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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釗
近日“暗中執法”問題成為關注焦點，有些地方權威部門表示不準許“暗中執法”，有些地方權威部門表示支持“暗中執法”。對此，有的評論者持贊成態度，認為“暗中執法”不是“暗箱執法”，有明確法律規定，并且公民個人還擁有救濟途徑，符合程序規范和實質規范，應該大力提倡；有的評論者持反對態度，認為“暗中執法”可能導致交通事故，也
可能成為濫用權力的借口，達不到法律所追求的目的。
應該說，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不過，我認為“暗中執法”不如“公開執法”。只有“公開執法”，才能夠真正維護道路交通秩序。
“暗中執法”以人性假設上區別對待為基礎，而不是以人性假設的無差別化為基礎。這種觀點認為與交警相比，公民較容易犯錯誤，尤其是不能夠做到“君子慎其獨”，因此，需要交警通過“暗中執法”的方式來幫助公民形成一種良好的守法品行。也就是說，無論交警是否出現，公民個人都會主動按照道路安全法規行事，自然，“暗中執法”有利于良好交通秩序的形成。不過，現代法治觀念強調，不論是公民個人，還是作為執法者的交警都容易犯錯誤，都可能出現“濫用權利”和“濫用權力”的現象。公民個人“濫用權利”，可能導致社會失序和無序；交警個人“濫用權力”，不僅會導致社會腐敗，同樣會導致社會失序和無序。法律就是需要平衡兩者的“權利”與“權力”，不能夠賦予任何一種“權利”或“權力”壓倒對方優勢的地位，否則將會出現“權利”與“權力”的不平衡，自然也就不能夠形成和諧的秩序。
“暗中執法”以“處罰”作為執法重點，而不以“秩序”作為執法重點。《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目的是“維護道路交通秩序”，“處罰”本身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實現目的的“附屬手段”，或者說“處罰”是不得不為的一種作法。這就表明，交警能夠預防的，盡量預防，能夠減少的，盡量減少。交警應該協助公民個人遵守法律，引導公民個人遵守法律，很顯然，不斷地“提醒”、“告知”和“糾正”等措施是最好的手段，這些手段既容易得到當事人的認同，也可以避免交通事故產生。這就是說，交警應該在公民個人將要或可能犯錯誤的情況下，及時采取“善意”方式加以制止，而不是采取“惡意”方式加以處罰。很顯然，“暗中執法”并不是交警協助公民個人遵守法律，也不是“提前預防”，而是直接對個人結果進行懲罰，被處罰的個人不服氣自然也就可以理解。
“暗中執法”以“強制”作為秩序形成的方法，而不是以“自愿”作為秩序形成的方法。“暗中執法”既然是以“惡民”作為假設基礎，自然“強制”是形成秩序的惟一選擇。但是，與公民多數相比，交警畢竟處于少數，懲罰只可能使得公民形成某種“逆反心理”，即越是懲罰，越是違規。此外，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會受到處罰，其“確定性”必將被打破，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與此同時，還會造成公民與交警的對立，法律不會被公民個人信仰，而只是被看做處罰個人的工具，公民個人也就不會主動地遵守法律，而是盡力去規避法律。一個想著如何去規避法律的民族，很顯然不會形成法律秩序，畢竟法律本身不可能被完善，這種不完善需要公民個人進行“正當性”理解，即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推導出其應該遵守的規則，主動去實現法律所欲實現的社會秩序，從而使法律能夠適應社會變化而變化。
事實上，“暗中執法”的種種弊端和缺陷都可以通過“公開執法”化解。“公開執法”以公民個人和交警共同需要遵守的契約和法規為基礎，這很顯然假定公民個人和交警都可能犯錯誤，兩者之間沒有誰是“天使”，事實上，要是都是“天使”，或者，其中一方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法律了。“公開執法”以形成“秩序”作為重點，而不是以“處罰”作為著眼點，這樣必然有利于公民個人和交警協作生產良好的交通秩序。當然，“公開執法”也有利于培養公民的守法品質，使公民個人認識到守法的重要性，即使公民個人自身因為違法受到處罰，他也會認同這種懲罰，這必然會形成一種自發秩序，能夠適應環境和社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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