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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中“寬”和“猛”本無所謂對與錯，運用之妙，關鍵在于對景。也就是平常人們所引用的武侯祠正門楹聯“不審時寬嚴皆誤”。然而三代以降，管理有建樹者，絕大多數是以“猛”取勝，我想是因為三代以降，人心日漸澆漓，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在上不以德起，在下不以道行。明白了這一點，對現實中管理有為者往往口里在說“不審時寬嚴皆誤”，手里卻只見嚴不見寬就好理解了。受孔子推崇與其同時代的政治家只有鄭國的子產。等到子產執政時，鄭國外有楚晉兩個強鄰夾剪，內有巨室興風作浪。子產深知，習于因循茍且的鄭
國不經過一番革新整飭，無以應對危局。鑒于此，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嚴厲措施。其中一項就是編定刑法，鑄成刑書，露布天下，嚴格執行。子產執政一年后，人民視之如虎，罵道：“取我衣冠而褚（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子產執政三年之后，人民視之如父，贊道：“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有如此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對管理中“寬”與“猛”的認知。且看一看他臨終之前對繼任者是如何說的就知道了，“世上只有非常之德的人可以靠寬縱服人，其次莫如用猛力，你看火因為它猛烈，人人望見他，就懼它，故而因它而死的很少。但水，因為軟弱，人人都去狎玩它，故而因它致死的很多。”無獨有偶，諸葛亮對管理中的“寬”與“猛”的理解與子產有異曲同工之妙。益州初定，諸葛亮就擬定刑法，這部法典不但完備，而且峻刻。諸葛亮的解釋是，“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審時過后，說句不得人心的話，作為管理者，只要不忘記有用寬的地方，在絕大多數時候用“猛”，不至于有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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