沒有大國阻止中國參加世貿總協定，但是日本在1955年確實受到了35條的限制，許多歐洲大國都對日本提出了這個條件，紡織品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其他的歷史情況大家都比較熟悉，日本也搞了很多限制性的雙邊條約，和歐洲和美國都是有關紡織品方面的。其后日本限制了其他方面的產品，彩電行業等等方面，紡織品是開始限制產品當中的第一種。我只是說中國比起日本是幸運的，中國不必非要接受政治上的壓力，自愿的設限，從國際上的規定來看是有利于中國，1934年日本沒有這樣的規定，所以日本必須規定，1995年關貿總協定以后，由于35條適用的情況，使日本無法有效的利用關貿總協定的規定。而中國可以有效利用現有的規則維護自身的利益，維護中國的利益，我的理解是這樣的。中國政府現在非常有效的利用這個規定，包括加入議定書的過程都采用了這樣的規則。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處于這樣的形勢，現在是法制的社會，弱肉強食是過去的規則，不知道中國的產品是否要統治世界或者說要舉手投降，我想不是這樣的情況或者你統治世界或者你被世界統治，現在的情況和幾十年前不一樣了，學術界應該在這方面多多研究，多做貢獻，我們搞學術的也同樣為這些討論提供素材，提供佐證和依據。謝謝大家！
RobertKoopman：謝謝荒木一郎教授。現在請周曉燕女士講幾句。
周曉燕：我是周曉燕，來自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我首先簡單說一下我們局的工作，一方面是應對各種各樣的貿易摩擦，最主要是外國政府采取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以及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議定書規定的特保的措施，還有紡織品“242段”的規定，等等類似摩擦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們局負責實施中國的貿易救濟措施，實施中國對外國進口產品的反傾銷措施，就是世貿規則允許的救濟措施。這兩大方面是我們局主要的工作任務。
說到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貿易摩擦”，題目里有從企業角度提的問題，也有對政府提的問題。我想說一下和政府有關應對貿易摩擦的問題。
首先對貿易摩擦怎么認識的問題，從中國自己作為一個大的貿易國，因為現在再進口出口都排在第三名，不能說是貿易強國，但是也是貿易大國，出口的領域比較多，出口的國家也比較多，出口的量也很多，貿易量很正常，我們作為貿易的經營部門，即使沒有這么大的貿易國家，也有很多的貿易摩擦，我覺得首先要有一個平常心來對待。第二如果有了貿易摩擦我們要重視，同時要妥善和處理，首先我們貿易摩擦是由不平等或者有歧視性的規定，作為政府來說，會向相關的外國政府，表達我們的關注，反映我們的要求，比如要求對方采取公正地非歧視的方法來處理中國產品包括中國的企業等等。這是中國應對貿易摩擦的經驗。
同時對正常的工作層面上實際上跟主要的貿易合作國家，都是有雙向雙邊的工作機制就是貿易摩擦問題，有些問題出現了以后，我們也有這樣貿易摩擦的預警機制，我們的工作會通過這種機制和有關的部門磋商和交流，盡可能澄清一些問題，把可能發生的貿易摩擦提前地解決了，就是減少貿易摩擦或者減少摩擦的程度。再一個就是貿易摩擦發生的程度，作為政府來說我們會積極地應訴、抗辯，提高我們政府政治信息的服務，即法律、咨詢方面的服務，所以從政府方面來說，我們主要總這幾個方面來應對貿易摩擦的。
