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人民日報和人民網的聯合調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是今年“兩會”百姓關注的熱點之一。如何診治“貧富差距過大”這個老大難問題，代表委員們開出了六大“處方”：教育是公平基石、個稅改革，提高征收起點、壯大中產階層、征收高消費特別稅、慈善公益事業、理順分配關系，構建和諧社會。

    代表委員們拳拳之心殷殷可鑒，欲求中國社會之和諧，必然要 達到一種相對的平衡，即窮人不會產生一無所有的被剝奪感，認為所有的生活之路都被堵死了。培根說：“人生的最大恐懼不在于貧窮，而是發覺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找到擺脫貧窮的途徑。”這種權益的被剝奪將會帶來巨大的社會不公平；富人不會看上去無所顧及--一擲千金、豪氣斗富，但內心卻有一種嚴重的不安感。如果社會的大部分人都處于前一種狀態，個人的憤怒就會郁積為集體的不滿，這些富人的舉動就會被視作對他們的某種無形侮辱和挑釁，社會隔閡與矛盾將進一步擴大，這是早為歷史所證明了的。

    和諧社會需要改變這種現狀。但另一則新聞也許會讓不少人的心中一涼———去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鄭斯林部長曾透露出一個數字：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達2.5萬億，這個資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改善，這也就意味著若干年后，很大一批人將面臨無法領取養老金的困境。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鄭斯林部長表示，解決養老金缺口問題的工作早已啟動，政府一直在努力擴大養老金的征繳面，目前，對國有企業征繳養老金已基本覆蓋完成。今后將把征繳的重點轉向民營、私營等非公企業。

    養老金缺口有兩個涵義，一是指當年收的養老保險費不夠支付當年的養老金支出，就是“收不抵支”；另一個是指“空賬問題”，我國實行養老保險制度，按照正常流程來說，企業和個人繳納養老保險費后，一部分拿出來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另一部分應存在個人賬戶中留給自己退休后使用。問題就出在這里，養老金制度從開始實施到現在，部分地區養老保險費一直處于“收不抵支”的狀態，這些個人賬戶從創建起就是空的。

    先說第一個問題：收不抵支。為什么會出現當年收的養老保險費不夠支付當年的養老金支出？這恐怕要追溯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初階段，眾說周知，在改革開放以前，城市勞動者基本集中在國有企業，而當時的“高積累”政策使得職工的大部分勞動所得被征集用于企業的再發展資本，一般人的工資都很微薄。作為回饋，國有企業為職工們提供了“大而全”的福利化制度。然而，改革開放使得這種制度一夜之間瓦解，許多國有企業改制，被同時推向市場的就是這些職工們。但此時最大的難題就是他們的工資水平依舊停留在“計劃經濟階段”，他們幾十年來的大部分收入都化為了工廠里轟然作響的機器設備。這也就是前一陣熱議的“個稅起征點低”問題所在。大部分人收入都在幾百元時，能夠收取的稅十分有限，能夠按比例交納的養老保險費更是少得可憐。所以，“收不抵支”。

    “收不抵支”是歷史性欠帳，幾千萬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的原國有企業職工們為中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付出了巨大貢獻，默默地將自己應得的一部分收入交給了政府用于擴大再生產。給他們一個相對更公平些的補償機制，是這個社會應盡的職責。

    “空賬問題”則牽涉到目前仍然工作的每一個人。目前，公共養老金體制只覆蓋了不到25%的勞動大軍：基本體制覆蓋了15%的勞動者，公務員體制覆蓋了3%的勞動者，自愿參與的農村體制覆蓋了大約5%的勞動者。（資料來源：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2005.02.01）其中，農村是最薄弱的環節，民營、私營等企業是重災區。也因此，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了一句話：“最想為農民工謀利益，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況。”

    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情況大家都清楚，不僅是農民工，由于現行社會保障強制制度執行不力，大量城市人也要承受在許多民營、私營等企業中缺乏基本社會保障供給的危機。他們基本都屬于勞動力的最鼎盛階段，如果這個階段不提供基本社會保障供給，那么等這些人逐漸老去，更大范圍的養老金“青黃不接”將出現。

    所以，政府加大社會保障制度的強制性是刻不容緩的。我們不能再造成新一輪的“歷史性欠帳”。如果大量民眾連基本的社會保障供給都沒有，任何縮小貧富差距的設想都是空談。而這需要政府迎難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