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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方式悄然發生演變，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從邊際產業轉向比較優勢產業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特別是在亞洲的投資，依然遵循著“邊際產業擴張論”，日本對華投資亦是如此�！斑呺H產業擴張論”的基本主張是：對外直接
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處于或已經陷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可稱作邊際產業），同時也是對方國家（東道國）具有顯在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開始依次進行投資。
因此，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首先是面向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隨著中國新型工業化的進展，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國內市場競爭的日益強化，日本對華投資不得不改變原來的投資模式。
比如，日本在華機械類生產全面增加，特別是運輸機械生產迅速增長，這意味著日本對華投資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機械工業，特別是運輸機械和電氣機械依然是日本的主導產業。它們中的主體部分還處于比較優勢階段。日本對華投資中機械工業生產占到41.6％，說明了邊際產業對外投資理論已經不符合當今日本對華投資的實際情況。當然我們還應看到，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邊際產業還占有一定比重，同時，日本主導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還是有保留的，甚至也包括了其中的邊際產業部分。
配套生產基地和市場型投資漸占上風
在日本對華投資的初期，日本的大企業主要是把中國作為組裝生產的出口加工基地進行投資，其結果是在華企業成為日本母公司的組裝車間和向其它國家出口的加工廠。但從1999年代的中、后期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
第一，由單純的組裝工廠到配套生產基地的建立。
可以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日本技術含量相對較高的為組裝工廠提供配套的“原材料及二次加工部門”開始大量投資中國，并在中國形成了日本式的配套生產基地。
這一點可以引用日本學者關滿博的論述來說明。關滿博根據大量實證認為，在80年代，日本投資亞洲的主要目的是“獲取廉價的勞動力”。進入90年代，日本直接投資亞洲各國的特點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即為“出口加工基地”提供配套的“原材料及二次加工部門”企業開始直接到這些國家去投資設廠�，F在，中國的珠江三角洲的東莞、深圳等地，以及長江三角洲的上海周邊等地已經形成了一批有相當特色和實力的配套加工生產基地。
第二，由“生產重視型”到“生產與市場并重型”的全方位投資。
為開拓巨大的中國潛在市場，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滿足中國消費者的需求，日本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正在或者已經建立了研究開發→生產→現地銷售→售后服務的一條龍式全方位投資。
“生產與市場重視型”投資與過去日本傳統的“生產重視型”投資不同，它必須符合東道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東道國的產業政策、滿足這些國家主導產業的國產化政策以及這些國家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的要求。如果只是一成不變地用一些所謂邊際產業是無法換�。ㄩ_拓）東道國市場的。上世紀90年代，歐美汽車廠商的成功和日本汽車產業在中國的挫折是最好的案例。根據豐田汽車投資、日本企業在鋼鐵（寶鋼二期）以及重型電機（三峽項目）招標失敗案例分析，日本學者關滿博曾經提出了“MadeinMarket”觀點，也就是以技術換市場論。
投資技術含量逐漸提高隨著比較優勢產業對華投資的增加和技術換市場理論的提出，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技術水平也正在發生著重大變化。
第一、比較優勢產業投資提高了企業的技術含量。
在與歐美等國企業的競爭中，日本對華投資過程也必然是把相對高水平的技術投資于東道國。這一投資趨勢首先表現在家電領域新產品上市方面。為了爭奪市場占有率，從上世紀末開始，在一些新產品上市時，日本各大家電廠商一改過去先本國后海外的順序，而采取了日本本國與中國同時開發、同步上市的策略。
第二、日本跨國公司步歐美企業后塵開始增加研發投資。
在當今世界500強中已有100多家企業在中國設立R&D公司或者是R&D部門（中心），這其中主要是歐美企業。雖然在R&D投資方面，歐美企業已經走在了日本的前面，但是一向在技術轉讓方面保守的日本企業，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開始也在華部署了自己的研究開發部門。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企業是，豐田汽車、富士通、松下電器、日立、東芝、三洋、三菱電機、NEC、歐姆龍、鈴木摩托車、資生堂等等。
雖然中日之間R&D水平存在著相當差距，但是中國大陸具有較韓國、中國臺灣以及東南亞諸國更豐富的技術資源積累的特殊性，這使得投資中國的R&D跨國公司可以迅速利用現有的技術基礎、人力資源、研究機構等資源產生績效。
獨資與跨國合作漸成主流
自改革開放以來，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組織形式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
第一，到1990年代末，獨資企業已經取代合資企業，成為日資進入中國的主要方式。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國投資始終以合資方式為主。這主要是由于開放之初，外商對中國的國情不甚了解，愿意承擔投資風險的意愿不高等等原因。然而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變成了一個極具投資吸引力的生產消費大國。與此同時合資公司的種種弊端也逐步暴露出來。而高效率、高效益、低成本的獨資企業便理所當然地取代合資企業占據了主導地位。
日本在華投資亦是如此。從1990年代末開始，不僅新建在華投資企業中獨資企業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且早期進入中國的合資企業也開始通過增資擴股等方式轉變為獨資企業。
第二、部分日資企業同中國本土企業的關系由競爭開始轉向合作，一些日中跨國公司正在建立戰略聯盟。
進入21世紀，對日本制造業沖擊最大的事件莫過于日本三洋電機與海爾集團、以及隨后的松下電器與TCL簽訂相互協作備忘錄建立跨國公司戰略聯盟的事件了。它標志著日中企業之間由過去有不同差距的“不平等的技術提攜”關系轉變為“對等的相互互利的全面合作”關系。這種關系同時也改變了在中國家電市場上與中國本土企業進行激烈競爭的三洋和松下這兩家日本公司的被動局面。
過去，中日之間的技術合作經常是由日本一方向中方提供設計、制造技術等方面的指導，并提供關鍵零部件在中國進行組裝生產。然而，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情況有了很大變化。日本企業首先在家電領域遇到了中國新興本土企業的激烈競爭，為保住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日方開始改變思維，不僅在零部件供給、技術研發上同中方合作，而且還拿日本本土現有的銷售渠道與售后服務作為條件，全方位同中方進行合作。隨著市場競爭的進一步激烈以及中國企業的不斷強大，類似于家電領域的中日跨國公司戰略聯盟勢必也將會在其他領域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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