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局沒有處罰權 誰能摘掉臨汾污染冠軍帽子

　　4月6日早晨7時，太陽透過霧蒙蒙的空氣照在臨汾廣場上，然而地面卻幾乎沒有什么陽光。晨練的吳大爺對記者說，“這是最好的天氣了。冬天的時候你還敢出來？我們出來鍛煉也是最近幾天。”

　　“以前敢穿白衣服，現在根本就不買。以前敢在院子里吃飯，現在晾衣服都不在院里。”繼2003年名列全國113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污染“冠軍”之后，山西省臨汾市在2004年“ 城考”中，又戴上了污染最重的“黑帽”。剛剛發布的全國環境質量報告顯示，臨汾市綜合污染指數比排名首位的海口市高出近10倍。

　　臨汾市環保局分管控污的副局長楊兆豐無奈地說，“這個結果我們心里早就有數。”

　　臨汾人民盼刮風

　　從霍州向南進入臨汾，整個一個條狀的海拔200多米的盆地，直到侯馬才開始擴展開來。成條狀的盆地地勢讓臨汾成了“聚寶盆”，同時也成了“聚污盆”。

　　楊兆豐介紹說：盆地不利于空氣流通，臨汾盆地一年的靜風率是48％，當地產生的污染物不容易擴散出去。春夏季稍好一些，即使無風，空氣的上下對流也能使污染物升上去。冬季最糟糕，特別是每年進入11月份以后，臨汾盆地極易形成逆溫層，即城市上空的溫度比地面溫度還高，臨汾市區就像罩在一個熱鍋下，大氣污染物產多少聚積多少，5級污染指數的天氣主要就產生于這幾個月。于是，有了“臨汾人民盼刮風”的說法。

　　除了地勢的原因，人為的原因更是不容忽視。楊兆豐分析，從以前面積1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10多萬的小臨汾，到今天面積33萬平方公里固定人口37萬多的大臨汾，隨著外來人口的增多，汽車流量的增多，污染是難免的，其中13個城中村的取暖土鍋爐成了控污的老大難。

　　然而說到臨汾污染的“主力軍”，還是臨汾附近大大小小的企業。占市工業總量70％的三大“支柱產業”是煤、焦、鐵，三大產業如此興盛又源于這個地區豐富的煤炭、鐵礦資源和年代久遠的挖煤、煉焦、煉鐵傳統。

　　盡管臨汾土焦爐已從1萬多個壓減到1000多個，再到去年118個的機焦爐，煉鐵爐也從700多個減少到了112個。但一些污染企業仍在生存。

　　環保局的作用有多大

　　2004年8月，臨汾市政府提出了“三年脫帽工程”、至2006年大氣污染指數降到4級以下、“甩掉大氣污染第一的帽子”等設想。

　　在此計劃當中，第一階段到2004年，其中該階段中提出要關閉或搬遷一部分污染企業，然而2005年都過去3個月了，結果呢？在計劃關閉的7家違規企業中，只有一家被關閉。

　　事實上，雖然環保局加大了治理力度，但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一些大的污染企業，市環保局只有監督權，沒有處罰權；一些小的污染企業，在處罰和關閉時又受到了當地職能部門的保護。于是，臨汾市環保局除了收排污費外不再有什么過得硬的措施。

　　對此，楊兆豐說，投資3000萬元以上的大企業都得由省級部門審批和處罰，臨汾市環保局只有監督權，像上面提到沒有關閉的幾個企業，報告早打上去了，可就是關不掉。即便是屬于臨汾市環保局處罰范圍內的違法企業，在實際整頓和關閉過程中仍然需要當地部門的配合，然而，當地的領導在經濟指標面前，就變得曖昧起來，甚至持一種保護污染企業的態度，市環保局對此沒有一點兒辦法。

　　按說，對于新上的項目，必須先搞環評才能再辦其他手續。但楊兆豐指出，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家未經審批而建成的企業被關閉，最多是整頓和罰款了事。

