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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往年相比，春節后到廣東打工的民工流明顯下降。廣州假日辦統計數據顯示，春節期間，廣州火車站抵達列車1316班次，人數78.97萬人，同比下降12.37%。鐵路是民工南下找工作的主要交通工具，這些數字表明今年到珠三角打工的民工比往年減少。南下民工減少，而前往長三角的在增加。兩地民工數量一增一減變化的背后，其實反映了以民營企業為主的企業軟環境的大較量。
軟環境的拼殺
珠三角是市場經濟發展比較早的地方，用工需求比較多、比較大。于是過去農民工一般都涌向珠三角。隨著目前各地經濟的迅速發展，用工需求急劇增加，有資料顯示，對農民工需求還在增加。過去不少地方和企業認為是沿海地區、企業養活了“農民工”，于是在對待農民工的態度上擺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態，農民工的工資待遇幾年、十幾年沒有太大的增長，工作環境沒有太大的改善。對于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沒有考慮，一直把他們當成“過客”、“游民”、“外人”。對過去處于用工“壟斷”地位的地區和企業來說，農民工處在被動地位，“沒話說”。現在不同了，各地的經濟發展如雨后春筍，農民工有了“選擇”的機會，哪里工資待遇高、待他們好，他們就涌向哪里。據湖南省勞動保障部門調查，在廣東從事制造業的工資為600元/月，而北京、上海等地建筑行業的工資一般在1000元/月左右，相比之下，廣東地區的工資水平已不具吸引力。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有關負責人分析說：“隨著外出務工者市場意識的增強，工資、福利待遇和就業環境逐漸成為農民工選擇就業地點的重要因素。”
長三角民企新思維
浙江夢娜襪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鄭永兵正忙著把一大堆信息傳真出去。鄭永兵說，這是把幾百名員工的家庭住址和聯系方式傳真到公司在各省的工作站，通知他們務必要把這些員工用公司“專車”接回義烏上班。為防差錯，董事長讓他親自動手落實此事。原來，今年春節該公司有300多名民工回家探親，其中以安徽、江西、河南籍的民工居多。考慮到節后仍處于春運高峰期，民工返回買票難的實際情況，公司想出了“專車接送”的辦法。第一批從江西回來的員工小秦高興地說：“咱們啥時享受過這待遇？公司對我們真不錯。”義烏佳潔有限公司專門為民工安排了接風宴、到浴場洗塵；義烏市奧蘭有限公司則給每個準時返回的老員工以“紅包回報”；義烏卉林干花有限公司明確規定，按時返回的民工除報銷車票外，另加一級工資；浪莎集團、真愛集團則組織了精彩的文藝晚會，待民工返回時演出；更多的義烏企業在春節期間將民工宿舍樓粉刷一新，更換家具，還將民工的床單被套進行了換洗，收拾得干干凈凈，等候他們回來。留人要留心。除了在這些細節上給民工溫暖外，影響他們去留的關鍵還是收入。去年下半年來，義烏的工資水平普遍提高100元-200元，而且，不少企業沒有為了留住民工，采取節前暫扣一個月工資的強硬辦法，相反對按時返回的民工還進行獎勵。這些措施給民工的心理影響很大，也更能留住“民心”。浙江省就業管理服務局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去年，浙江加大追薪力度，讓在浙的民工基本都及時拿到了工資回家過年，民工來浙信心增強。另外，浙江去年還調高了最低工資標準，溫州、杭州、寧波等城市都將最低月工資標準從原來的520元調高到620元。專家分析，近年來從蘇南悄悄展開并逐漸蔓延至整個長三角的“新市民運動”，是民工流傾向長三角的重要因素。在常州，以幫助外來工這一弱勢群體為主旨的“新市民學校”辦得如火如荼，目前全市已有這類學校60余所，遍布工廠、社區、街道，已培訓近10萬多人次，極大地提升了外來工的文化和道德素質。學校經費從宣傳、司法、文教、衛生、計劃生育、勞動人事等相關政府職能部門“擠”出來，教課內容通過調查表的形式，由外來工自己選定，基本包括了常州概況、勞動維權、衛生防疫、計生婚姻知識、法律法規以及社區文明行為等“實用知識和技能”。在無錫，崇安區廣瑞一村社區成立的“新市民親情理事會”，為占該社區人口20%的1300多名暫住人口提供維護權益等服務，引導他們樹立無錫新市民的主人翁意識，積極投身社區建設。