至于剛剛荒木先生說的，關于紡織品問題，紡織品問題并不能我們局負責的。有關規則制定的問題，我覺得在第一階段已經談到了規則的制定問題，而且荒木先生也說過，貿易的制定問題是相比較而言，我覺得確實是這樣，按照大家是平等的，既然都加入到這個圈子里，大家都要按照規則來辦事，我們也確實不可否認，也看到制作規則方面，作為新的加入成員方，我們確實要有一個很長的時間來學習規則運用規則，從我自己的體驗來，我在處理DSB爭端解決的，看到備忘錄的時候，對一句話我們的理解跟世貿組織就不一樣及我們專門用電話給世界工貿打電話，因邏輯為當時涉及到中國半導體增值稅的案子。按照我們學的法律專業知識也好，按照我們受的法律教育也好，從文字邏輯推理來看就是那樣理解的，但是世貿專家說我們的理解是不對的，確實對新的成員方在應用規則方面、理解規則方面確實是很困難的。這種術語理解和解釋對他們來說比較有經驗和權威的解釋就是對的，在這次多哈談判中主要是澄清和修改原來反傾銷的協議，也給我們后加入的成員方來參與制定規則的一個機會，但是仍然感覺到難度還是很大，一個是怎么理解規則的問題，再一個你如何提出你的規則方面的建議，我覺得確實理解他們的感情和觀點，對他們來說這個規則確實比較困難的去理解或者去運用，然后覺得我們不是在一個起跑線上，不是在一個層次上去理解和應用規則，他們會有情緒，作為我自己來說，我自己能理解通過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們自己的實踐和體會來增強我們運用規則和參與規則的能力。我就先發表這么多。
張錫安：我做一下自我介紹，我是中國紡織進出口商會，我到商會大概做的十年的時間，中國的紡織服裝在入世前和入世后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常說的約束，我們紡織品的出口由于配額總量有一個限制了我們的出口，在去年的1月1日開始，從理論上實現了貿易體制的一體化和自由化。從今天大家提的問題有多個嘉賓提到了紡織品的問題，今年的紡織品問題進入多貿易、多發期的階段。從今年開始，也從我們入世以后，紡織品問題成了熱點問題，從我們關注的問題，美國作為發達國家的代表，從紡織品貿易商有非常大的代表性，而且它的影響也是非大的，實際上是從2002年的年底11月22、23號美國對我們剛剛放開的類別有三個紡織品，一個是針織布、一個是胸衣都已經開始了21、24段，到2004年的12月底結束，從去年年底來說我們紡織品這一塊，美國已經對我們開始了13個大類別紡織品的設限申請，其中有三個類別就是已經開始到期，還有9個類別，就是去年年底之前我仍受到配額的類別，分了好多類別，內衣、襯衣、褲子等，這些一共有9個類別及美國以市場的潛在威脅為理由對我們發行了一個特保，這個特保就是美國的技術商和商業協會進行了上訴，最后由于這個理由不成立，要駁回，這個就沒有正式設限，去年有三個類型正式設限。去年年底還有一個類別就是襪子，有部分設限，有部分沒設限，到現在為止進行設限的就是襪子。
從今年四月初開始，美國初步統計，它不是以正確官方發布的統計作為依據，對中國的紡織品類別已經開始設限，發起了一個特保，在申請階段中，進入公眾評論期。公共貿易特保限制的行動指南，對于下一步進行紡織品的特保進行技術上的準備，主要就這兩個對我們來說紡織業是比較關注的，另外我們在其他國家也發生了一些摩擦，比如土耳限制從今年開始，像毛里求斯等等都已經開始，有的是欠發達國家，有的是發達國家，它的產業界也提出一些要求，這就是現在狀況，今天我想跟他們說一下，怎樣客觀地認識當前就是一體化以后紡織品出來的短期的量增價低的釋放效應，應該簡單的有一個認識，但是在以后的討論中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想提出一個從95年底2000年底紡織品貿易化過渡期中，分四個階段實現貿易一體化，但是前三個階段來說就紡織品數量有51%的數量要取消，從今年年初開始占紡織服裝比例是49%，如果從紡織服裝出口的出口額的權重來說，最后的量是70%，在最后時刻取消的紡織品配額是我們最緊俏也是最重要的紡織品大類商品。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從今年1月1號開始，一下就把70%權重的服裝放開了，這樣出現了短期的增長或者激增應該是合理的，因為長期以來紡織品供求關系的扭曲，現在得到了一個正常的釋放。再一個原因，在配額的體制下，過去中國獲得的配額是非常少的，我們可以以我們的生產能力，也可以跟周邊國家的一些配額進行比較，我們可以和美國的棉針織襯衫做對比，當時越南的配額總量是我們的8倍。