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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中國出口產品遭受了68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措施、紡織品特定保障措施等貿易保護調查，涉案金額約30億美元。此外，直接或間接針對中國產品的進口禁令、海關價格監管措施、進口許可證管理、技術要求等其他貿易壁壘也層出不窮；部分環保、勞工標準等也在客觀上限制了中國產品出口。在潛意識層次，“中國制造威脅論”也在全球范圍內蔓延，并在各種利益集團的較量中日趨復雜。同時，應企業要求，中國政府也發起了8起反傾銷調查。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加快及對外開放不斷深入，中國已逐步進入貿易摩擦高發期。如何處理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貿易摩擦，已成為中國政府和企業面臨的現實和長遠問題。
貿易摩擦是貿易增長的副產品，是各種經貿合作的伴生物；貿易摩擦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始終伴隨著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斗爭，以及各方利益紛爭、游說與博弈。
貿易摩擦不僅涉及進出口，還涉及產業政策、匯率政策、稅收和借貸政策等諸多方面，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貿易摩擦不僅涉及國際政治，更涉及國際經濟和法律，需要專業性的溝通乃至交鋒；貿易摩擦不僅涉及政府，更涉及企業和民眾的利益，媒體、公眾、研究機構、高校等各方均十分關切。而要想正確處理貿易摩擦，首先需要倡導“專業精神”。這不僅是形勢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面對各種利益訴求的理性、務實態度。
專業精神強調職業化，強調中立、公正，強調同行間的共性。專業精神是公務員制度的試金石，專業精神缺乏，公務員制度的有效性必然大打折扣。
新加坡是公務員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其總理李顯龍近日要求公務員在向部長提出意見時，絕不能失去專業上的客觀性，或者去揣測部長的想法，然后提出你們認為他在政治上容易應付的建議。一旦你們這么做，將失去你們的價值，我們的制度也將失去完整性。南非國際貿易管理委員會是負責反傾銷的相對獨立機構，其主席表示：“當相關各方都對我們有意見時，表示我們正在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以專業精神處理貿易摩擦，要求我們學習和尊重國際慣例。
美國和加拿大的貿易量最大，各種貿易糾紛也最多，在 WTO 和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對簿公堂的案件也很多；日本和美國是戰略同盟，但是在反傾銷案件和WT0多哈回合的規則談判中，針鋒相對，據理力爭，日美20世紀下半期的貿易摩擦，更成為研究和觀察貿易摩擦的經典案例；歐盟和美國存在泛大西洋盟友關系，但是在飛機補貼、基因產品等方面存在重大利益分歧，為此雙方也經常走入WTO爭端解決機制。
截止 2004 年底，美國在 WTO 中起訴 81 次，被訴 88 次；歐共體起訴 68 次，被訴 51 次；加拿大起訴26次，被訴 13 次；日本起訴 12 次，被訴 14 次；印度起 16 次，巴西被訴 12 次，土耳其被訴 7 次。
這些都很正常，也真正體現了專業精神。
以專業精神處理貿易摩擦，要求我們區分政治和技術兩個層次。
貿易是各國利益的互動，處理貿易摩擦不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技術功底。政治層面重視宏觀大局，有利于統籌協調，權衡利弊；技術層面的專業精神是必要的補充和降低風險的有效保障。沒有技術，就沒有執行力，政治決定就會成為一紙空文。在貿易摩擦的應對上，需要“功夫在詩外”的時候就要考慮政治、外交、公關手段，做到有失必有得，有所為有所不為；需要“就事論事”的時候，就應高度重視技術因素，免得被同行不理解，如反傾銷中的法律抗辯和對簿公堂。只有兼顧政治和技術兩個層面，才能保證我們利益最大化，才能發揮每個管理層的積極性，增強責任心，提高政府公信力。因為在很多時候，行政級別較低的人反而比較了解實際情況。
以專業精神處理貿易，要求我們以具體利益為導向，以個案為基礎，細化國別分類。
后冷戰時期，全球化日益加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也發生諸多變化。一方面，在市場開放、特殊和差別待遇、能力建設和技術援助等方面，發展中國家存在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相互市場和發達國家市場，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激烈的競爭，并形成一些利益相互沖突的分支集團，以紡織品最為典型。發展中國家既包括低收入國家，又包括中等收入國家；既包括最不發達國家(LDC)和重債貧窮國 (HIPC)，又包括印度、土耳其、墨西哥等綜合實力較強的大國。截止 2004 年底，印度對我發起81起貿易保護調查，土耳其對我發起47起。如果簡單地以發展中國家一概而論，容易“只見森林，不見樹木”，最后找不到我們需要的那棵“樹”。
總之，我們既要區別對待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又要在應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時有所差異。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方利益交織。整體利益是由各種局部利益組成的，各個局部利益相沖時，就要敢于交涉。
