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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歐洲兩地頂尖大學之間的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二戰前，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有3/4歸屬歐洲，而如今，美國的獲獎者卻占了這一比例。很多歐洲明星學者都去了美國。盡管教學質量較難評估，不過就一般而言，最好的學者走到哪里，最好的教學也相隨而去。
牛津大學擁有最強的教育品牌。但對那些了解并喜愛牛津的人來說，令他們沮喪的不僅是該校歷史聲譽和實際現狀之間的背離，還因為它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不過至少后面
這一點可能正在改變，而促進這一變化對于歐洲經濟來說也至關重要。
牛津本身有一套復雜的學院體系。當地有一則笑話說，有位親臨牛津，站在眾多歷史建筑物之間的游客問道：“到底大學在哪里？”其實許多教學活動都在基督教學院與巴利奧爾學院等獨立機構中進行。理科各系則提供授課和實驗室。在文科領域，教師選講課程，學生則選聽課程，而且經常選擇不去上課。大多數學生和教員都認為，最重要的是對學院忠誠，而非對這所大學忠誠。在外人看來，這似乎是造成治理問題的根源。
然而，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大學的中央機構管理不稱職，這個中央機構由五花八門的委員會組成，而這些委員會界定不明，職權重疊。如果現在有游客問：“大學在哪里？”，就會有人指給他們看威靈頓廣場上那幢丑陋的建筑———那里是諸多委員會開會的地方。至于誰對某個決定負責，甚至是否做出過決定等問題，都不太明了。那些對其他學府來說不容置疑的預算或資源規劃，在牛津卻并不存在。
結果，最能干的人都退到了各個院系。每個專業服務機構的日子都不好過，因為優秀人士都不愿扛大梁。他們寧愿一邊干“自己份內的事”，一邊批評別人。在牛津，這種情形已經達到荒謬的程度。在任何學院或系科呆上5分鐘，你都會發現里面的人對“大學”有著強烈的敵意。大學的利益看來與其各院系的利益不一致，而這種不一致，就如同軀體與自己的四肢打架一樣。
去年，一位新的副校長來到牛津。他是新西蘭人約翰·霍德，是第一位擔任該職位的外國人。他試圖結束這種分裂狀態，把“大學”的控制權交給一個由各院系負責人組成的團體。一些頑固派產生了誤解，認為這個計劃是對各學院自主權的侵犯。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如此，這就好比在牛津大學的著名賽艇運動中，各槳手就選擇了放棄自主權，因為大家朝同一方向劃效果會更好。
這些計劃還要求明確界定各方的職責范圍。如果說這種改革看上去并不那么激進，這使我想起在先前一輪“改革”中，我曾經問道：哪個機構將負責對一系列具體問題制訂決策？幾乎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隨著各委員會推進自己的工作，答案就會自然顯現。
新副校長最激進的提議是，應該按照美國一流大學的普遍做法，把對管理和財務的監督交給外部獨立董事。在牛津畢業生的名冊中，有一批人是任何公司都渴望獲得的非執行董事。如果牛津大學有非執行董事，他們就不可能容忍該校糟糕的財務紀律。大家有個信念，似乎“我們在牛津就是這么干的”可成為任何做法的理由。實行外部問責制是取代這種信念的答案。而我的經驗是，在致力于實現牛津大學的學術卓越性方面，外部人士會比內部人士采取更有意義的行動，因為內部人士為了追求內部共識，會回避質量控制所要求的選擇和判斷。
在商界和政府任職的牛津校友們應當明確表示，他們不僅支持副校長所設想的變革，而且如果要他們繼續支持牛津，學校就必須進行這種變革。托尼·布萊爾首相也是牛津的畢業生，他已通過向各所大學撥款而賦予它們更多的自由。
如果機構改革能夠跟進，那么要讓哈佛和斯坦福再度擔心來自牛津的競爭，或許就有一線希望了。
《國際金融報》 (2005年03月15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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