我們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與越南配額對比的話，不是說可比性，它高于我們8倍，這種情況我們的配額量和我們的生產能力是極不相稱的。另外從價格上來說，從世界貿易的整體走勢來說，整個紡織服裝的價格一直呈現低走勢發展，特別是在美國，實際上我們大家非常關注，一些大的零售商沃爾瑪他們這幾年為什么發展那么快，他就是走低價格的路線，贏得了廣大消費者。從商家而言，不管是進口商還是零售商肯定是要得到最大的利益，其中很重要一個促銷方式就是以價格致勝，對于中國的出口商和供應商來說，我們肯定也是以利潤最大化進行市場開拓。在這里面，中國紡織品服裝長期以來確確實實在整個營銷渠道以及后面的物流，就是附加值環節里面我們是不掌握的，主要是過于的進口商和零售商手里，他們把價格往低壓，就決定我們的商品必須讓他的要求得到。我們在品牌方面，以及后面的環節都沒有控制，所以在這種趨勢下決定我們價格走低符合世界潮流。當然對于中國的產品形象應該是質優價低，但是質不優，這種情況更應該滿足美國、歐盟消費者在內對我們產品的需求，這是我對價格的理解。
我簡單介紹一下量增價低的理解。作為紡織品商會來說，目前我們會員是六千多家，我們代表中國了中國紡織品貿易服裝60%以上，我們的服務宗旨是協調、指導、咨詢、服務，我們也希望在后配額時代，當然后配額時代對我們政府、中介組織、廣大經營企業都是全新的課題，我們也希望借今天論壇的主題建一個和諧的世界貿易體系，首先中國國內要有一個很好的貿易環境，以及我們與歐盟以及與世界其他進口市場大家必須有一個互相理解的貿易環境，才能建設世界紡織服裝和諧貿易環境，我們希望通過合作、通過對話、通過國外各種進口商、零售商來中國開拓市場，通過各種合作達到互相理解，共同建立和諧的貿易體系。謝謝！
朱長嶺：我是來自中國家具協會，首先感謝主持人給我這樣一個發言機會。中國家具行業是高速發展的行業，改革開放以后發展很快，加入世貿組織三年，家具行業以30%以上的速度在增長，2003年達到了2040億，2004年達到2730億人民幣，出口2002年的時候出口是54億美元，2003年是73億美元，2004年是103億美元。去年的出口比同期增長39%，近有反傾銷仍然是增長這么多。
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為家具行業的發展一個生機，過去的外貿體制都已經解決，家具出口變得很容易了，這是一個原因。我們在遭受美國部分企業反傾銷的問題，我們遵循了幾條原則，一條原則按照WTO或者按照規則辦事。在沒有立案審查的時候，我們100多家企業組織起來，組織捐款，同時請有關專家，同時向公平貿易局匯報，了解這個規則，美國法律怎么講，我們如何對應這個事情，我們如何填美國商務部發的A卷，這樣在美國商務部立案以后我們企業就能夠做到積極應對的，最后的裁決我們認為是不公平的，其中有1家給予191.18%的懲罰性關稅。我們為什么這樣認為，第一中國的家具行業是完全市場化的行業，家具行業有幾個特點，第一它的門檻低，就是技術衡量比較低的。第二這個行業里面基本上沒有國營企業，目前民營企業占它的99.8%，再一個這個產品完全是市場化，我們出口到美國的家具都是OEM的，所以美國的反傾銷應該是損害了三方的利益，第一損害了中國生產家具的利益，第二損害了美國經銷商的利益，美國經銷商再拿到這樣便宜的家具就需要交關稅。第三侵害了美國消費者的利益。我們認為盡管加了關稅，這些企業仍然不能起死回生的。
再一個通過這次反傾銷，我們覺得有幾個問題，剛才大家都討論了，就是關于規則問題。中國加入WTO，承諾15年不是市場經濟國家，我們也向美國反映了家具是市場化行業，美國沒有采納我們的意見，仍然用第三國替代，據我們了解印度最大的生產這種家具的企業，每年的產量只有一百萬美元，所以不具代表性。第二是美國的“歸零”的做法，凡事按公式套下來，不合格的就“歸零”了，我們有些企業在家具鏡子上面或者一個很小的部分不符合它的規定，我們希望繼續為家具行業發展，為世界經濟做貢獻。
