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幼鳴
中國證監會負責人12日表示，按照“國九條”所明確基本原則，目前解決股權分置已具備啟動試點條件。這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在充分聽取正反兩方面意見、權衡判斷后，決策層已承認股權分置為資本市場核心癥結，并下定了化解決心；解決股權分置試點即將現身。
近兩年來，股權分置的害處已為包括直接監管部門在內的市場參與各方認清。這是“積極穩妥解決股權分置問題”原則條文寫進“國九條”的原因所在。但是，“市場共識”轉化為決策決心的局面依然來之不易。去年年底以來，證監會負責人多次暗示，解決股權分置問題需要進一步積累共識（筆者曾撰文解讀：證監會負責人所言需要統一認識的人顯然不是指投資者，而是指有關政府部門）；之后，又有承擔決策咨詢職能的人士以個人名義撰文稱，股權分置不是資本市場最迫切需要的矛盾，均標示圍繞股權分置問題存在“決策方案”爭議。對此，二級市場只能以大幅下跌的“自殘”形式表達意見。
撇開單純學術觀點上的反對意見不說，應該把決策層終于批準啟動試點視為一場市場整體利益對利益集團既得利益的初步勝利。在多個層面上，這都是合乎邏輯的結果�？偨Y經驗教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已經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調整為“公平與效率并重”；而且中國資本市場的歷史事實和現實狀況均表明，起碼在這個制度建設任重道遠的新興市場，公平與效率根本無法分而置之。因此，利益集團強調效率以及國有資產保護等堂皇說辭難以逃過決策層審視。在該方面，決策層對全國房價非理性暴漲的態度系一個有力旁證。房地產市場涉及的利益關系比今天的資本市場更為復雜，決策層不是依然下定了調控決心嗎？
單純的學術觀點可以尊重，但在此要批判部分財經觀察人士的“犬儒認識”。他們曾夸大既得利益集團的游說能力，發布諸如如果國資監管部門不同意，化解股權分置甭想推進之類言論——算小賬、講小話，不足為信。
洞穿此類“犬儒認識”有現實意義�，F今，以試點即將啟動為標志，圍繞化解股權分置的實質性利益博弈正拉開幃幕，如何令其不偏離“切實保護投資者特別是公眾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主線，就需要主張公正的一方形成基本原則共識，并把共識體現為持續的“輿論壓力”。
那么，在即將進行的解決股權分置問題的試點中，應該形成怎樣的原則共識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條：
首先，明確流通股含權是化解股權分置的前提。股權分置對流通股權益的損害早已存在，只不過問題凸現于2001年有關部門試圖通過二級市場減持國有股時。主張流通股含權的一些人士在論戰中闡釋“法理”認為，非流通股不流通是非流通股股東和流通股股東達成的合約，因此非流通股要流通必須給予流通股補償。那么，如果非流通股股東稱遵守合約，豈不是可以讓股權分置存續？
考慮中國內地股市特殊沿革，在這一“歷史遺留問題”上多加糾纏毫無必要。法的條文無法斷案，法的精神可以斷案。除非舉證流通股含權有違公正原則，否則就應該判定其成立。
其次，政府部門理應積極作為。中國股市并非政府部門只承擔規則維護職責的“自下而上”市場。在今春人代會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已坦承政府對股市負有的責任。在明確啟動化解股權分置試點過程中，近期證監會人士一再重復具體公司的方案將通過非流通股東和非流通股東談判方式，“市場化”地獲得�？紤]上市公司的差別，不出臺統一方案可以，但需預防相關部門借口“市場化”推諉責任現象發生。股票市場的不公正是制度設計肇造的，糾正歷史錯誤仍需從制度供應入手。
股權分置能否順利破題關鍵在于“定價”問題。其既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態度問題。各級政府是上市公司國資大股東的出資人，如國資委。財政部、證監會等部門有效協調，將能夠約束國資非流通股股東的“要價”，政府作用豈能淡化？
第三，“含權折股”是主要方向。在明確流通股含權前提下，如何實現非流通股對流通股的補償呢？林林總總的方案中，一些方案追求最大限度地體現公平，把賬算得相當細。筆者認為，化解股權分置既要反對“犬儒認識”也要避免“得理不饒人”，在為公眾投資者主張利益上適宜“抓大放小”。
具體而言，將流通股含權折合為一個系數，比照這個系數進行流通股擴股或者非流通股縮股的“含權折股”方式，適用于滬深兩市多數上市公司；同時，該方式具有不觸動現金流動這一弱市狀態下敏感市場神經的優點，因此，可作為化解股權分置的主要方向。部分全流通補償方案言之成理，但操作性存在缺陷，比較之下，“含權折股”最為可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