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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五
我們確認，一段時間以來輿論針對中國改革出現的討論，其焦點乃是基于對公平的考量。而作為與中國改革進程相伴生的開放，如果說目前其也到了要求我們以新的眼光去審視這個過程的時候，那么，來自時代對公平的訴求同樣也應該成為我們的一個基本視點———盡管人們對此問題的討論并不如對改革問題討論那樣摻雜了太多的意識形態分歧。
3月上旬，當“奧凱航空”宣告我國內地首家民營航空公司的航班開通，評論認為，這在標志著國有航空企業對民航運輸市場的壟斷被打破的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的開放進程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而解讀此前下發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人們或許相信，像中國民航業對“奧凱航空”開放這樣的事，僅僅是中國眾多傳統壟斷行業陸續向民營企業開放的開始。無疑，“奧凱航空”或《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所標志的新開放，是公平考量和公平指向下的開放。此與一段時間來令人關注的稅制改革中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等是具有相同出發點的。可詮釋這種新開放概念的例子還有近期以北京為代表的中國城市向農民的進一步開放。
與中國城市向農民進一步開放這個取向有關的，還有在今年“兩會”上成為熱點話題的“中部崛起”———這個繼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戰略實施之后的又一個區域發展政策無疑正是公平考量和公平指向下的新的開放選擇，其也正是對過往開放軌跡的一種校正———20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中國地區差距在放權讓利和沿海特殊優惠政策的作用下，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的過程。
應該說，在新的開放概念中，“對內”的涵蓋較以前要大得多了。由于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對外開放已變成了一個近乎于程序化的進程，更多地受到來自外部的硬約束，因此，它賦予我們討論的空間似乎相對要小了些。其實未必。
現在我們面臨的局面是：一方面，新一屆政府領導下的中國經濟，“從一開始就抹上了比以往更為濃重的國際化色彩”，中國經濟進一步開放的趨勢將有可能變得更加明顯；另一方面，從今年1月1日開始，我國將進入入世后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后過渡期”，今后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將不僅是對相關產業帶來影響，更重要的是對經濟體制帶來影響，尤其是對政府體制帶來影響。最后，在新的對外開放逐漸以“中國企業正在大步走出去”態勢拓展的背景下，如何讓“中國價格”、“中國規則”、“中國標準”等爭得在世界市場上的發言權，成了我國在參與國際經濟活動時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
也許，對于中國的對外開放，值得我們提出問題的仍然遠比我們目前對對內開放可以提出的多，比如說對現行的外匯政策，簡單的疑問是“什么時候能將匯率逐步放開”？殊不知，正是這個問題便可將我們在這里所提到的對外開放選擇完全“雙面刃”化！此外，諸如“怎樣才能使外資長期留在中國”、“中國的經濟外交之于開放的意義”、“資本項目開放后的局面”等等———實際上，中國進一步地對外開放賦予我們討論的空間其實一點不小。
（實習生/編制）（來源：金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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