RobertS.Wang：剛才兩位講的放在中美貿易的大背景下講。這里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摩擦到底有多嚴重，第二政府做了什么事情解決這些貿易。第三政府是否應該支持美國公司，中美的貿易摩擦是否通過調整關稅來解決呢。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貿易摩擦在中美之間現在是非常嚴重的，今年或者去年的貿易赤字是1640億美元，中國的學術界也許達到1000億的貿易赤字，這說明美中兩國的貿易關系是極度不平衡的。在市場經濟體沒有人覺得這么大的貿易赤字可以維持下去，美國沒有這方面的優勢，我們的經濟實力很強，我們今年有可能變成2000億的赤字，肯定是出了問題，所以中國是在傾銷，是在控制它的貨幣，我相信很多商品在美國傾銷，侵犯了知識產權，所以美國還有一些像“SPS”還有一些標準，當然也可能有一些錯誤的標準，因為中國沒有做公平游戲。中美競爭的環境不公平，賽場不公平，所以里面肯定是出了什么問題，確實要采取行動來遏制中國的出口，不讓中國的出口再增長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不是代表美國政府發表意見。
我們在市場準入上有很大的差距，以農業來說，美國不是最強的農業國，我們出口雖然在過去幾年增長非常大，60億的農產品出口給中國，而中國95%都是靠自給自足，中國的糧食95%是自給自足，肯定出了問題，比如中國的關稅控制了，因為它重點保護農民，這是一個關鍵的政策問題。另外美國的市場是開放的，進口1500億美元的制造品，而且是勞動密集型的，中國在這方面有優勢。另外高技術的產品我們美國有比較優勢，但是我們不能進到中國，因為中國的許多政策是鼓勵投資，讓人們拿錢來投資，而不讓從國外買，比如汽車的高關稅，這樣使市場更有利與投資，而不是從美國、歐洲直接進口汽車給中國，這樣的政策是不公平的。
服務業也是這樣的，我們要進來要有合資企業才行，有伙伴才行，而且不能有50%的股權，所以這個市場不公平的。所以只有一個產品，限制中國的產品不進入美國市場，所以就有了貿易保護主義。貿易上如果出現這么大的差距、這么大的不平衡就可能出現貿易的不平等。
Patrick Powers：我是在美中貿易理事會工作，是一個非贏利的貿易協會。我談三點事情。我們這個機構基本上是加強美中兩國商務關系，不是政府性的工作，我們做一些宣傳工作，比如說美中貿易雜志，還有在開會員大會，大部分時間是在做咨詢工作。有些公司很小，可能跟他們個人談的問題，包括貿易政策，除此之外還宣傳，代表我們會員公司向中國和美國政府做宣傳，我們單位就是一座橋梁，這些工作主要是在北京來做。
我們不論大公司小公司，我們都一視同仁，因為他們每年都給我們交會費，這就夠了。我們每天吃午飯前，這個話要改五六次，所以有時候有的計劃一日三變。有些人講到美中關系在商業方面貿易摩擦非常嚴重，有時候是理解問題，美國人在國會上多強，大家不理解。比如說美國公司在這幾年確實虧了很多錢，美國如果在中國投資可能他們很高興，但是貿易是另外一回事兒，許多人都是一邊倒的，我們的理事會就是全面、客觀、公平的看待事情。中國公司對于外國公司相對來說他們的成本有很多不真實的，美國公司所有的社會福利、所有的稅都要交，而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的，實際上他們的稅率并沒有實際數字那么高，還有一些公司還得到了直接或者間接的補貼，我先講這么多。
RobertKoopman：我聽到的情況是這樣的，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絕不是和諧的，而我們要研究怎么分類，怎么共建和諧關系。但是現在各位好象還沒有一個共識，大家都把自己的立場和態度講了一下。我再明確問幾個問題，我想請大家簡單回答一下。張先生、周先生，產業協會在解決這些問題上起到什么作用。剛才講到貿易摩擦、貿易糾紛，產業協會在這個過程中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張錫安：應該說這幾年隨著貿易摩擦的增多，在紡織品問題上從我們商會角度首先要加強交流和對話，這是我們首先要做的，這兩年從我們會長“王曉元”，已經連續四次到美國與美國的零售商組織、進口商組織、產業組織也包括美國政府官員進行了多次對話。