　　據《山西日報》報道，2004年5月～9月，臨汾市審計局農業科對全市在2001年～2003年間的排污費收取、使用情況作了一次審計，結果發現，這3年時間，臨汾市共征收排污費7400多萬元，其中用于污染治理的不到2000萬元，約占22．5％，其他的77．5％用作了別的開支。

　　環保部門的類似款項，其收支渠道是：由環保部門收上來，上繳到本級財政，再由政府財政部門統一安排使用。一般是財政留一部分，然后下撥給環保局，環保局再留一部分，剩下的才是治污費用。而局里留下的這些排污費主要是用作給環保系統的“事業人員”開工資了，在環保系統內，這些人被叫作“吃排污費的”。

　　綠化用地爭不過建設用地

　　在人工除污乏力的情況下，自然除污也近乎癱瘓。

　　記者在臨汾市園林局了解到，素有花果城之稱的臨汾市，其綠地覆蓋率只有24．17％，和山西省綠化標準相差10％以上；人均公共綠地只有每人5．1平方米，而最低標準應是每人7平方米至8平方米；臨汾的綠地率只有20％，和標準相差三分之一。

　　經濟排名山西省第二的臨汾，在綠化方面的力度為何這樣小？臨汾市園林局的張局長說，“無非是地和錢的問題”。

　　要綠化就要用地，要建設就要用錢。那么在2004年，臨汾市政府在綠化方面投入多少呢？張局長為難地搖了搖頭，“我們不像環保局有收入，我們的每一項工作都是要花錢的。從綠化用地，到建設費用，還有以后的維護，都是需要錢的。不說別的費用，要達到綠化標準的要求，彌補500萬平方米的綠化差距單在建設方面就需要5個億。再說，現在的房地產很熱，地皮貴，要把地皮劃撥給綠化這塊就賣不到錢，所以很難爭取到綠地用地”。

　　今年園林局的計劃是綠化覆蓋率提高一個百分點，人均公共用地增加0．5平方米等，然而今年已經過去了3個月，這個計劃還沒有任何資金到位，能不能完成計劃，心里沒有一點兒底，這幾天正忙著找領導審批呢。更讓張局長為難的是，“雖然國家不讓欠工人工資，我自己更不想欠，但是去年還是欠下了好多的工人工資，這一直是壓在我心頭的石頭”。

　　利益的羞澀與污染的堅挺

　　受到空氣污染的市民會找各部門討說法，然而當企業給補償一點兒錢后，往往就不再吭聲了。盡管污染依舊，市民和企業一樣，在利益和環境面前選擇了前者。

　　2004年冬天，臨汾市環保局為了減少市民土鍋爐取暖的污染，拿出2000萬元對市區內人口集中的6平方公里內的7000多戶居民施行無煙煤補貼，鼓勵市民燒無煙煤，然而效果并不好，許多市民把優惠價買來的無煙煤給賣了。

　　走訪當地媒體時記者了解到，每天來反映污染的市民和村民很多，尋求媒體幫助的最后結果有三：一是上面的領導壓住，稿子發不出來；二是稿子發出來了，職能部門對企業罰款了，算是有了反饋，但污染依舊；三是，稿子發出來了，企業給告狀的人一點兒錢，事情就平息了。

　　臨汾當地的一家媒體在今年3月18日用一個整版刊發了《難舍難分，“花果城”》一文，一些專家對保護和重建“花果城”表現出焦慮。記者就此采訪了幾個市民，大家表現出對往昔“花果城”的懷念，但當記者問他們用什么取暖時，他們的回答是“自己燒鍋爐”，因為集中供熱趕不上，不燒土爐就會挨凍。

　　有一位市民的話讓記者沉思：“臨汾就這環境，誰當領導也一樣，要發展經濟就要有污染。在山西，臨汾的經濟不是第一也算第二，這是把經濟貢獻給了國家，把污染留給了自己。”

　　作者：李永剛 記者 劉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