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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潤風
新聞點擊：日前，《商務周刊》雜志和零點公司等聯合推出了“中國宜居城市排行榜”，宣告上海、大連、北京等為中國十大“最適宜居住的城市”；并同時宣布，“在公眾看來，‘交通的方便性’、‘城市是否干凈整潔無污染’和‘空氣質量’等是衡量一個城市是否適合生活的最重要指標”。
《中國青年報》
評：在筆者看來，單純根據這套指標評選出來的，恐怕僅僅是神仙“宜居”的蓬萊仙閣，而并非升斗小民其樂融融的“宜居城市”。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非常巧合的是，同一天的同一家報紙，還刊登了美蘭德信息公司就“公眾最關心的話題”對北京、沈陽等13個城市的5013名居民進行調查的結果，位居前三位的指標卻分別是“社會保障”、“醫療制度改革”和“物價”。而在“宜居城市”的調查中排名第一的“交通”，在美蘭德信息公司的調查中卻瞠乎其后，僅排在第九位。兩項調查的差距如此之大，哪一項更接近“城市公眾”的真實感覺呢？
實際上，我沒有懷疑任何一家調查公司的職業精神和專業素養，當然也不懷疑它們各自所依據的數據的真實性，但問題的關鍵也正在這里：截然相反的調查結果意味著“城市公眾”并非一個統一的整體，不同階層的“公眾”對什么樣的城市才最“宜居”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對“宜居城市”這個閃亮登場的新銳概念來說，更準確的提法恐怕應該是“誰的宜居城市”：“神仙”的還是“升斗小民”的？富人的還是窮人的？
提出這樣一個質疑，并不是無的放矢或者惡意挑刺。國內外不少城市的發展經驗都表明，當一個地方開始變得“宜居”起來的時候，那里的地價也就開始上升，窮人也就感到了“不宜居”，逐漸開始流出，富人逐漸開始流入，出現所謂“同質化人群的群居效應”。其結果必然是導致“富人區”和“窮人區”的對立，“富人區”越來越繁榮而“窮人區”越來越衰敗——這樣一個結果可能不是我們建設“宜居城市”的本意吧？
“宜居”的前提首先是“能居”，連“居”都不能還談什么“宜居”不“宜居”呢？因此，“宜居城市”的標準不能不食人間煙火，不能僅僅遷就富裕階層的“偏好”，“宜居城市”的建設過程不應該是一個窮人遷出富人遷入的過程。
《江南時報》
《市場報》 (2005年04月01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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