我們感覺在合作和對話之中，美國市場確實在紡織品領域，是由于國際分工，也就是說每個國家經濟發達以后必然要產生貿易專門，實際上紡織品來說，從20世紀60年代已經從一些發達國家包括英國、日本慢慢的轉移到新型的工業化國家，包括中國的香港，還有韓國、中國臺灣，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有紡織服裝的產業中心逐步轉移到中國內地在內的，還有巴基斯坦、印度其他東南亞國家。這些國際分工在目前中國這個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是適合我們目前發展的，隨著我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們也面臨今后產業轉移的壓力，現在各項成本也在提高，包括我們的產業中心在上海、廣東等地各種成本都在提高，它也面臨一些轉移的問題，印度、巴基斯坦在這方面的優勢就逐漸明顯了。
我贊成荒木一郎先生的觀點，這個問題要正確看待，日本對中國的貿易因素越來越大，在紡織品領域他利用自己的優勢，發展他的面料技術，現在好多日本企業在中國生產在中國銷售，我感覺到通過合作和交流要理解各個國家的產業特點，通過這種理解，我們也歡迎，我們也需要發達國家的技術引入到中國，共同發展高附加值的產品，這樣才能在下一步發展中，我們把量的轉變變成附加值的轉變。
另外商會也起到一個促進國際交流的作用，另外也引導一些國內商業企業的咨詢工作。從2001年年底入世，在入世之初我們說入世的最大好處就是紡織品第一個放開，現在中國企業感覺到怎么放開以后我們反而有越來越大的壓力，這種情況我們也要對國內企業進行各種說服，包括行業自律，現在我們就在嘗試做這項工作。
朱長嶺：前面幾位專家都講過，有兩個點，第一點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盡管我們的經濟實力已經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依然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在各個方面和發達國家還有距離。第二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好多方面是不健全的，我們承認這個現實，我們努力按照WTO的原則，加入WTO，按照這個原則去學習，我們協會也是起到幫助企業學習新的東西，這次反傾銷我們不但幫企業學習了東西，我們自己也提高，我們應該進一步為建立和諧世界貿易服務。我覺得中美貿易的順差或者赤字原因是多方面的，好象不是采取一個反傾銷辦法就可以制止的，這一點我們需要具體探討。
RobertKoopman：PaulRanjard先生你們組織如何對構建和諧貿易關系發揮作用呢？
PaulRanjard：我們商會為了協調貿易，對任何具體問題，我們都希望看雙方有什么樣的觀點，都是什么樣的情況，我們盡量做的客觀，做的公平，我們通過面對面的見面，我們不發表政治的見解，我們是一步一步解決問題，以找到一個對雙方都有利的方法，通常在談判過程中，我以前是在企業界工作不是在政府，最好的談判結果不是哪一方面完全滿意，這就意味著要公平，我們是盡最大努力達到這樣的結果。
RobertKoopman：現在兩方都很不滿意，我想問一下荒木一郎教授，你認為這些貿易的摩擦，是不是像我們今天下午所討論的這么嚴重呢？
荒木一郎：根據我的經驗，實際上我以前是做一個談判員，我在日本的商務部也工作過，我最初的印象是聽起來非常類似，非常熟悉，日本和美國也有過這樣的貿易摩擦，長期以來都有這樣的貿易糾紛，但是今天最大的貿易問題就是東亞，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是日本和中國，并不是說日本政府找到了特別有效的方法，在這么長的時間里面我們也做了很多反思，它不是一個現實，根據我們的經驗，我本人還沒有參與到雙邊的談判之中，這方面的工作做的很少，但是我觀察了我的同事他們所做的，我認為日本的貿易部他們是在不同層面進行了雙方的討論，主要是商務部進行這個工作，當然他們也鼓勵行業商會、協會，或者對行業特別的一些團體舉行對話，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當然大家也很關注日本的壟斷企業還有美國的壟斷企業。我想有兩個關系我可以提出來，但是還是有一些辦法，比如通過我們的論壇來對話，我想這是解決方法的一個部分。通過吸引大家的關注，還有日本和美國，共同解決。
