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倳浽谶@里為我們揭示了轉型目標實現以后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的基本內涵，刻畫了新型社會人際關系的主要特征。
社會轉型過程具有不平衡性，一般來說，城市社會的轉型比較
快，農村社會轉型比較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實際的農村社會與現代目標社會之間會保持明顯反差，這種反差往往引起研究者的困惑，對農村社會未來發展趨勢在理論的把握上發生迷失。通常，一種意見是過分估計農村發展的困難，對農村發展的前景沒有信心；另一種意見則急于求成，寄希望于在某一方面獲得突破，而忽視了農村社會全面轉型的必要性。總書記提出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有助于我們消除關于農村社會轉型的上述兩種錯誤的理論思考，使我們能夠建立一種既充滿信心、又不失冷靜穩健的科學判斷，并在這個基礎上構建出推動農村社會轉型進程的政策體系。
一切國家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農村社會的轉變始終具有關鍵意義。理論研究表明，一切國家的社會轉型都要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國家和民間社會的關系以及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調整這三方面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與解決農村問題密切相關。首先，在調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中，農民的社會角色是一個重要約束因素。在經濟發展初期，為了動員農村經濟資源，支持工業發展，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但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為增強地方的創造性，又需要擴大地方權力。農民在國家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農民經濟地位便成為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關系的重要影響因素。在農村落后、農民貧窮的背景下，擴大地方自主權必遭遇困難，從而制約社會轉型的速度。
其次， 在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也是極為重要的制約因素。調整國家和社會的關系的實質是發展民主政治，擴大公民權利范圍。然而，在一個以自給自足和“熟人關系”為主的農民社會，并不會產生強烈的民主政治的需求。民主政治的訴求并不決定于所謂“農民素質”，而決定于農民對社會權威的認同方式。只有打破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以市場交易為主的社會結構替代以“熟人關系”為主的社會結構，才會產生強烈的關于民主政治的需求。換句話說，必須把農民社會轉變為市民社會，才能解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最后，處理勞資關系的焦點也表現在農民問題上。這個關系的調節主要是解決平等問題。在社會轉型初期，除老牌殖民主義國家，其余大部分國家都會面臨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國內尋找新出路的問題。進入城市的農民兼業者在一個較長的時間里難以形成自己的組織，而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又對農民兼業者的談判地位極為不利，使得農民兼業者在勞資關系中處于被動地位。必須把資本與農民兼業者的矛盾轉變為市民社會內部的矛盾，才能有效地處理勞資之間關系。農民兼業者和資本的矛盾不好解決，但市民社會的內部矛盾容易調節。
對歷史的研究發現，轉型過程中能否避免大的社會沖突問題，與農村社會自身轉型能否順利有密切關系。據人類歷史文化學者摩爾分析，英國較早、并較成功地完成了政治轉變，是因為“圈地運動”把農民問題從英國政治中排除掉了。法國由于沒有避開這個問題，所以，法國的民主政治不穩定。摩爾還指出，反民主的社會集團常常會利用農民中的“領袖崇拜、總體國家觀、軍國主義、和反猶主義”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早在納粹之前很久，在德國就有人利用農民奠定保守性的群眾基礎。摩爾對歷史資料的研究發現：“納粹最大的成功是對這樣一些農民進行鼓動的結果：他們占有的土地面積相對較小，從當地來看，他們的贏利也寥寥無幾”。德國因為農民問題沒有解決好，使其“自由民主的發展被截斷了若干世紀”。其實，日本在二戰中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情形，也大體如此。日本歷史學家竹內宏的說法是：“對農家的窮困深有感受的青年軍官和士兵，仇恨那些‘使日本政治腐敗、墮落的財閥和與其勾結的政黨、官僚’，而走上了極端的道路”。不難理解，這部分力量是日本軍閥發動戰爭的社會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