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還清楚地記得，在前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說到金融改革是今年五項任務之一時，握著紅鉛筆的右手用力地向前一揮，說，“這是十分重要的任務、要下大力氣。”政府推動金融改革的決心不言而喻。金融改革正是兩會期間代表委員討論熱烈的話題，地方爭奪金融資源便是話題之一。

    2月份，北京正式實施《促進首都金融產業發展的意見》，以1 6條優惠政策吸引金融機構總部到北京落戶。《意見》中最吸引人的是，對在京新設立或新遷入京的金融企業給予一次性資金補助，如對注冊資本10億元人民幣(含1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補助1000萬元人民幣；注冊資本10億元人民幣以下、5億元人民幣(含5億元人民幣)以上的，補助800萬元人民幣。北京的這項政策在深圳、上海、廣州等地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據說，北京政策公布后，廣州僅有的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總部欲遷往北京，廣州馬上許諾相應的優惠；深圳計劃在前兩年優惠政策的基礎上加大優惠力度；參加兩會的上海政府某位主管金融的官員則向筆者表示，上海的政策比較原則，操作起來靈活。言下之意即上海的優惠幅度還可以擴大。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大有漫延到金融領域之勢。

    兩會期間，筆者兩次旁聽了國務院一位領導在地方人大代表團的討論，這位領導人在兩個代表團討論時都提到了外商到中國投資的理念變化問題。跨國集團原本看重的是優惠政策，但當他們把研發中心和生產中心搬到中國后，看重的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實際上，外商選擇投資地時也不是只看優惠政策。索尼中國公司的一位主管曾感慨地跟筆者說，“如果不是將工廠設在上海，索尼在中國不會有這么快的發展。”上世紀90年代后期，索尼計劃到中國建廠時考察過四川、上海等地。盡管四川的優惠政策更好，但上海工人的素質好，最后，索尼還是決定將工廠設在上海。由此可見，優惠政策并非爭奪資源的法寶。對金融企業來說也是如此。

    筆者多次聽過一些老總剖析金融企業向上海、深圳等地集聚的原因，他們說得最多的是三條。一是信息集中。對金融企業來說，信息就是金錢，上海有證券市場、外匯市場、期貨市場等要素市場，深圳也有證券市場，兩地均是信息的集散地；二是人才，上海、深圳、北京等地集聚了大量的金融人才；三是戰略考慮，上海、深圳等地市場競爭激烈，一家金融企業如果不能在這些地方立足，就不能說在中國獲得了成功。一位保險公司的老總是這樣說的，“我要賺錢完全可以到青海等地方去設公司，那里投入低、競爭少、費率高，好賺錢，上海成本高、競爭又厲害，利潤很低，但發展戰略使我們不能不進入上海市場。”一家金融企業在選擇落戶之地時必然經過慎重考慮，地方政府要吸引金融企業更得在要素市場的培育和人才建設等方面下功夫。上海就在這兩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經制定和實施了建設人才高地的計劃。

    競爭往往是非理性的，優惠政策的競相攀比，不僅會造成政策的失效，還會帶來金融風險。有優惠政策，就會有博弈。為留住金融企業，地方政府難免會袒護他們的一些違規違法行為。一根繡花針就能刺破一只氣球，久而久之，小小的違規違法行為會釀成金融風險。所以，我們呼吁地方政府理性競爭，呼吁地方政府將競爭的視角放到市場環境和人才建設上，不要狹隘地攀比優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