RobertKoopman：請問周女士、王先生，政府在這方面能夠做什么工作呢？來幫助建立更加和諧的貿易關系，政府官員他們要反映出政治的現實，還是有一些具體的行為、措施，作為政府官員是否能夠發揮一些具體作用，使形勢更加穩定。
周曉燕：政府應對貿易摩擦的做法首先要有一顆平常心。在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要回應一下RobertS.Wang先生的觀點，剛才王先生提到貿易順差的問題，貿易順差是幾十年的老問題，而且雙方都有自己的觀點，主要是基于統計方法的不同。逆差肯定是有，但是中方認為美方的統計方法和我們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他們統計處的逆差非常之多，所以引起美國國內很強烈的反映，但是中方始終認為沒有這么大的逆差。現在雙方也在磋商，通過成立一個工作組，雙方澄清一下或者解決一下統計方法的問題或者怎么計算的問題，很多轉口貿易都計在中國進口上，這是一個老問題了。兩國政府也一直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我的觀點還是貿易問題不要上升為政治問題，不要把貿易摩擦擴大化不是建立和諧貿易體系的做法，在貿易領域通過專家解決是很好的方法。
舉一個例子韓國和中國逆差也是很大的，雖然雙邊談判都提到逆差問題，但是中國從來沒有把它上升為政治問題。剛剛王先生也說到市場準入問題和投資政策問題，加入世貿以后，按照中國加入世貿的承諾，逐年降低關稅，取消了許可證還有配額措施，這些都是按照我們的承諾，應該說受到了成員方的一致認可，我們并沒有保留什么限制市場準入的措施。說到農產品，我們每次一跟美方談判，美方很關注農產品，但是中國作為買方必須買需要的東西，我不可能買那么多的大豆和大麥，比如我們想買美國的高科技，可是這方面美國又不賣，有它的出口管制政策，高科技的產品可能會用于其他的非民用用途，還是什么，雙方如果想達成一個一致意見，我想政策上來說中國也沒有想鼓勵投資限制進口，跨國公司更關注中國的投資政策，只要我們稍微一調整投資政策，他們會更關注，我想澄清一下，不是政府要做限制進口，而確實是中國的產品和美國的產品在這方面有競爭力。我們的產品和韓國的產品就沒有競爭力，所以老是貿易逆差。
說到共建和諧貿易體系政府應當起什么作用，大家都要以平常心對待，我們現在跟很多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貿易摩擦，比如說很多反傾銷措施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發起的，我們覺得首先得承認這個客觀現實，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會有很多貿易摩擦，而且會在今后很長時間都會有這種貿易摩擦不斷發生。貿易領域問題就要在貿易領域解決，通過雙邊的工作機制磋商、溝通、交流、探討解決問題的辦法。其實中美已經建立一個很好的關系，中美分委會去年開的是很成功的，政府也是要通過正常的或者公共的手段引導，要對出口秩序進行規范，行業協會要求企業自律，通過多種手段，政府、企業、協會共同為創造和諧的貿易關系共同做努力。
RobertS.Wang：如果我有5分鐘的時間，我可能會討論如何共建和諧的世界貿易體系。我前面也說過，只要是我們有這么大的赤字，不管是1600億，還是周曉燕女士所說的可能只有1000億美元，不管是多少，只要是有多么大的貿易赤字是不可能有一個和諧的貿易體系，因為可能有人認為有什么地方不對頭的，我從事實來講，我主要工作要說服人們，像周女士還有其他政府官員，中國必須對這種不平衡的貿易關系做行動，在美國和在中國，他都說過中國想降低美國的貿易赤字，這一點他說了很多次，但是現在他還沒有說服所有的行業，因為他們想保護自己行業的利益比如金融、銀行、電信、農業所有這些行業都應該展開行動買更多的產品，我們并不是讓中國買大豆，我們是讓中國開放它的市場，如果不愿意買可以不買，我是讓中國開放它的市場，降低它的關稅，這樣的人民才可以以合理的價格購買美國的產品。