理事會中有3位成員包括常務副理事長由外來工擔任。理事會下設維權、服務、互助、維安四個工作組，100多名工作人員各司其職，幫助流動人口解決子女入托、入學、招工、租房等困難事宜。在宜興，流動人口登記數達1000人以上的單位或區域，都建立了“新市民社區”，建立流動人口民本化管理網，“新市民”和本地居民一樣在就業、經商、購房、子女入學、車輛上牌、領取駕照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中國人民大學勞動力資源管理專家彭劍峰認為，人們不應只在春節期間飯店沒人開工、保姆回家小孩沒人照看時才念起農民工的好。政府只要重新定位管理思想，不再將農民工視為城市的“過客”，而是做好將他們納入城市居民的準備，用“居民管理模式”代替以往的“外來勞動力管理模式”，使他們真正成為城市的主人。這些有了歸屬感的民工，才會更加熱愛他們務工的城市并為其作出長遠的貢獻。
珠三角：行政作為新命題
對于珠三角現狀，筆者以為首先要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來約束企業，引導企業。比如，要求企業提高工資、改善務工環境。經濟學博士劉志庚認為，不能把勞動力和地價低廉作為東莞的優勢來宣傳。他承諾提高員工最低工資標準。廣東佛山市日前則出臺了《關于加強外來員工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要求解決外來員工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堅持平等對待，實現外來員工合法權益保障上的“五個相同”，形成保障外來員工合法權益的長效機制。在省會廣州，已經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廣東省一類城市684元/月。來自廣東統計部門的調查顯示，珠江三角洲的企業從2004年起普遍提升工資，其中普通工人價格上漲4.4%，工程技術人員價格上漲4.7%，工程管理人員價格上漲1.6%。東莞市勞動局長安分局局長蔡德平也表示：第一，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要相應提高，第二，要加強監督檢查，要企業執行勞動法。日前，廣東省已取消了實施多年的節后招工“六不準”政策，所謂“六不準”規定，即在春節后一個月內，省內的所有用人單位(包括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體工商戶)一律不準招收外省民工；回鄉過節的民工返回工作崗位時，一律不準攜帶新民工入粵就業；職業介紹和人才交流機構一律不準開展介紹外省民工中介活動，不準舉辦勞務和人才交流集市；外省駐粵勞務辦事機構一律不準開展向廣東組織勞務輸出；任何組織和個人，特別是新聞單位一律不準張貼、刊登和發布招(聘)用外省勞動力的廣告或信息。
成長的企業與成長的民工價值
據調查，在粵1000多萬外來工中，來自湖南的幾乎占據了半壁江山。廣東對于湖南農民工的吸引力由此可見一斑。但就在今年春節，不少企業都在高喊“招工難”的時候，打工族們卻把眼光放向了全國。這說明昔日更多是帶著幾分盲目的外出務工人員，如今有了更加強烈的市場意識和自我管理意識，值得叫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打工者當中，還出現了一批游走在“幾個三角”之間的“炒工”。比如，先到珠三角學基本技能，再漂到長三角，過兩年又回到珠三角。如此這般游走于“三角”之間，目的是為了“炒作自己”：可使自己身價大增。幾圈之后，不乏如今做到管理者位置的人士。打工視野的放寬、爭當“炒工”……種種跡象表明，今天的農民工已經不再滿足于“打工糊口”的初級階段，他們開始學會如何經營自己和調整位置。無庸置疑，這批農民工將更快地成為“21世紀的最貴”———人才。棄“珠”取“長”，這是一個新的“動向”，也是一個“好現象”。這表明目前勞動力市場已經開始由“賣方市場變成了買方市場”，農民工已經開始可以自己選擇自己的前途，主宰自己的“命運”了。也說明到了我們重新認識農民工的地位與作用，從而抓住這個契機，徹底提高農民工待遇。（曉航／編制）（來源：金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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