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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記者 王素慧“教育不公”的字眼，近期頻頻出現在媒體上。究竟自文革后恢復并實行了20多年的高考制度，“不公”在哪里？改革的方向又在哪里？本文綜合了各方說法，爭論總是伴隨著過程，但下結論，卻不是本文能做到的。隨著高考的臨近，面對各地客觀存在的高考“分數差”和不同的錄取率，“高考移民”又在加緊活動，這一社會現象已成為人們議論的焦點。其中，較為流行的一個觀點是統一錄取標準，而這個標準就是分數，實際上就是說要統一錄取分數。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教育公平”再次成為代表們關注的熱點。在
本次政協會議上，李文志提案認為高考錄取名額各省市應該大致相當，建議取消地域差別；取消保送等照顧政策，所有考生一視同仁；高考專業招生也不能有地域歧視。目前由于高校招生指標向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傾斜，導致了高校錄取分數線在各省市之間的巨大差異。同一張試卷，同一次高考，不同省市的錄取線動輒相差100余分。在同一所高校，各地同學的高考分數差可超過200分。在北京能上清華的分數，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點大學；在北京能上重點的，在一些省則無學可上。由此，“高考移民”，“高考腐敗”等一系列教育和社會問題也相繼出現。改革勢在必行。但是，是否應該統一全國高考分數線，在社會上引發了一場激烈的大爭辯。
正方：各省市高校分配名額不平衡
通常認為，這種錄取分數的不平等，造成了一系列的不平等。首先，學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平等，與高等教育優中選優的初衷相背離。同樣是中國的學生，北京、上海和經濟發達省份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就多得多。同樣的分數，北京、上海的學生可以進重點大學，而湖北、湖南的學生卻連上中專的資格也沒有。同時，由于各地教育投資的效益回報不平等，嚴重挫傷了某些地區教育投資的積極性。家庭教育投資回報同樣也不平等，由此導致輟學者越來越多，湖北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讀書無用論”。更嚴重的是，它導致基礎教育發展動力不平等。一所學校如果從來沒有人或只有極少人考上大學，其辦學的動力機制就會受到挑戰，導向標準也會發生偏差。由于教育資源分布的不平衡，客觀因素導致了各地教育水平相差很大。山東濟南大學副校長張承芬說，就拿山東來說，高考分數線很高，一直位于全國前兩名。在山東考不上大專的學生，到北京這樣的城市，就完全可以考上大學。朱永新委員也說，江蘇一般考生的成績，到北京就完全可以上清華、北大，江蘇高考分數線比一些城市要高100多分，這又憑什么呢？昆明理工大學副校長羅黎輝也說，西部需要人才，很多時候，西部的高考分數線甚至比教育發達地區還高，不利于西部人才的培養和西部地區的開發。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副校長劉新成委員同樣認為，北京高考分數線比國內其它地區相差50到100分，這是不平等的。懸殊的錄取分數線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高分錄取區的高錄取線，激發了片面追求高分的傾向，刺激了應試教育的蔓延，而應試教育追求高分的結果，又抬高了錄取分數線。以致導致了這些地方的教育惡性循環，并從根本上扭曲了這些地區的人才培養模式。在湖北某些地方，高分成為考生的惟一追求目標，成為努力學習的內驅力，成為指導學校工作的根本動力。目前高校招生在全國各省市之間分配名額很不平衡，而且最突出的問題是學校所在地得到的名額遠遠高于其他地方，呈現出“本地化”的特點：清華大學要招北京市考生300多人（其它省份一般是100個左右），南開大學招天津考生近1/4，復旦大學招上海考生占40%，武漢大學招湖北考生占到一半，浙江大學招浙江考生接近70%。這樣，面對全國招生的重點大學，卻有相當數量的名額留給了學校所在省市區，而沒有重點大學的省份分配到的名額就十分稀缺了。但是，對于一所全國性重點院校來說，教育資源是一種公共資源，為全國人民共同享有，且其硬軟件建設和教學費用，每年都有國家財政資金的投入，那些沒有重點高校的省份顯然同樣承擔了建設和發展的責任，理當在指標分配上盡量公平合理。何況，提高教育質量是高校的第一要務，既是全國性高校，就應面向全國培養人才，一味考慮照顧本地學生，將直接影響整個社會國民綜合素質的提高，這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反方：統一全國高考分數線會導致一種新的教育不公