另外一點構建和諧的貿易體系，周女士的觀點我完全同意，我們想建立一個和諧系統，我現在正在跟商務部很多同事進行合作，如果我們看到有什么問題要報出來，我們馬上跟他們聯系，到WTO單位，我們告訴他們在這個領域可能會出現問題，可能導致中國違反對WTO做的承諾，也可能導致其他的問題，所以我們急早的解決它。我們不想把它變成政治問題，如果能夠避免的話就不變成政治問題，這也是我們使館的目的，但是有時候違反了WTO承諾，和WTO規則不相符，商務部也認識到這一點，他們不能夠說服其他的政府部門，因為他們自己保護自己的行業，他們不能說服其他行業，根據WTO規則采取行動，這一點我們溝通很多次，很多專家都同意，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但是在政治層面上我們不能夠采取行動，就意味著我們最重要通過政治方法解決它。就是提高到政治層面，直到薄熙來部長的重視，提高它的高度。
荒木一郎：日本、美國經濟學家的討論也是能夠起到一些作用，特別是討論雙邊貿易摩擦的時候學者還是起到一些作用的。如果不關注雙邊關系是不對的，因為涉及到宏觀，不平衡的問題不光是貿易，比如一個投資涉及到儲蓄率，所以它跟其他方面是有關的，日本的專家在這方面做了很多貢獻，所以我們討論的時候應該記住這一點。
另外一方面，經濟學家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地方，對具體的某一個爭端也可以發揮作用，比如說日本和美國95年的汽車爭端，WTO剛剛成立，美國要對日本汽車進行制裁，并說日本的汽車還有零部件有不公平的行為，這時候經濟學家不光是日本的，也包括美國的經濟學家都站出來聯名寫信，向兩國政府說這么做根本沒有道理，有人說這是宣傳，我不覺得是宣傳，這確實是學術界共同的學術努力的結果，這樣使整個討論能夠在政府的軌道上進行，我想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最后美國沒有對日美的汽車貿易進行制裁。
RobertKoopman：你剛剛講了一個具體的數字，美國的赤字到底有多大？可以介紹一些細節，放在文章里，美國的學術界可能會講事實怎么樣怎么樣，那么通過觀察來看，在產業間行業會說我們投資減少，公司面臨關閉。現在我想還是請臺下的人提問。
提問：RobertS.Wang先生，包括國內還有美國本身有很多大學教授做了很多研究，為什么有這么大的赤字，他們說有60%的赤字是美國在中國投資的公司然后把產品賣給美國產生的。另外一個意義上說你說的60%都是美國人帶回去了，所以那1600億應該好好考慮一下。
RobertS.Wang：60%是由外企，是臺灣、香港的投資，很難說美國的比例，可能10%不到，大部分的美國公司針對的是中國市場，不會再出口到美國，60%絕對不是美國公司。第二點許多人在中國投資原因是什么呢。中國有一些投資政策導致了這樣的情況，鼓勵大家去投資，如果百分之百的關稅，比如說汽車、電話等等，你就無法把美國汽車賣給中國消費者，中國實際上逼迫人們給它優惠政策讓大家投資，而不是在這里生產然后出口，所以很多汽車廠的工人就失業了。首先美國公司并不是做再出口的事情，第二中國是鼓勵投資，而不是鼓勵“經營”，我不是說這個政策有錯誤，而是確實有這樣的政策。
提問：請問周女士，從以前的電視機的賒銷來說，原來是長虹的賒銷出口，行業協會的作用是很虛弱的，作為政府管理部門來說，你對行業協會的建設有什么比較好的構想，以防止其行業協會僅僅成為政府的一個附庸。
周曉燕：彩電現在算是機電商會，現在中國的商業協會、行會很多，尤其是江浙一帶打火機都有一個商業協會。可能有你所說的帶有傳統形式的商會，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一些政府職能的角色，但是也很多是民間的商業協會，不管怎么說現在所有的商會，他們建立了以后，在現在這個時代，他們都是服務于企業，服務于他們的會員作為目標和目的，不管當時是怎么建立的。機電商會無論是運作、協調會員方面都做的比較好，前一段時間有一個DVD出口的，他們協調商會會員和人家談價格協議等等。你說的彩電等等，我不好直接說，我覺得不是商會的問題，而是因為企業自身的背景，比如有的是國有企業，或者有的是地方政府支持的企業。正因為它是一個沒有政府職能做的協會，所以有時候未必能夠協調。彩電已經形成了幾個大巨頭，每家都有很強的市場份額和實力，可能商會很難協調，協調不好不應該歸結于商會的責任。