以反傾銷為例，由于其具有的準司法性質，各國政府的行政部門一般不愿介入太多，也會常常以“準司法，不便干預”為由推脫責任井避免在國內政治中陷入被動。但其同時也表示“如果你們覺得有爭議，可以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在WTO要求磋商”。
而從技術入手，“就事論事”，從反傾銷協議的具體條款中交涉，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會引起有關國家反傾銷機構的重視。這就是善于交涉。我們需要保持雙邊和多邊交涉的有機整體和連貫性，不能由于部門利益人為將其割裂開來。
在技術層面上敢于交涉和善于交涉，是專業精神的自然體現，擔心影響雙邊經貿關系大局是沒有必要的。舉例說，如果有一天，因為反傾銷中的一個或幾個問題，我們在WTO要求與美國、土耳其或印度磋商，并不必然表示中美、中土或中印經貿關系受到影響，國內媒體、公眾自然也就不必為此大驚小怪。同樣，對于其他國家要求與我們在WTO磋商，我們也自然不必驚慌，這樣的情況也會越來越多，甚至包括中國對外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如果我們老是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對手就會掌握我們的懼怕心理動輒要挾，使我們陷入被動，處處受到牽制。
以專業精神處理貿易摩擦，要求我們重視對外談判，靈活應用談判籌碼。
談判是一門學問。談判者不僅需要溝通能力，更需要分析技術，需要備選方案，需要傾聽業界呼聲，關注各方訴求，不能想當然，不能太理想主義。
一個優秀的談判者，既要有淵博的知識、國際化的視野、超人的膽識和智慧、正直的品格和敢于承擔責任的勇氣，又要有務實的精神，錙銖必究、字斟句酌，不能大手大腳，更要有一支多樣化視角的專業隊伍，將各種風險降到最低。
談判不是簡單的討價還價，談判者需要關注對方利益，并尋找可能的最佳替代方案；談判者需要授權，需要在掌握原則的前提下，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自主決定出牌，運用策略，靈活應變，或主動出擊，或聲東擊西，從而保證有所失必有所得。
“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如果沒有授權，我們的談判者將不能自如發揮，談判底線最終也會向對手暴露無遺。在全球化和信息時代，我們不僅需要知己知彼，了解彼此的制度、決策機制和程序，而且需要知道對手如何看我們。為此，我們需要實現制度的盡早突破與創新，不能再犯類似的錯誤。
以專業精神處理貿易摩擦，要求我們既要敢于交涉，又要善于交涉。
以專業精神處理貿易摩擦，需要政府和企業溝通順暢。
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容易由過去的“完全依賴型”變為“互不買賬型”。實際上成熟的市場經濟，公共部門、企業和非盈利機構之間的溝通非常順暢，并形成一個相互循環的有機整體。我們需要克服這種不良傾向，保持良好溝通。
企業在遇到貿易摩擦需要政府出面時，不要擔心和抱怨政府不作為。政府在處理貿易摩擦時，也需要以企業的利益為導向。各國到WTO磋商的案件，一般都是企業首先向政府施壓，政府向WTO遞交的。我們的企業需要將有關情況及時通報政府，政府也需要加強與企業聯系，不要害怕壓力，壓力會變成對外交涉的動力。如果我們的政府不了解企業的呼聲和訴求，又怎么能真正為企業服務呢？政府工作的意義又何在呢？專業精神、責任心和行政效率是公共部門的三大支柱。
以專業精神處理貿易摩擦，是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必修課。
中國選擇加入WT0，就等于選擇了新的發展戰略和全新的思維方式，政府的傳統管理就會面臨挑戰，政府績效也亟待提高。較之GATT，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更為有效，更具有約束力，這是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中國加入WTO雖然已經三年多了，相關部門在專業化和專業精神上也邁出了堅實步伐，但我們對爭端解決機制的利用還十分有限，與當時加入的初衷不符。這不僅是因為人員結構、語言等技術上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為存在思想認識上的誤區和體制上的問題。
東方民族強調“和為貴”，但面對紛爭，我們需要將道理說清；東方民族擔心“輸”，但很多案件涉及多個爭議點，一般的結局都是有輸有贏，過分擔心結果而裹足不前，或者怕承擔責任，都是缺乏專業精神的體現，也沒有真正做到“平常心”。“勝敗乃兵家之常事”。
更進一步地說，有的時候，輸的是案子，贏的卻是利益、時間和經驗，同時也有利于增加對規則的理解，有利于積極參與新一輪談判的規則澄清與修改。
我們需要創造寬松的環境，不要怕輸，也不要人為設定前提條件，要鼓勵專業精神和大膽交涉，否則會增加相關人員的壓力，“不敢越雷池一步”。誰不希望自己的案子能贏呢？企業是案件的主要利害關系方，自然也需要收集、整理并提供翔實的舉證材料，認真對待每一個細節。不論是在WT0，還是在雙邊交涉，工作層都需要真正做到專業化。
弘揚專業精神，倡導良好的職業操守，以利益為導向，按照國際慣例處理貿易摩擦，向國際同行看齊，是中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也是中國政府真正服務納稅人的體現。讓我們務實吧！
作者：程永如 （商務部公平貿易局）
（信息來源：貿研院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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