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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學習的主題為和諧社會。他強調，要加強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大問題的調查研究和理論研究，著力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領。
近日，發改委宏觀院副院長劉福垣、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陸學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紹光、中國人民大
學行政學系教授、主任毛壽龍就和諧與發展等問題展開討論。
理解“和諧社會”
丁寧寧：隨著市場體制的深化，上世紀80年代“在蛋糕做大的同時，所有社會成員都或多或少能夠分享到”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各種矛盾逐漸暴露出來，不僅威脅社會的穩定，而且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就成為政策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按照世界銀行和有關國際組織的估計，近兩年來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1000美元。根據發展經濟學的一般規律，中國目前已經進入了一個工業化、城市化的重要階段，即經濟結構迅速變革，引起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階段。
今后一段時期內，每年都會有很多新興的工廠和城市出現，同時也會有不少的企業和農戶破產。迫于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產業結構不斷地進行調整，產業工人不時地被拋入失業大軍的行列。由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導致勞動力市場的總量過剩。技術進步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也在迫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去面對新的挑戰，適應新的角色，加劇社會階層的進一步分化。
王紹光：中國到底要追求什么樣的理想社會？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自古一直都在追求建立“大同社會”。
到了鄧小平時代，開始發生了變化，開始變得更務實。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大平正芳時，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個“小康”的社會。鄧小平當然也沒有把“小康”當作最終目標，那時的小康指標很單純，就是看人均收入，人均收入達到800美元就算達標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我們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經濟增長速度很快。
到90年代末，經過20年的發展，經濟總量翻了幾番，人均收入增加了幾倍，人們普遍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各種矛盾也暴露出來，有些還變得十分尖銳。這時人們開始認識到僅僅講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于是在20世紀末，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加入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方面的內容。
新一代領導人現在又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我認為這才是抓住了人生的本質———即幸福感（Happi-ness），也就是說，人一生追求的不是有多少東西，而是一種幸福！基辛格博士曾認為人生有兩種不幸：一是追求不到自己想追求的，另一種是追求到了，卻發現并非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從上述回顧來看，中國在經歷長期的發展后，終于認識到不能光追求經濟增長，而且要追求幸福。以前我們認為發展經濟是硬道理，以為單一地追求經濟發展就可以解決問題，這實際上掩蓋了許多社會矛盾。
不和諧“癥狀”
陸學藝：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都是新概念，發展觀以前也有，實際卻是只增長不發展。建國幾十年以后，經濟發展已經到了比較高的水平，但不夠和諧。比如我們的城市化率只有30％，而全世界的城市化率是50％。
劉福垣：關于城市化率，統計局農調隊的數據是27.5％，應該更準確一些。
首先是社會保障問題，改革開放后，我們對社會保障問題重視不夠。我國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前面8個字，是有實際內容的，“社會主義”就表現在“全社會”的概念上。在全社會總的剩余價值中，大頭要歸社會占有，用其來搞社會保障。現在有一部分要納入財政預算的社會保障沒有解決。
第二，土地批租是社會不和諧的一個重要原因。土地國有化和市場經濟的對接是租佃制，一方面批租的土地使用權轉到開發商，房價高漲，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老百姓買不起房子，甚至租也租不起。
丁寧寧：根據發展中心社會部的研究，“十一五”期間特別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有3個：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防止矛盾的激化，必須把促進就業、提高就業質量作為政府社會政策的首要目標。
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則應著重“打擊官商勾結的非法高收入，保證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
在社會保障問題上，則需要進一步轉變思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社會保障改革問題上，過多地強調減輕財政負擔，導致新體制的覆蓋面過低。在就業問題難以徹底解決，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情況下，社會保障制度是保持社會穩定的最后一道防線。但是目前以保險為主的社會保障思路，卻將最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排除在外。結果一遇風浪，政府還是要承擔“兩個確保”的責任。因此，“十一五”期間需要轉變思路，在“兩個確保”的基礎上，建立以政府財政為依托、城鄉一體化、“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救助制度，以保持經濟發展過程中整個社會的穩定。
王紹光：中國社會存在著“攀比心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而且這種心理正有愈演愈烈之勢。從某種程度上看，它對刺激經濟發展的確有積極一面，但另一方面，它對社會發展卻是不利的，會造成家庭、社會等許多方面的不和諧。攀比心態導致的一種狀態就是社會公民的高度緊張，有一項調查指出，中國人的不安全感正不斷上升。
構建和諧社會
陸學藝：構建和諧社會，首先應該要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胡錦濤強調今后要進行加強調查研究，有很強的針對性。過去我國經濟調查力度很強，社會調查就弱很多。今后要全面分析和把握社會建設的管理跟發展趨勢，要加強對社會結構發展變化的調查研究，深入認識和分析基層結構。
劉福垣：要想建立和諧社會，不能離開中國特色，不能離開社會主義。我國目前面臨著社會保障、就業問題、教育投入3大發展難題，都要靠發展觀的轉變來解決。不是生產力發展水平問題，不是經濟實力問題，而是分配關系問題、發展戰略問題。
我們要樹立以“中”為重的發展觀，它主要包括如下5方面內容：
第一，加速中等城市擴容。我國工農兩種生產方式、城鄉兩元社會結構的轉化，要靠城市化來完成。這是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第一大任務，所謂戰略性調整就是通過人口城市化實現人口結構的調整。
第二，啟動中部崛起戰略。
第三，重視中間產業發展。
第四，擴大中等人才隊伍。
第五，提高中等收入階層比重。這個階層不是有中等規模的金融資產，就是有中等水平的人力資本，他們有消費結構升級的欲望和能力，有投資向更高層次發展的沖動和可能。這個收入層次人口數量的多寡決定一個社會的穩定度，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
毛壽龍：我覺得，要有一個有效的領導機制和工作機制，要解決一些重大的和突出的問題。在推出政策之前對問題要有一個基本的理解。要比較系統地思考和諧社會的問題。一是要從技術上思考，第二對當前問題的思考和政府運作的思考，并從制度上去思考這個問題。
城市和農村的沖突，總是以城市剝奪鄉村的方式出現，人和自然的沖突總是以人剝奪自然的形式出現，階層的沖突總是以強勢的群體剝奪弱勢的群體出現，經濟和環境保護總是以經濟對環境資源的濫用方式出現。
我國制定政策的人基本上都在城市，以城市的需求來解決農村問題，城市宏觀需求不足，所以要提高農民收入。很多政策往往是從強勢的需求來制定，而不是從弱勢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以行政的、強勢的方法去解決沖突的問題，往往會導致越想解決問題，問題越嚴重。最后提出的很多方法倒是有利于城市，而不利于農村的，有利于人，不利于自然，有利于發達地區，不利于不發達地區。
社會管理機制也很重要。和諧社會的建立必須通過社會組織，與社會自治的發展有關系。我國的村民委員會、城市的社區管理一直沒有發展起來。政府一定要鼓勵這種組織，以組織化的形式出現的沖突，比分散化的沖突要好。所以，要培育社會自治組織，培養行業協會。我們要從制度上去思考一些問題，為和諧社會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制度基礎。
《市場報》 (2005年03月08日 第二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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