提問：請問荒木一郎，中美貿易摩擦和日美貿易摩擦在特點上有什么不同？或者在產生和解決方式有什么不同？
荒木一郎：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不知道是否能夠回答好。我覺得沒有什么大的實質性的差別，要說有差別的話，因為大家進入了WTO，影響已經降到很小，以前關貿總協定，我們沒有加入WTO的時候，大家用的規則都不一樣，但是現在已經有了統一規則，游戲規則都一樣了，所以沒有本質上都一樣，沒有什么大的不同了。
提問：謝謝各位參會者給我這個機會發言。今天一天的時間，大家在討論共建和諧的世界貿易體系，不知道共建和諧的世界貿易體系的目標是什么？我是在北京大學學習研究國際關系，我覺得是要建立和諧的國際社會國際關系是最根本的問題，美國、日本很多歐洲國家，包括很多在航空航天領域包括核領域不必要限制，要大膽的和中國建立合作。既然提到了建立和諧的國際社會，國際關系，那么在和諧社會的主權國家，現在環境的惡化、資源的短缺，有了和諧關系以后，貿易關系很多也滲透到里面，我認為這兩個是終極目標。在有了目標的情況下，我們在特定時間段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到底這個目標是什么，該怎么做。
RobertS.Wang：實際上我非常喜歡這個問題，我是為國務院工作的，就像外交部一樣，我們的工作就是管理各種關系，我們確保由于有一個和諧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看一下歷史，從一戰到二戰期間，當時人們認為二戰爆發的原因就是貿易關系是很差的，美國設定了保護性的關稅，歐洲也設定了保護性的關稅，從本質上限制了經濟的關系，對雙方都是有害的，而不是雙贏的格局，所以我們消除了保護主義措施，然后導致了德國希特勒的崛起，他因為國內經濟的情況，對外國發動了侵略。我們認為我們現在要構筑一個和諧貿易體系，我們要以法制為基礎，建立透明、公正的規則，從而避免我們重蹈貿易保護的舊途，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們使館所要做的工作。
RobertKoopman：下面以熱烈的掌聲對各位嘉賓表示感謝。
邵景春：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經過一天的論壇，包括上午的一系列演講，還下午兩個時段的對話和討論，我們大家都非常高興的發現，盡管在不同的發言者和提問者之間還存在著很多的差別，但是我們發現一個事實。第一來自于中國、美國、歐盟、日本等世界上不同部分的代表，今天走到一個共同的地方。第二，這些代表帶著他們自己的聲音來了，盡管這些聲音可能聽起來不太一樣，但是說明了一個事實，我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美麗的夢想，這就是我們要通過共同的努力來建設一個和諧的世界貿易體系。并且最終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達到人類社會共同的繁榮和發展，交流是互相理解之母，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交流，使得我們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有著共同的理解，因此我們才可以達到我們最后的比較幸福的目標。
本次論壇非常感謝各位嘉賓、各位女士的積極參與，我現在就代表論壇，代表論壇的主辦者宣布本次論壇圓滿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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