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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 平
《歷書》是我國歷史上很有名的一部天文專著，在中華古代的科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對于該書的作者，史冊上記述的很少，曾經一度，人們還認為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近日讀史，終于了解了它的作者劉焯。
劉焯天資非常聰明。據說，少年時代，先后跟從多位老師學習《詩經》、《左傳》、《周禮》、《儀禮》和《禮記》時，他的天資就開始顯現出來，但這些老師們的講課水平根本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欲望，每次他都未等學業結束就離開了。后來，他幫一位藏書家劉智海整理典籍，埋頭十年，以致窮困潦倒，連吃飯穿衣都發生困難。但這個時候的劉焯，卻已是精神上的富人，并因深通儒家學說而遠近聞名，不久后當了州博士，充分沾了知識分子的光。
隨后，劉焯開始平步青云，年紀輕輕就成了員外將軍，有機會參加編纂國史、議定樂律和歷法。在與京城各大學子研究古今賢達之士所不能解決的疑難問題時，他那滿肚子的學問更是厚積薄發。每次他一落座，辯論詰問之聲四起，卻沒一個人能把他駁倒。但官場風云變幻莫測，因一起偶然事件，劉焯38歲那年遭遇誹謗，罷官回鄉，專以教書著述為主。這期間他對《九章算術》、《周髀算經》、《七曜歷書》等十幾部涉及日月運行、山川地理的著作悉心研究，著出了《稽極》、《歷書》和《五經述議》，這些都成為當時的天文名著。
據說，當讀到這些觀點新穎、見解獨到的著作時，不計其數的儒者和年輕學生紛紛以他為偶像，不遠千里前來當面求教。有人評論說：幾百年來，凡學識淵博、精通儒學的人，沒有能夠超過他的。可以說，劉焯如果能乘勢而上，廣收門徒，中華民族的史冊上也許又會再現一個“孔子第二”了。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人們發現：劉焯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為人卻心胸狹窄，貪財吝嗇。眼見得自己的學問形成了一個潛力極大的市場，當即念頭一轉，就做起學問生意了。不向他送見面禮、或者送少了禮的，根本就得不到他的真正教誨。這樣一來，人們對他所做所為由崇拜轉為失望，并開始看不起他。等到他滿腹經綸化作不菲的財富后，他的門庭也開始冷落。因為處世失當的副作用，劉焯后來又卷入一次朝廷沖突，再一次充了“炮灰”，被流放到邊關充軍。最后去世時，好友劉炫為他請賜謚號，卻得不到一個大臣的擁護。就是他的代表作《歷書》，本是一部含金量極高的天文著作，因與太史令張胄玄的觀點相左而被排斥。直到多年以后，他的學術觀點逐漸被世人所識。然而，由于做人方面的缺陷，他的作品始終不能與一些劃時代的東西相提并論，哪怕它本身已含很高的科學價值。
劉焯的才華，即便與他的為人處世有不相協調的出入，但尊重知識的后人還是給了他一個公正甚至超常的評價。遺憾的是，千百年之后，人們記起、說起的只有《歷書》，而沒有劉焯這個人，吃水忘了挖井人。
為什么會造成如此結果呢？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某位朋友有著你厭惡的人品和你喜歡的作品，你愿意在他死后以他的名義作廣告還是利用其作品作文章？相信沒有人會選擇前者。不難看出，正因為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為名所累的劉焯弄錯了追求的方向，不僅沒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反而成了被人遺忘的“挖井人”。仔細一想，劉焯失去的不光是這些，按他當時的潛質、年齡和天賦，如果再接再厲，博采眾長，完全可以超越已有的成就，別說是成為“孔子第二”，再兼一個“張衡第二”都沒有問題。
培根說過：“幸運與厄運各有動人之處，不管我接過的是什么，都不須張狂與沉淪。”命運給了劉焯太多的機會，但劉焯在人情世故的眼花繚亂中不斷迷失，終于一次又一次與更多更好的機會失之交臂。回過頭來看，劉焯的教訓，實際上在每一位功成名就的青年身上都有可能發生。歷經滄海桑田，劉焯仍因其在天文事業上的特殊貢獻復又名垂青史，但是，發生在他身上的那些令人嘆息的故事，始終如一條擺不脫的影子，將他牢牢鎖定在史鑒的反面。這不僅成了劉焯本人的悲劇，也成了科學界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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