山東濟南大學副校長張承芬認為，就現實的情況來看，統一全國高考分數線，又會導致一種新的潛在的不公平。統一分數線，就會使一些偏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孩子，上大學的人數減少。不是這些孩子水平有問題，而是他們所在的地區教育環境差，師資力量薄弱，是客觀的因素導致了他們現有的學習水平。如果全國實行一個分數線，那么貧窮、落后地區的考生幾乎失去競爭力，名校就成為經濟發達、教育發達省市的“自留地”了，貧窮、落后省市的考生無法染指。各地教育水平相差很大，不分析具體情況，怎能用一個統一的分數線來衡量呢？這本身也是一種不公平。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副校長劉新成認為，不能做到平等，這跟各個地區的高等學校的數量有關。凡是經濟發達地區，高校比較多的地區，錄取率自然就高，分數線相對來說就較低。這些地方的教育投資，有地方納稅人的錢，所以本地區辦高等教育，自然要為本地區的納稅人服務。如果讓他們招過多外地學生，這也是一種不公平。在很多人看來，高考是典型的“一次考試定終身，一張考卷定命運”的命運決斗，確實殘酷。高中教育是典型的應試教育，這種應試教育的后果就是為高校輸送了相當多的高分低能、高分低質的新生。正如一些教育工作者所言，我們現在的考試只能達到相對公平，就像把鳥關在籠子里讓它們飛翔，看誰飛得更高。在人的發展過程中，許多素質是不能量化的。如果全國統一高考分數線，充其量也只能是表面的公平，只能引領大家走進死胡同。應試教育的結果，就是把高中生們關進了應試教育的籠子里，統一高考分數線，更會把高中教育引入一條難歸的歧途。素質教育已提到很高的位置上，但在全國的推行卻舉步維艱，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教育由高考這根指揮棒指揮著，統一分數線會更加強化這根指揮棒的威力，對全國剛剛開始的素質教育產生打擊效應。
出路：高考制度要改革，統一分數線不是改革目標
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大學黨委書記顧海良說，現在討論的教育公平是建立在四大不公平的前提上的，包括考試制度不合理、社會經濟實際差距、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國民教育體系未建立。在這種前提上談公平是找不到出路的。眼下關于統一高考分數線的爭論，本質上是關于現行高考制度的爭論。這里涉及到三個問題，一是讓更多的人擁有平等邁入高校的機會；二是什么樣的高考制度才是合理的，并能為各方所接受；三是我們的高校需要什么樣的生源。統一高考分數線事實上是對既定利益格局的巨大調整，要完成這種利益格局調整，既要考慮到我們的現有國情、地情、教育現狀，又要考慮到各利益體的態度。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朱永新認為，雖然客觀上各地教育水平不一樣，但我們不能不作為。朱委員認為，可以采取人才服務的方式。譬如北大、清華等重點院校，可以拿出10%的名額，在一定分數線內，錄取如新疆、海南等教育薄弱地區的學生，但必須要跟考生簽訂一個合同，即畢業后，要回到當地服務若干年。服務到期后，可以進行二次選擇，或者回到城市，或者成為保送研究生，再回到當地繼續服務。朱永新說，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很好地解決落后地區對人才需求的問題。不統一分數線，即使是落后地區的考生考上重點院校，也很少有回去工作的，對解決當地人才問題沒有任何助益。朱永新還建議要改革高考制度，他說，全國最好的大學要實行大學聯考，單獨考試，統一分數線。省里的大學省里考，只能對本省的學生有用，不適用全國學生。昆明理工大學副校長羅黎輝則認為，對于要不要統一高考分數線這一問題，也要從實際出發，要根據各地區實際情況，分類指導，不宜全國上下一盤棋。他認為，政府應該把辦學、培養人才的問題交給各具體執行部門，交給學校，同時要逐步退出高考操作。羅委員認為由各省命題、組織考試，學校自主招生，是一個很好的發展趨勢，也與國際教育發展趨勢相吻合。有關專家認為，從長遠看，全國高校自主考試、自主錄取應該成為努力方向，側重于考核學生的整體素質。地方高校、部委高校可以采取聯合考試或全國統一考試，當然這些都要在全國教委統一安排領導下進行，考題從全國題庫里選取。這樣高考就可以一年兩次進行，一是名校自己的考試，另一是全國統一的考試。另外，在調整全國高校布局上，要考慮全國各地的資源均衡問題。對于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國家應優先發展。把人員素質高的東部考生吸引到中西部來，提高中西部地區的教育水平。在東部地區就業飽和甚至過剩的情況下，人力資源很可能流向渴求人才的中西部地區。江蘇、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山東、四川、河南這些中等教育發達和人口密度大的地區，應該擴大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采取多種方式擴大招生。也可以引入民間資本、放寬對社會力量辦學的限制。從經濟的角度切入高等教育投資領域。（資料圖片，圖文無關）（夏天／編制）（來源：金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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